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的特点和风格

一

在文学史的接受视域中，王维比不上李、杜那样的烜赫地位与深远影响，但在当时以都城为中心的开天诗坛，王维却是最为重要的核心人物。同时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中就以王维与王昌龄、储光羲为开天诗坛代表人物，稍后独孤及在《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则认为沈、宋之后的大诗人当首推王维与崔颢。唐代宗李豫对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进而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不仅从文学渊源、艺术特征、社会价值等方面对王维诗加以全面的高度评价，而且明确指出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并为开天时期“天下文宗”的实际地位。唐后期至宋代，李白、杜甫声誉如日中天，王维虽已退出“天下文宗”的地位，但是王维诗所特有的渊雅风貌，仍然深深吸引着广大文人。虽然在大多情况下，人们认为李、杜而下，王维“当为第一”（注：许顗：《许彦周诗话》。），但在某些特定场合，文人味十足的王维似乎更具艺术魅力。如陆时雍《诗镜总论》就对“世以李、杜为大家，王、孟、高、岑为傍户”颇有微词，特别指出王维“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徐增《而庵讲话》亦对“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诘者甚鲜”的现象表示不满，并暗以“天子”、“妙悟”喻王维，以“宰相”、“师承”比杜甫。尤其在崇尚“唐音”的时代风气中，“唐之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注：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王维诗往往被视为最典型的“唐家”表徵。

细察历代论家对王维诗特征的把握与评价，其间亦似有微妙的变化。先看当时人对王维诗的推崇，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云：“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着重点显然在于“秀”、“雅”二字；代宗在对王缙《进王右丞集表》的《批答手敕》中更明确认为王维之所以取得“天下文宗”的地位，一方面在于“抗行周雅，长揖楚辞”的骚雅传统的承接特点，另一方面在于“泉飞藻思，云散襟情”的秀藻逸韵的表现方式；杜甫《解闷》诗亦云：“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同样着眼于其风流秀雅的情味特征。再看后世人对王维诗的评说，如唐末人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云：“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已拈出“澄淡精致”、“韵外之致”为其主要特征；其后殿最在《王右丞集笺注序》中进而云：“唐之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时比肩接武如孟襄阳、韦苏州、柳柳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韦体淡而平，柳致幽而激，唯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彻中边，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欲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在对同一流派众多诗人的比较中，突出王维诗“如秋水芙渠，倚风自笑”（注：魏庆之：《诗人玉屑》，引自《臞翁诗评》。）的天籁自然的极高境界；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亦称其“尤长于佛理，故其擒藻奇逸，措思冲旷，驰迈前矩，雄视名俊”，从佛禅境界与艺术境界通融转换的角度揭示出王维诗的旷逸心理与冲淡风致。

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王维诗在当时人与后世人的接受观念中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究其根源，如果说，当时人着重于其秀雅的语言表达方式，乃在于以都城为中心的诗坛形成在浓郁渊雅的文化氛围中对雄整高华的艺术情趣的普遍追求的总体趋向，也就是说，王维诗作为都城文化的集中体现，其秀雅的表达方式恰恰得到共时性文化精神的认同。那么，后世人着重于其闲淡的艺术精神风范，则在于随着艺术意境理论的渐趋成熟促使以情景交融为主要标志的审美范式的确立，也就是说，王维诗作为情景交融的典型体现，其淡远的诗境蕴含恰恰造成历时性审美心理的沟通。

从王维诗歌创作的本身看，这种接受观念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也正是诗人基于处世心态的变化、审美趣味的转移而造成的创作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说，对应着当时人对其词秀调雅的着重点，是王维前期创作中作为都城文化的集中体现；对应着后世人对其闲淡诗风的着重点，是王维后期创作中作为意境范式的审美建构。当时人注重的是普遍性的时代氛围，后世人注重的则是创造性的艺术成就。由普遍性的时代氛围到创造性的艺术成就，固然可见王维在其诗歌创作全过程中的探索轨迹、最终追求乃至历史价值。然而，就其存世作品的整体看，这两大方面却并不能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前期部分，王维则失去了其一代文宗的实际依据；如果缺少了后期部分，王维诗则失去了其历史价值的根本特征。而从文学史研究角度看，垂范后世的历史价值显然有着接受增殖效应，对把握文学史嬗递进程实有重要意义，但一代文宗的实际地位无疑又具激荡风会作用，更是复现文学史原生状态的直接依据；因此，对于王维作品的研究，也就不能完全局限于后世论家那样以“淳古淡泊”、“清深闲淡”之类并不完整的印象来加以概括，而是应当以上述两大方面为依据，对王维诗加以动态的完整的把握。

二

王维成为开天时期以都城为中心的诗坛的核心人物，除其早年入歧王府声名“独步于当时”的实际经历以及众多文士以其为中心的交游关系外，其诗歌创作本身作为时代风会与文化氛围的最典型表征应当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概括地看，这大体表现在盛世时代精神的体现、都城审美趣味的取向、文学传统渊源的综融等三个方面。

第一，晚年给人留下闭门寂处的深刻印象的王维，在其早年实际上与开天时代任何一位怀抱功业愿望的诗人一样，充满着追求不朽功业的理想与抱负，在其早期作品中也同样充满着昂扬奋发的情调与宏大壮伟的气势。试看其21岁时所作《燕支行》：

汉家大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此诗作于王维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时，因而其在此前虽未曾有过出塞经历，诗中却充满着追求边功的慷慨豪情，描绘出壮伟激烈的战争场景，这显然是其内在襟怀意气的迸发与外化。联系其大体同时期的作品《老将行》中的“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等诗看，则更为全面地展示出诗人既任侠豪爽又积极进取的少年意气与壮伟豪情。虽然，亟欲建功立业的少年王维在入仕之初旋即遭贬济州，在初尝宦途艰险的同时油然而生“闭门成隐居”（《济州过赵叟家宴》）的避世之念，但是“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的社会风气与时代精神，又无疑在诗人的切身感受中产生强烈的心灵吸引力。因此，当王维在开元二十三年由张九龄荐举任右拾遗之后，心中重又燃起对功业追求的希望之火，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与壮阔的襟怀抱负也在其诗歌作品中又一次强烈地体现出来，这在其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间以监察御史出使凉州为河西节度使幕府判官期间表现最为突出。在这期间，王维写下了数量可观的边塞题材作品，像《陇西行》、《从军行》、《陇头吟》、《凉州郊外游望》、《使至塞上》、《凉州赛神》、《出塞》之类，无论是从创作环境、表现内容，还是从风格情调看，都算得上可与高、岑诗媲美的典型的边塞诗。其中最著名的如《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此诗即是王维出使河西途经居延时所作，诗以中二联的杰出写景而成为千古名篇，但是这里的写景却与其笔下闲淡幽寂的山水田园之景截然不同，而是以最具塞外地理特征与环境氛围的大漠、秋天为背景，以长河、孤烟、归雁、征蓬为空间实体，在整体氛围与具体景物的融揉之中，通过“出”、“入”、“直”、“圆”四字的传神妙用，使人如历其境。同时，在这样的生动组合之中，一扫“孤烟”、“落日”本来具有的荒漠之感，而是通过将“直”的烟与“圆”的日置放于具有无限广度的大漠与具有无限长度的长河之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几何图形式的视觉效果，显现出一幅既简洁朗旷又雄浑粗犷的塞外风光图景。这一画面本身，无疑恰到好处地构成与诗人其时怀抱情思的互激互释关系。又如《凉州郊外游望》：

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如果说，前诗对雄阔的塞外风光的全景般展示，表现了诗人初至塞上之时对置身环境的全新视野与感受，那么，此诗对奇特的异域情调的细腻的描绘，则显示了诗人居留边塞期间对民情风俗的深入体察与了解。同样是边塞题材中的重要内容，细察起来两者却又有着层次上的不同与区别：前者作为现象的感受，在一些未曾真正出塞仅以惯用事典词语构撰边塞题材的诗人笔下亦有想象式描绘，而后者为民俗的体察，则非真正身临其境者而不可道。对此，除了王维此诗及《凉州赛神》中的“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之外，开天诗人中只有岑参描写得最为丰富而生动，再看王维《出塞》诗：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从诗题下原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看，此诗亦正作于出使河西期间。但从表现内容看，又与前引两诗有所不同，其以出征将士奋勇豪情与边塞战场旷阔肃杀氛围为直接描写对象，也正是边塞题材中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展示与最激昂奋发的精神内容。诗中盛赞边将战功，期待封侯万里，充分显示出一代士人以边功为追求的精神与信念。在艺术表现上“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乃称题，收赐有功得体，浑颢流转，一气喷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水之浮天”（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六。），而究其根源，乃因“其中年才气极盛之时，此作声出金石，有麾斥八极之概矣”（注：姚鼐：《今体诗钞》卷十一。）。由此可见，建基于壮伟襟抱的边塞题材的创作，正典型体现出以强劲风骨为崇尚的审美祈向。作为以山水田园诗垂范后世的诗人王维作品中实际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有力说明了开天时代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边塞诗派，边塞题材创作与风骨审美表现乃是开天诗坛的普遍艺术现象与鲜明时代特征。王维正是在其政治、文学生涯的一开始就走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前列，才有可能取得一代“天下文宗”的地位。

第二，开天时期由于文人思想的活跃与交往的广泛，固然促使诗坛呈现出多样的姿采与全面的繁荣，然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的吸引力以及广大文人竞相汇聚都城的趋附性的双向作用，都城又显然成为诗坛的真正中心，以浓郁的人文文化氛围与深厚的艺术修养积聚为标志的都城文化品格情调也就自然成为诗歌艺术崇尚的重要内容。开天时期的都城文化，一方面固然体现着积极向上、高朗阔大的时代精神风貌，另一方面随着文化修养的积聚与提升，同时也显然包含着一种高雅化趋向，这在诗歌审美上的反映，就表现为对精雅的艺术形式的追求与崇尚。王维早期作品所显示出的雄整高华、精密雅致的特点，正是这一艺术趋向中的突出代表。唐诗中的精雅表现，首先在于贵族化的宫廷文学，到武后时代随着诗坛中心由宫廷向社会的转移，精雅化程式化逐渐被个性化多样化取代，而开天时代诗坛中心向都城的重新汇聚，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贵族化精雅化文学在另一种层次与意义上的复归。因此，开天时期都城诗审美趣味与艺术表现，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精雅的宫廷文学遗传因子。王维的许多作品就表现出这一特点，如其《敕借歧王九成宫避暑应教》：

帝子远辞丹凤阙，天书遥借翠微宫。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仙家未必能胜此，何事吹笙向碧空。

此诗作为宫廷文学的遗承，不仅在于应制题材的本身，而且在于对宫阙景象、皇子出游的颂美以及以天宫仙境的比附方式。试比较苏颋《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中的“主第山门起灞川，宸游风景入初年。凤凰楼下交天仗，乌鹊桥头敞御筵。往往花间逢彩石，时时竹里见红泉。今朝扈跸平阳馆，不羡乘槎云汉边”，可见构思遣词皆如出一辙。杨载《诗法家数》评王维朝中应酬之作“如宫商迭奏，音韵铿锵，真麟游灵沼，凤鸣朝阳也”，实际上正可作为此类作品之通评。当然，作为开天都城诗风中的代表人物，王维对宫廷游宴诗表现方式的承续毕竟是不多见的，而较多的现象乃在于对贵族化文学的精巧雅致的构思方式的运用，如其著名的少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客怪异乡之孤独感受，每逢佳节时乡思之倍增，此诗成功之处固然在于以简略语言写尽人人心中皆有之体验，但其更显独特之处却又不能不归之于设笔兄弟登高思念自己的巧妙构思，从而构成一种抒情诗的表现范型。杜甫《月夜》中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其中乱离沉痛之感自与王维诗情调迥异，但设笔家人念己的构思方式却显然源自王维。此外，王维此诗在句法的修饰性方面也能找到更早的渊源。试看善于吸收宫廷诗修饰方式写送别诗的王勃所作的“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带江流。已觉逝川伤别念，复看津树隐离舟”（《秋江送别》），此诗着重于眼前景物的变动来抒伤别之情，与王维诗构思方式不尽相同，但首句以两“早”字重复的句法以增加氛围感，却与王维诗首句以两“异”字重复的句法及其效果完全相同。再看王维的《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题一作《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任职京城时的著名送别诗。此诗特色全在情感随末句的地域层次而展开，“阳关在中国外，安西更在阳关外，言阳关已无故人矣，况安西乎”（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以分别为契机，由渭城至安西不再是一块完整的地域，而是以有无故人为标志划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以预设之想的方式浓化了现实之情。试比较王勃《秋江送别二首》之二的“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王勃此诗运用了宫廷诗中惯用的“谁谓”之类巧妙的问答方式，通过与友人的离别，得到“江水”、“山川”已分为两个不同世界的感受。如果说，前一例中，王维主要承袭了王勃诗的句法，那么，后一例中，王维则主要沿用了王勃诗的构思方式。可以说，王维的《渭城曲》正是因为这种精巧构思的运用，造成“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注：李东阳：《麓堂诗话》。）的盛况。甚至在田园诗中，王维也有“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这样的直接承袭宫廷文学大师虞世南的“陇麦沾逾翠，山花湿更燃”（《发营逢雨应诏》）那样精巧修饰的诗句。至于王维诗再次启发了杜功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的对比表现艺术，则更可见出一条修辞艺术的系统已经形成。当然，胸怀宏大抱负的王维诗作，虽然在表面上表现出修饰倾向，但显然并非那种虚内华外的宫廷式雕饰方式，而是往往充满强劲的内质与雄阔的意境，如《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诗中体物精细，诗味隽永，当是王维早年作品。全诗在整密体格中充满豪壮的情怀，写长安之事却表现出如同边塞题材那样的强劲风骨气势。不过，作为在当时诗坛的主要影响，此类作品中“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九。）的整密精雅的体格特征与表现方式的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像《老将行》、《出塞》之类真正的边塞之作，为人称颂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其“最有法度”（注：王士禛：《师友诗传录》。）、“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注：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六。）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本身。由此看来，王维诗为何在当时仅以雄整高华、词秀调雅而为人称颂并由此成为众多诗人崇附的中心，似已可见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三，入唐以来，由于南北文化的长期并存与互渗，特别是开元初年以北方诗人群、吴越诗人群及张九龄为代表的三股诗潮表现出南北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尚的融合趋向的推激，促使开天诗坛形成以综融南北为显著标志的、包含文学传统与文化精神因素的审美主调。如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就是意在荟萃开天诗坛精华，对于其所体现出的时代性艺术特征，除以“声律风骨始备”作抽象概括之外，进而认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就已不仅仅局限在“声律”、“风骨”的表现特点层次，而是进而涵括了新声古体、风骚渊源以及表征为北方文化遗传的建安气骨与表征为南方艺术趣味的齐梁词采的两种文学传统的交融等多层次内容。从文学传统、审美趣味及地域文化的对应关系看，建安气骨与齐梁词采自然成为最具概括意义的概念，开天诗人综融南北文化的审美理想也就往往以此为标举。固然，入唐之始，魏征就明确提出兼取南北文学之长的主张，他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云，对于江左清绮之辞与河朔贞刚之义，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但其所谓的“贞刚之义”，在当时主要是就风雅政教意义而言的，直至四杰之时建安文学仍在“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的认识中处于受到正统文学排斥的地位。其后，经过陈子昂对风雅比兴与建安气骨的统一，张说、张九龄进而分别以“奇情新拔”与“属词丰美”的结合而“得中和之气”的理论主张、“含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的创作实践，客观上为开天诗坛建安风骨与齐梁词采的全面融合打开宽广通途，但在其实际的索求中，却并未有意识地抓住“建安”、“齐梁”这两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概念。纵观唐诗发展的历史以及开天诗坛的实况，在这两大文学传统汇融的必然进程之中，最早明确提出融合建安、齐梁文学风骨体貌并形成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的是王维。他在《别綦毋潜》诗中写道：

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

这首诗全篇虽为送别綦毋潜之作，但王维与綦毋潜是亲密文友，这两句由论文触发而出，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綦毋潜的赞赏，而是包含着王维自己的文学思想与主张。所谓“建安体”，就是建安文学的强劲风骨，所谓“江左风”，就是齐梁文学的秀美风华。在这里，王维明确地以“建安”、“江左”为标举，正是意在展示通过这两者的融合而形成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艺术理想境界。这种文质并重的艺术理想，在王维文学理论中，既包含着甚为广泛的内容，又具有实践性批评的意义。如其《送高道弟耽归临淮作》云“颇学毛公诗”，《送李补阙充河西支度营田判官序》又云“五经在笥，一言蔽诗”，强调宗经学诗，将质的内涵与传统政教文学观联系起来。在更多的情况下，质文被用于艺术表现的丰姿神采的标举，如《戏赠张五弟諲三首》之二中称赞张諲诗书“染翰过草圣，赋诗轻子虚”，《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亦赞扬韦斌诗书“文言蔚于兴表，笔态姹于力外，子虚、上林，敢云雄似，黄庭、团扇，方议雁行，动翔凤之咏，启迪古诗，下流水之书，敦崇雅诰”，显见对并重雄强骨力与秀媚词采的理想境界的崇尚。与王维同时诗人固亦有自觉意识，如王昌龄《诗格》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仅及意格声律关系的普遍性理论问题；高适云“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则基于内在真情的充溢而偏重于风骨一端的追求；李白曾明确提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的并重建安风骨与齐梁词采的艺术主张，但他又曾对“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的文学传统一概加以否定，带有四杰、陈子昂以来或否定建安或排斥齐梁的狭隘风雅观的遗存色彩。再者，这些诗人年辈虽皆基本相仿，相似的理论主张正体现了时代风气之共成互激，但从具体行年及影响看，显以王维最为重要。王维十五、六岁时即游两京，二十岁前已名噪诗坛，成为都城诗人群中的核心人物；而李白二十五岁始出蜀，四十二岁才被召入京城，他提出成熟诗学理论的作品都作于50多岁的晚年，对开天诗坛的影响，显然与王维不可同日而语。其后，杜甫在《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等组诗中，形成较为完整的诗学观点与审美理想的表达，对各种文学传统与前辈诗人都采取转益多师、兼融并蓄的态度，显示出在与王维诗学观的一致趋向中的发展与深化，但是杜甫年龄不仅小王维10多岁，而且主要作品皆写于天宝以后* 的晚年，因此，杜甫诗学观的形成乃至影响，都已是开天时代之后的事了。正是由于王维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同侪的鲜明的理论意识，造成其少年之作即已显出健拔丰实的情感内质与优美秀雅的文辞形式完美结合的特点，如19岁时所作《桃源行》，就被认为“古今咏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极”（注：翁方纲：《石洲诗话》。）。王士禛《池北偶谈》进而将其与韩愈、王安石二人所作相比，“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强，不免面赤耳热，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正着眼于一味笔力意思努力挽强与骨力文辞融揉自如的区别。再如其20岁时所作五绝《息夫人》，虽仅20字，竟成千古绝唱，18岁时所作《哭祖六自虚》，则以三十二韵排律的长篇构成章法严饬、藻赡情长的艺术整体。他如《赠裴十迪》、《瓜园诗》、《纳凉》、《济上四贤咏》、《洛阳女儿行》、《题友人云母障子》等早年诗作，亦皆无不可见“格调既高，而寄兴复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表现特点。由此看来，王维既诗名早著，又具自觉的理论意识，且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具体内涵恰恰适应推激着融汇建安风骨与齐梁词采的诗史进程与审美祈向，正是其超越同侪而率先成为继张说、张九龄之后的开天诗坛核心人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