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古诗中划时代的杰作——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712)，死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生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与李白并称、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四年(755)]为界线，可分为前期和后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长诗的出现，就是由前期转向后期的显明标志，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主导思想。
 杜甫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王朝的名将，精通儒家经典，自谓“有《左传》癖”，著有《春秋长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祖父杜审言，武则天时做过膳部员外郎，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县令。杜甫自己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说：“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可以看出，他出身于一个有着儒学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也是以此自豪的。
 杜甫青壮年时期，读书游历，过着“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正因为比较“快意”，所以尽管南游吴越，北游齐赵梁宋，跑了许多地方，却浮在社会的上层，没有深入人民生活，因而末能写出比较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
 累代“奉儒守官”，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自然要走“学而优则仕”，以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道路。所以他“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天宝五年，来到唐王朝的京城长安，想通过考试进入仕途。他毫不掩饰地说：“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事与愿违，“要路”难登。天宝六年，唐玄宗“诏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到长安应试。杜甫抱着极大的希望参加了这次考试，满以为凭着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的才学，从此可以脱颖而出，青云直上。不料主持这次考试的李林甫堵塞贤路，搞了个大骗局，连一个人也没有录取，却给唐玄宗上表贺喜，说什么“野无遗贤”。意思是：像我李林甫这样的宝贝早被求贤若渴的皇帝陛下一个不漏的弄到朝廷里来了，剩下的都是些大草包，不堪入选。这件事，使杜甫认识到被权奸李林甫之流把持着的朝政是多么黑暗!他在《奉赠鲜于京兆》一诗里愤慨地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这时候，杜甫的家庭早已没落，他困处长安，不但不能“立登要路”，而且“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连生活也难于维持。到了后来，“长安苦寒谁最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简直贫困到挨饿受冻的地步了!加上疾病的折磨，把当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杜甫，弄得“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就这样，他从社会的上层跌落下来，逐渐接触了人民的苦难，看到了“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的社会矛盾，思想感情也跟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杜甫在长安困处十年，直到天宝十四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的官儿，其职务是“掌武官簿书”，这对他的“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而且，上任不久，就感到这个小小官儿还不好做，必须趋炎附势，才能混下去。而这又不是他的特长，于是决意不干了，写了一篇《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梁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蓝田山有的是玉，但那东西究竟不能吃。所以他并没有到蓝田去，而是在这年十一月，跑到奉先县(今陕西省蒲城县)去看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子，写出著名的长篇五言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篇长诗可分三大段。从开头到“放歌破愁绝”是第一段，紧扣题中的“京”字，咏的是赴奉先县之前，多年来“许身稷契”、“致君尧舜”的壮怀。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是第二段，叙“赴奉先县”的经历，咏的是旅途中的感怀。从“北辕就泾渭”至结尾是第三段，写到家以后的感受，咏的是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忧怀。
 先看第一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两句冒下，接着写“拙”的内容。当杜甫浮在社会上层之时，已有“所历厌机巧”的感慨。而“拙”，正是与“机巧”对立的。所以这里的“拙”，原是愤激之词，是对于“机巧”的批判。“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正是“拙”的具体表现，因而自然引起了“同学翁”的耻笑。而他自己呢，尽管“取笑同学翁”，却“浩歌弥激烈”。你越耻笑，我越不肯放弃“自比稷契”的政治抱负;虽然“白首契阔”，穷愁潦倒，也是心甘情愿的。“同学”后加一“翁”字，外示尊敬，实含讽刺。作者在另一首诗里写过：“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人家正因为不“拙”不“愚”，善弄“机巧”，所以都早已官高爵显，衣轻乘肥，安得不尊之为“翁”!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两联一纵一收，与前面的“盖棺事则已……”呼应：朝廷既不用我，我满可以放浪江湖，悠闲自在地消磨岁月;然而好容易碰上了唐玄宗这么个在开元时期曾经一度“励精图治”的“尧舜之君”，可以辅佐他实现我的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怎忍丢下他不管呢!“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又一开一合：朝廷里充满了栋梁之材，难道还缺少我这块料?只是我对皇帝的忠诚出于天性，怎能使葵和藿的叶子不倾向太阳呢!“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以下，又是几番转折，几番吞吐，批判了只顾私利的蝼蚁之辈，感慨于自己由于“独耻干谒”而“误”了“生理”，归结到“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又回到对于“稷契之志”的坚持上。“此志”既不能实现，又不肯放弃，就只好“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借作诗饮酒排除内心的忧思愤懑了。
 关于“葵藿倾太阳”，《杜诗散绎》译为“向日葵生来就是随着太阳转的”，有的注本也把“葵”解为向日葵，不恰当。向日葵一名西番葵，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十七世纪，我国才从南洋引进，杜甫怎会见到?杜甫所说的“葵”系锦葵科宿根草本，《花镜》说它“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藿”，指豆叶，也向阳。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杜甫的这句诗，实取义于此，既表现自己“倾太阳”的忠诚，也包含“太阳”不为之“回光”、却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复杂内容，与上文“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和下文“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有内在的联系。而希望太阳回光，又是为了实现稷契之志。
 这一段，抑扬顿挫，千回百折，表现了作者因“稷契之志”无法实现而引起的内心矛盾，“拙”、“愚”、“取笑”、“独耻”、“忍为”等词，充满了愤激之情。对当时的统治者虽没有正面揭露，但意在言外。说自己因“愚”、“拙”而“居然成��落”、“取笑同学翁”，则“同学翁”因“机巧”而爬上去，自不待言。说自己“独耻事干谒”，则不以“干谒”为耻的，自然大有人在，也不待言。至于称唐玄宗为“尧舜君”，称李林甫、杨国忠之流为“廊庙具”，也不是真心赞扬。那“尧舜君”、“廊庙具”究竟是什么货色，作者在第二段里作了相当生动的描写。
 且看第二段。
 前六句写从长安出发的情景。天寒岁暮，百草调零，天衢阴森，疾风怒吼，作者就在这阴森冷酷的黑夜里从唐王朝的京城出发了。“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一路上，真把这位“敝衣百结”的“寒儒”冻得够呛!这六句，并非单纯写景，而含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在结构上，既反衬下面的“瑶池气郁律……”，又正映下面的“路有冻死骨”。以下“凌晨过骊山”至“霜橙压香橘”二十八句，写路经骊山时的所见所闻。按《唐书》记载：唐玄宗每年十月率领贵妃宠臣到骊山华清宫“避寒”。杜甫路过骊山之时，他们正在那里寻欢作乐：温泉之上，热气蒸腾，乐声大作，响彻天际。在羽林军的森严护卫下，有的在温泉里洗浴，有的在筵席上大嚼。那位“尧舜君”看见他的臣妾洗得漂亮、吃得肥胖，不禁龙颜大悦，赐以大量金帛。“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的杜甫怵目惊心，感慨万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土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彤庭”、“寒女”，对比鲜明;“鞭打”、“聚敛”，揭露无余。这里的“多士”，也就是第一段里的“廊庙具”;这里的“圣人”，也正是第一段里的“尧舜君”。作者在措词上，着重指斥“多士”，而为“圣人”开脱;然而事实明摆在那里，“君臣留欢娱”，“赐浴皆长缨”，究竟是谁在“留”、谁在“赐”呢?不正是那位“圣人”自己吗!那么，谁在默许“鞭打”、谁在纵容“聚敛”，也就昭然若揭了!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圣人’四句，言厚赐诸臣，望其活国，如共佚豫，便同弃掷矣。此以责臣者讽君也。”这看法相当中肯。以下八句，又从所见联想到所闻，矛头直指唐玄宗的舅子杨国忠和姨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况闻内金盘，多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皇宫里的金盘都跑到外戚家里去了，大概也是“望其活国”吧!然而外戚的表现又如何呢?“中堂舞神仙”以下六句，对他们的骄奢淫逸作了无情的揭露;然后概括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写出了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交互见义。上句以吃概穿，下句以穿概吃。“酒肉臭”，绫罗绸缎也必然堆积如山;穷得没衣穿以至“冻死”，饭也必然吃不饱。《岁宴行》里的“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也是这种写法。“朱门”，包括普天下的朱门;“路”，也包括普天下的路，具有普遍性。但这又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在这里，“朱门”首先是前面所写的朱门，“路”也首先是作者这时所走的路。那“冻死骨”，正躺在作者前面。宫墙内外，咫尺之隔，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于是诗人以“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束上起下，继续走他的“路”，十分自然地过渡到第三段。
 再看第三段。
 从“北辕就泾谓”到“川广不可越”十句，写从骊山向北渡河奔赴奉先的艰苦旅行。“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等句，是写眼前景，也象征时局的不安、险象环生。王嗣奭说：“‘天柱折’乃稳语，忧国家将覆也。”这说法颇有见地。接着的四句点明此行的目的：“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二十字凄怆动人。老妻弱子，寄居异县，自己流寓长安，残杯冷炙，哪有余钱接济他们!这次探家，也没有携金带银(囊中只有“餐玉法”)，只想和他们同饥共寒，作精神上的安慰罢了。然而可悲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想和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同挨饿受冻，也已经不可能了!“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和《羌村三首》中的“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写法相似。“里巷”之所以“呜咽”，大概也由于他们有饿死孩子的遭遇吧!“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中的“贫窭”是指自己，也包括那些“呜咽”的邻人，包括普天下所有的穷人。秋禾丰收，穷人仍不免饿死，那么粮食到那儿去了呢?回顾第二段所写的“聚敛贡城阙”等等，这问题就用不着再作回答了。结尾八句，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出身官僚家庭的杜甫享有免交租税、免服兵役的特权，总比平民百姓的日子好过些，然而还不免有饿死孩子的“酸辛”，那么负担租税、兵役的老百姓们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在结构上，又与第二段“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打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呼应。“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由“平人固骚屑”扩展开来，默思那些“失业徒”和“远戍卒”怎样活下去。“失业徒”，是被繁重的租税逼得倾家荡产的平民，统治者的“鞭打”、“聚敛”不断进行，“失业徒”的队伍也就不断扩大。“远戍卒”的灾难尤其深重：“明皇时则尤苦戍边。”“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广大人民有的已冻饿而死，活着的也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位“尧舜君”和他的“廊庙具”，却正在华清宫避寒，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毫不吝惜地挥霍着人民的血汗。诗人回顾出京以来所见所闻所遭所想，真感到了唐王朝的岌岌可危，而又徒唤奈何;于是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结束全篇。
 “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也是杜甫的主导思想。杜甫夸耀他的“奉儒守官”的家世，以“儒者”自居，他的政治理想，正是儒家的仁政主义。儒家的仁政主义，是以“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性论”为其哲学基础的。孟子曾说：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将要掉进井里去，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赶上去抢救他。这种“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正是“仁之端也”。所以，不管什么阶级的人，都可以成为“仁者”，都可以爱一切人。他提出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和“教民稼穑”的后稷，称赞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杜甫完全接受了孟子的这些思想。“窃比稷与契”，实际是“窃比禹与稷”，不说禹而说契，是为了押韵的原故。“许身”禹稷，就是要立志拯救天下的饥溺，使天下大治;而放眼一看，普天下的老百姓正处于饥溺之中，所以自然要为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担忧，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了。
 儒家的仁政主义，是要通过“君”来实现的，所以杜甫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君”上，“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当然表现了他的忠君思想。但当时的“君”，却越来越使他失望。杜甫在写于这篇《咏怀》之前的《奉赠韦左丞丈》中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说，由于唐玄宗并不是“尧舜之君”，因而天下风俗不淳，他之所以要“立登要路”，正是为了把唐玄宗辅佐成“尧舜之君”，实行仁政，从而使天下风俗淳厚起来。在这篇《咏怀》中，尽管称唐玄宗为“尧舜君”，并且用“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替他辩解，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毫不含糊。“御榻在嵲”，这是说他率领臣子在骊山游幸;以下所写的骄奢淫逸生活，都是他带的头。杜甫在另一首诗里说过：“天王行俭德，俊乂始盈庭。”正是说有什么君，就有什么臣，因而“责臣”，也正是“讽君”。
 儒家是主张实行仁政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累代的封建统治者大都唱着“仁民爱物”、“爱民如子”之类的高调，但在实际上则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杜甫却真心相信那一套，一心想“致君尧舜”，实行“仁政”，“仁民爱物”，因而困居长安，累碰钉子。他看得很清楚，杨国忠、李林甫之流的大小官僚，都不是在“致君尧舜”，而是在致君桀纣，没有一个是“忧黎元”的。唐玄宗本人也并不想行“仁政”。这样，杜甫的理想和当时的现实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激起了内心的苦闷。在《咏怀》之前，已有“有儒愁饿死”、“儒冠多误身”，“儒术于我何有哉”的感慨。到了后来，则自我解嘲，说他是“乾坤一腐儒”。在这篇《咏怀》的第一段里，又说自己“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取笑同学翁”。这一切，都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现实不相容而产生的矛盾心情。
 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杜甫接受了儒家“仁民爱物”、“人饥己饥”的仁政思想，却没有从观念出发，关在房里去做“内省”功夫，也没有立登“要路”，爬上朝廷的显要地位，而是“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仕途失意，屡受挫折，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甚至饿死了孩子。当“里巷亦呜咽”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和那些“平人”有着类似的遭遇、类似的命运。因此，他才能由自己“抚迹犹酸辛”想到“平人固骚屑”，进而“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因此，他才能写出“鞭打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一些反映社会矛盾、同情民间疾苦、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光辉诗句。
 与杜甫同时的诗人元结写过这么一首诗：“往年在瀼滨，瀼人皆忘情。今来游瀼乡，瀼人见我惊。我心与瀼人，岂有辱与荣?瀼人异其心，应为我冠缨?昔贤恶如此，所以辞公卿。”这诗很能说明问题。元结未做官时到瀼溪去，那里的人民对他很亲切。后来做了官，再到瀼溪去，人民望见他佩带“冠缨”，官气十足，都吓跑了。杜甫从小受儒家教育，早已接受了“仁民爱物”的仁政思想。但当他三次“壮游”，浮在社会上层，过着“放荡”、“清狂”生活的时候，并没有从仁爱的观念出发，写出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鸿篇巨制。直到十年困居长安，仕途失意，生计维艰，饥寒交迫，从而思考了许多问题，才逐渐认识到朝政的黑暗，逐渐看到人民的苦难，逐渐把他的笔触伸入广阔的现实。这篇《咏怀五百字》，乃是他十年困居长安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思考的总结，不论就杜甫自己的创作生涯说，还是就我国五言古诗的发展历史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题中标出“自京赴奉先县”，说明这篇诗具有“纪行”性质，不能不运用叙事和写景手法;题中标出“咏怀”，说明这篇诗的重点是倾吐怀抱，不能不运用抒情和议论手法。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个别开生面的题目，又要求在写法上别开生面，融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读完全诗，就知道作者正是这样做了的，而且做得很出色。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纪”什么“行”、“咏”什么“怀”。如果咏的是与祖国、与人民无关的个人哀乐，纪的是毫无社会意义的身边琐事，即使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也不能保证所写的就是划时代的杰作。
 作者先从“咏怀”入手，抒发了许身稷契、致君泽民的崇高理想竟然“取笑”于时、无法实现的愤懑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火一样的激情，其爱祖国、爱人民的胸怀跃然纸上。而正因为“穷年忧黎元”，所以尽管“取笑”于时，而稷契之志仍不肯放弃，这自然就把个人的不幸、人民的苦难和统治者的腐朽、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而这种“咏怀”的特定内容，自然决定了“纪行”的特定内容;“纪行”的内容，又扩大和深化了“咏怀”的内容。
 “纪行”有两个重点：一是写唐明皇及其权臣、宠妃在华清宫内的骄奢荒淫生活，二是写到家后孩子已被饿死的惨象，都具有高度典型性，而写法又各有特点。
 华清宫内的一切，宫外的行路人无法看见，因而其叙述、描写，全借助于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这种出于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的大段文字如果处理失当，就难免与“纪行”游离，成为全篇的赘疣。杜甫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既通过艺术想像和典型概括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又与前段的“咏怀”一脉相承，构成了“纪行”的主要内容。在前段，他已经提到了“当今”的“尧舜君”和“廊庙具”。而“黎元”的处境之所以使他“忧”、使他“叹息”，就和这“尧舜君”、“廊庙具”有关;他拯救“黎元”的稷契之志之所以无法实现，也和这“尧舜君”、“廊庙具”有关;他渴望实现稷契之志，百折不挠，又决定了他对“尧舜君”和“廊庙具”始终抱有幻想。所以，当他“凌晨过骊山”之时，望见“羽林相摩戛”，听见“乐动殷胶葛”，那“尧舜君”与“廊庙具”在华清宫寻欢作乐的许多传闻就立刻在“比稷契”的思想火花和“忧黎元”的感情热流里同自己对于民间疾苦的体验联结起来，化为形形色色的画面，浮现于脑海，倾注于笔端，形成这一段不朽的文字。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未离开“纪行”的主线。
 如果说写华清宫的一段，其特点是由所见联想到所闻所感，从而驰骋艺术想像、进行典型概括，那么写奉先家中的一段，其特点则是实写眼前情景，而这些眼前情景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这两段写法上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共同性在于就亲眼所见叙事、写景的文字都不多，更多的是抒情和议论。这是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这个独创性的题目相适的。仇注引胡夏客曰：“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又曰：“《赴奉先咏怀》，全篇议论，杂以叙事。《北征》则全篇叙事，杂以议论。盖曰‘咏怀’，自应以议论为主;曰‘北征’，自应以叙事为主也。”这看法相当中肯。然而以“五百字”的宏大篇幅竟然“全篇议论”;用于叙事、写景者“不过数十字”，这是找不到先例的。这种独创性，胡夏客却没有指出。
 关于可不可以、需不需要“以议论为诗”的问题，长期以来颇有争论。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在《沧浪诗话》中对宋代诗人“以议论为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明代的屠隆在《文论》里也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把“以诗议论”独归宋人，并以此否定宋诗，这意见很有普遍性，但并不恰当。清初的杰出诗论家叶燮在其论诗专著《原诗》中指出了这一点：
 从来论诗者大约申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叶氏指出《三百篇》中就有议论，杜甫《赴奉先县咏怀》等篇“议论尤多”，这是符合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抽象的、干巴巴的议论并不能构成动人的诗章。以抽象的、干巴巴的议论为诗，那是必须反对的。杜甫的《咏怀五百字》议论尤多，但并不是冷冰冰地、空空洞洞地发议论，而是带着“比稷契”的崇高理想和“忧黎元”的火热激情，对身历目睹、怵目惊心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思维和审美评价。所以，那议论饱和着生活的血肉，洋溢着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慨叹、谴责与控诉。是议论，也是抒情。或者说，是抒情性的议论。而这饱和着生活血肉的抒情性的议论，又和叙事、写景密不可分，因而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而这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议论，出自“咏怀”者之口，就构成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读这篇诗，一位忧国忧民的伟大人物就浮现于我们面前，抒发理想不能实现的愤懑，谴责朝政的昏暗和统治者的荒淫，倾吐对人民苦难、国家危机的焦虑，肝肠如火，涕泪横流。其强大的艺术力量，百世之后，犹足以震撼读者的心灵。
 这篇诗前人多有评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起身’、‘比稷契’二句总领，如金之声也。结尾用‘忧端齐终南’二句总收，如玉之振也。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故首言去国也，则曰‘穷年忧黎元’;中慨耽乐也，则曰‘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则曰‘默思失业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而，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而结‘忧端’者，终无已时矣!”对全篇命意、布局的分析，都颇能抓住要领，值得参考。
 这篇杰作是用传统的五言古诗的体裁写成的。五言古诗，是汉、魏、六朝以来盛行的早已成熟的诗体，在杜甫之前，已经产生了无数不朽的诗章;仅就“咏怀”之作而言，如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庾信的《咏怀》、陈子昂的《感遇》之类的组诗都各有特色，脍炙人口。“转益多师”的杜甫当然从汉、魏、六朝以来五言古诗的创作经验中吸取了营养。但把《咏怀五百字》和所有前人的五言古诗相比较，就立刻发现在体制的宏伟、章法的奇变、反映现实的广阔深刻和艺术力量的惊心动魄等许多方面，都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五言古诗的创作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杨伦在《杜诗镜铨》里所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