王维的一生经历过哪些大起大悲-他的心境有着怎样的变化-

“同病相怜”，意为患有同类疾病或有同样不幸遭遇的人，往往会互相同情和怜悯，这应是人之常情，至于多情善感的王维，则肯定更会如此。有人说：“中国五大第一流诗人(指屈原、曹植、陶潜、李白、杜甫五人)的本身都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王摩诘却没有。”这儿所谓“悲剧”，“绝非仅指人生际遇上的悲惨无助而已，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永远摆不平。”[1](P33)其实，王维一生始终被现实隐忧和苦恼缠绕不已，即使他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心理安慰和精神解脱，但也不可排除他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出世和入世的彷徨等内心世界的不平。金五德曾经强调说：王维一生的基本心态是不平则鸣[2](P87-92)；徐乐军也说：王维亦官亦隐的心态是其悲剧性一生的表征[3](P41-47)，这些论述，着眼点都是如此。王维就基于自己“悲剧性”遭遇，往往在诗歌创作中对一些身处不幸的人表达了深切的同病相怜之情，本文从三个方面试以论之。

一、对贫寒志士的同病相怜之情

王维在《不遇咏》诗中说：“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4](P80)他原有济世救民的政治抱负，真不甘止于白面书生，但平生并不如意，备尝磨难，总是感到生不逢时、壮志难酬。正因此故，他诗歌作品中的同病相怜之情，对那些怀才不遇的寒士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偶然作》其五通过“斗鸡”神童之得宠幸和“昂藏”贤才之被遗弃的鲜明对比，同情并慨叹那“客舍儒生”虽然“读书三十年”并服膺圣贤之教，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4](P76)。这是王维对当时不合理、不公正世态的愤懑不平，“特其寄托高远，意思深厚”(明·钟惺《唐诗归》卷八)[4](P77)。《西施咏》就把对寒士的感慨寄托在西施的故事里。西施在天下人都看重女人外貌“艳色”的背景之下，早贱而晚贵，以致“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这对“邻家子”[4](P906)而言，是决不可希求的。在此，如果说是以西施比喻当时朝廷的宠臣小人，“邻家子”就代表外貌虽差些，心性却美好的妇女，也就是比喻出身贫寒而颇有才德的士人。“这首诗‘别寓兴意’(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抒发怀才不遇的下层士人的不平与感慨。”[5](P6)《洛阳女儿行》也通篇写尽权贵少妇的娇贵之态，最后则以“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4](P5)作结。当时王维正年轻气盛，游历两京，谋求进取，在耳闻目睹豪门红楼玉女的矫情作态之后，禁不住发出不平而鸣之音。那貌如美玉的西施贫贱时江头浣纱却无人怜爱，真是世态炎凉，王维在此则以贫女喻寒士，以美色喻贤才，寄托了对贫寒贤才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感慨。诗中西施的比喻形象与前诗不同，但两诗结句的寓意却一脉相通。所以，清人沈德潜说：此诗“结意况君子不遇也，与《西施咏》同一寄托。”[6](卷五，P175)《冬日游览》和《和陈监四郎秋雨中思从弟据》诗中又借用汉代司马相如称病辞官家居茂陵的故事比喻寒士的孤寂，抒发对此强烈的愤慨之情。

王维对贫寒志士的不幸遭遇的慨叹与愤懑，都源于其对寒士的同病相怜之情。他在哀悼友人夭折时，对其“才雄望羔雁，寿促背貂蝉”的悲剧人生深表痛惜，并怨恨上天说：“何辜铩鸾翮，底事碎龙泉？”[4](《哭祖六自虚》，P7)进而憎恶那些自己并无功德而“多承明主恩”的权贵，并要求他们“须识苦寒士，莫矜狐白温。”[4](《寓言》，P47，49)可见其深厚、真实之情。清代牟愿相曾说：“王、孟并称，王厚；王、韦并称，王真”(《小澥草堂杂论诗》)[4](P1283)，应即指此而言。

王维对寒士的同病相怜之情，也表现于对他们失志的安慰、超脱的勉励。如《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说：“既至君门远，孰云吾道非？”“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4](P27)《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中还说：“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无庸客昭世，衰鬓日如蓬。”“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4](P222-223)王维以宽容和超脱的心态，宽慰落第友人，并对他们怀才不遇的现实遭遇表达了同情与愤懑之情，并表达了最终能“使落第(弃官)人绝无怨尤”[6](卷一，P16)的美好愿望。王维晚年看透人间事理，对失志的友人强调“人情翻覆似波澜”，“世事浮云何足问？”[4](《酌酒与裴迪》，P435)此则更符合道家的学说。

此外，王维往往对那些解印归田、拂衣归山的隐士吐露仰慕和向往的真情，而且表示相从归隐的意愿，这同样也是基于其同病相怜之情。如《济上四贤咏·崔录事》说：“解印归田里，贤哉此丈夫！……已闻能狎鸟，余欲共乘桴。”[4](P43)《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说：“念君拂衣去，四海将安穷。……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4](P222-223)他既赞叹和羡慕贤士归隐田园，又向往罢官归隐后的生活。《登楼歌》说：“时不可兮再得，君何为兮偃蹇？”[4](P385)王维在此奉劝官场失意的友人说：岁不我与，仕途却不足留恋，应该早日退隐。《送友人归山歌》也用欣羡的笔调描写友人的归山隐逸生活后，还说：“愧不才兮妨贤，嫌既老兮贪禄。誓解印兮相从，何詹尹兮可卜！”[4](P387)《送别》说：“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4](P565)基于对人世富贵荣华的否定，诗人送别友人失意归山竟无离情别绪，在赞美和艳羡之余，进而劝说：“白云无尽，足以自乐，勿言不得意也。”[6](卷一，P15)《送张五归山》说：“几日同携手，一朝先拂衣。……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4](P274-275)在身官心隐、久有归意的诗人看来，友人的“先拂衣”的确是极其羡慕、向往之事。《送六舅归陆浑》说：“伯舅吏淮泗，桌鲁方喟然。悠哉自不竞，退耕东皋田。……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4](P564)诗人对于伯舅退隐躬耕，自发共鸣，欣羡、赞叹不已。

王维是传统官僚门第的长子。由于细年失父，他在家境式微之时不得不代父负起养家的重担，15岁就背井离乡，以谋取功名富贵，但仕宦生活并非平步青云。他约在开元十四年自济州归还京都时，目睹“陌上别离人”，触景生情，就以《观别者》诗，抒写贫士不胜贫穷，为全家谋生而不得已辞家远行的悲哀，寄托了对负责家计的长子贫士的同病相怜之情。诗中说：“不行无可养，行去百忧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邻。”[4](P68)贫士在“饥来驱我去”[7](《乞食》，P93)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谆谆嘱咐兄弟好好侍奉父母，含泪起程，依依惜别。当时诗人也由于“世网婴我故”，即“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4](《偶然作》，P73)，独身宦游已多年。因此，他深切体谅这位为衣食所驱的贫者的苦衷，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和深切的同情，“看之泪满巾”[4](P68)。明·钟惺评此诗云：“观别者与自家送别，益觉难堪，非深情人不暇命如此题。”(《唐诗归》)[8](P629)此说颇为中肯。

二、对不幸女子的同病相怜之情

清朝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放臣弃妇，自古同情。守志贞居，君子所托。”[9](P167)爱国诗人屈原曾多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描绘君恩无常。士人的怀才不遇和女人的貌美见弃在感情上实有相似之处，便使士人对女人的不幸遭际同情共感、同悲共叹。后世文士很自然在创作上多以思妇的怨恨寄托自己仕途上失意的幽怨。王维也不例外，这同样是以其同病相怜之情为基础，也就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如《班婕妤》三首写婕妤失宠、退居东宫后的哀怨之情。主人公在孤灯不灭，秋草日生的冷宫里，不胜无限寂寞，禁不住直发“君王恩幸疏”、“朝下不相迎”的不平，并倾吐“那堪闻风吹”、“花间语笑声”[4](P238-239)的叹息，确实“不是思君是恨君”[10](刘皂《长门怨》，第七函，P1194)，凄切有情。《扶南曲歌词》五首说：“倾国徒相看，宁知心所亲？”“日暮归何处？花间长乐宫。”[4](P551-552)从中不难窥见宫女外华内空的孤寂和痛苦的内心世界。

王维几首闺怨诗的基调也是与此如出一辙。《早春行》抒写春闺少妇出游弄春，以期驱除别离之苦，但触景生情，春游却更加深了相思之苦，含悲落泪返归空闺，想到丈夫迟迟不归，则“更生疑”，还深切感到：“不及红檐燕，双栖绿草时”[4](P554)，可见思妇“半是悲哀半是愁”[10](杜牧《寓题》，第八函，P1333)的曲折之情。《晚春闺思》诗中的女人和此诗中的少妇同命相怜，虽“新妆可怜色”，但无人赏爱，痛恨不已，何况“向晚多愁思，闲窗桃李时”[4](P308)，如之奈何？《羽林骑闺人》写禁兵妻子在秋天月夜，“城中管弦思”的气氛下，思念丈夫，久待“终不至”的悲怨心情。诗中“离人堂上愁，稚子阶前戏”[4](P576)的深层对比，正如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10](第四函，P545)以稚子不解“堂上悲”而只耽于“阶前戏”的光景更衬托闺人相思的孤独和凄苦，深沉动人心弦。末联又以“左右寂无言，相看共垂泪”[4](P576)间接描述闺人内心的怨恨之情，从中也足以窥见诗人的同情之至。正如张戒《岁寒堂诗话》所言：“盖摩诘古诗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8](P705)《失题》写征妇的相思之情。诗中所谓“荡子从戎十载余”，正表示征妇长年盼夫归的无限苦情。战争给征妇带来的长久思念是一种强烈的煎熬，但她只在去日叮咛丈夫“归雁来时数寄书”[4](P412)，充分流露内心的失望和痛苦。《杂诗》其一写闺人的强烈思夫盼归之情，也只问：“寄书家中否？”[4](P641)二诗都“不作怨语，而遥情深恨，跃然言外。”(《千首唐人绝句》)[8](P749)

此外，我们还注意王维20岁作于长安的《息夫人》一诗：“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4](P21)当时诗人虽往来诸王之门，但后来回忆说：“少年不足言”[4](《谒璿从》，P179)，可见他对自己“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4](《赠从弟司库员外絿》，P349)的悔恨。此诗既是咏史诗，也是讽刺诗，借春秋时息侯夫人的不幸遭遇，讽刺当时宁王李宪夺饼师妻子之事。诗中末联“既表现出一个无法抗拒强暴势力凌辱的弱女子内心的无限哀怨，并流露了诗人对她的同情。”[5](P10)息夫人和饼师妻都“一妇人而事二夫”[11](《庄公十四年》，P1237)，心却忆念旧夫，深感凄恻，双泪垂颊，这种处境和王维后来在张九龄失势、李林甫得宠后“不得已”的亦官亦隐生活，以及晚年“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4](《责躬荐弟表》，P1126)的遭际在意识心态上颇有相类。无怪乎诗人早已对息夫人“弗能死”[11](《庄公十四年》，P1237)的软弱态度寄予了解和同情。这很不同于杜牧对息夫人的评价。杜牧在其《题桃花夫人庙》诗中评息夫人说：“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10](第八函，P1326)诗中将息夫人与为情义坠楼而死的绿珠对比，“正言以大义责之”(清·王士禛《渔洋诗话》)[12](P208)。

三、对不遇将军的同病相怜之情

王维在盛唐气象蓬勃的时代环境里，早年血气方刚，处世态度较为积极进取，充满如“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4](《少年行》，P34-35)一般的豪迈气魄和激情。但他初仕则贬后，一生官场坎坷，逐渐体会到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目睹不少将军有志难酬、有功不赏的不合理现实。因此，王维既很必然地又很自然地对一些将军的怀才不遇、不幸身世怀有同病相怜之情，对他们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关心、理解。如《陇头吟》以深切同情的笔触抒写“关西老将”屡立战功却得不到应得升赏的悲愤之情。诗中“长安少年”登上戍楼满怀建立边功的热忱，让人联想起老将当年的形象；老将现在的冷落末路，又莫非是少年未来的悲愤结局？老将虽曾“身经大小百余战”，而未被重用，只有“麾下偏裨万户侯”，令人“不胜愁”、“双泪流”。[4](P145)诗中最后提及汉朝苏武出使匈奴，历尽艰辛，以身许国，多年才回朝，却只得到闲职一个，以此揭露和谴责这些朝政黑暗、赏罚失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老将行》写一位百战老将凄凉寂寞的身世和忠君爱国的精神。他年轻时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而赏薄不侯，有功弃置，之后，“便衰朽”、“成白首”，生活极其寂寞清贫。他虽雄心未泯，跃跃欲试，以致“羽檄交驰日夕闻”[4](P148)，则重燃立功报国的热情，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3](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P32)，但在赏罚不公，志士见黜的社会里，哪有机会被重用，能“得燕弓射大将”呢？诗中所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4](P148)，就是他的大发牢骚。由此可说，诗人“在老将悲壮感人的形象之中，也抒发了寒士怀才不遇、饱受压抑的愤懑不平。”[14](P331)唐汝询《唐诗解》所云“摩詰未冠擢进士第，一历三十年，而官不显，禄山之乱以罪废，故为老将之辞，以自况也”[15](卷九，P131)即是也。

此外，《李陵咏》诗中所描绘的李陵是个一代名将，与上述二老将有所不同，但他也未免“数奇”，终致怀有愤恨之情。该诗题下原注：“时年十九”①，写李陵的不幸遭遇和痛苦心情。李陵是汉朝出身于“三代将门”[4(P14)的虎将，“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16](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P2480)。天汉二年，他又率兵五千人，与匈奴交战，“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对抗匈奴八万大军，而兵矢既尽，救兵又不到，“遂婴穹庐耻”。诗中说：“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4](P14)诗人认为，身为汉将之后，自小蒙恩的李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16](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P2487)，而他之所以未能死，仅是由于拟欲将得到机会立功自赎以报答汉朝。由此“也可看到他(王维)在安史之乱时忍辱期待唐王朝恢复两京的思想由来。”[17](P9)此诗最后还说：“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4](P14)诗人非常同情李陵遭受遗弃的孤独、投诉无门的寂寞，正如顾可久说：“能道陵意中事”；黄周星在《唐诗快》中说：“子长尚不能相理，子卿安能相理乎！写出无可奈何，足令鬼神饮泣。”[4](P16)

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说：“诗以言志，古之作者，如……王右丞……之属，其诗具在，尝试以平生出处考之，莫不各肖其为人。”[4](P1278)徐增《而庵诗话》又说：“诗到极则，不过是抒写自己胸襟，若……唐之王右丞，其人也。”[4](P1279)正是如此，王维的人生历经坎坷不平，始终离不开现实隐忧和苦恼，赋诗言志时常流露出一代“高士”的幽怨。他在诗歌创作上借贫寒志士、不幸女子，以及不遇将军的悲叹和哀怨，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怨愤，这无疑是基于其同病相怜之情而来的。至少就这些作品而言，说王维“诗中有画，不若诗中有人”[4](P1284)，无疑是很正确的。

注释：

①刘晓林《穷途悲歌，沉郁苍凉——王维“咏史诗”的艺术意蕴》(收于《王维研究》第四辑)认为从其内容来看，此诗似乎不可能写于19岁，还说根据诗中所表现的感情，可以推测应作于晚年，即迫任伪职之后。此着眼点在于诗人失节的遭遇及其后的心灵与李陵有相似相通之处。此说颇有见地。诗人的这种体验和感悟，固然可能是亲身经历而来的，但也可能是天性而来的。所以，我们确证前，仍需慎重否定原注，至少以存疑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