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薛宝钗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薰陶的青年女子。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文化会把人塑造成什么样子。

她的母亲跟荣国府贾政的妻子王夫人是姊妹。由于这一亲戚关系，就住在贾府的梨香院里。在贾府起造了大观园后，她也搬进了大观园。但她并不是寄人篱下的穷亲戚。祖上做过“紫薇舍人”，是书香人家;家里还领着“内府帑银”做生意，豪富非凡。薛府与贾府、史府、王府是金陵最有钱有势的四个家族。他们之住贾府的房子，乃是因其哥哥薛蟠年轻，“不知世路”，经常惹事生非，跟贾府住在一起，可以彼此有个照应，日常费用都是他们自己负担的。

她住进贾府的时候，年岁不大，但立即把住在贾府的另一个亲戚、年龄比她略小的林黛玉比下去了， “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其后黛玉虽一再出言讥嘲，薛宝钗却对黛玉仍然十分友好，甚至还表现了真诚的关心，最后连黛玉也被感动了， “心下暗伏”，认为她“竟真是个好人”。可见她的魅力有多大!

她之吸引人，首先是由于她处处体现出热心助人的特点，而且非常体贴人。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史湘云手头紧，家庭关系也不好，却一时高兴，说要作东请客。薛宝钗就悄悄提醒她： “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钱，你还不够盘缠呢。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子听见了，越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史湘云听了以后，如梦初醒，感到很为难。宝钗便说： “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园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史湘云对她的这个主意，自是心中“感服”，但宝钗还怕这伤了湘云的自尊心，紧接着又笑道： “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这与其说是怕湘云误会，不如说是对湘云的安慰。湘云虽然直爽，但也骄傲而敏感;自己说出的话，无法兑现，却要宝钗来代她完成，这不能不使她深感屈辱。但如直接对她说“你不要因此而难受”，却只会更增加她的痛苦。宝钗的最后几句话则意味着：咱们的交情已亲密到了不应彼此见外的地步，我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才说这番话的，希望你也采取这样的态度，否则“咱们两个就白好了”。所以，湘云也紧接着表示，她早就把宝钗“当作亲姐姐一样看了”。二人既已情同姊妹，湘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宝钗的帮助，再不必有什么不安。所以，宝钗的这番话，实在代史湘云设想得非常周到;当然，湘云也就因此而对她无限感激。

有一次，林黛玉生病，她去看望。见黛玉的情况不好，就很诚恳地说：“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因此她建议黛玉每天用燕窝熬粥吃。当时黛玉已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便向她诉说了寄人篱下的悲哀，表示自己不能“不知进退”地“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于是，宝钗就说了一番十分令人感动的话：“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她说得何等深挚，又何等慷慨!而且，她的处境不知比黛玉好出多少倍，她却偏要强调跟黛玉“同病相怜”，这更是对黛玉的深刻理解与体贴。试想一下，如果她在黛玉面前流露出哪怕些许优越感来，黛玉又如何受得了?高傲的黛玉只能接受平等地位的人的友谊，绝不能容忍高人一等者的施舍，无论是物质上的抑或精神上的。

住在贾府的亲戚中，还有一个叫邢岫烟的，是贾赦妻子邢夫人的侄女，后来与宝钗的堂弟薛蝌订了婚。在两家订婚之前，宝钗“见他(指邢岫烟，下同。——引者)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邢夫人的女儿)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假如说宝钗之帮助湘云、黛玉是由于二人与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具有特殊关系，可以通过她们进一步博取贾母的欢心，对自己有利，但邢岫烟在贾府却地位甚低、无人怜爱，与她结交很难获得什么好处。宝钗之对岫烟好，似乎除了出于同情之外，没有其他原因。

但另一方面，宝钗却又是一个冷漠到根本不关心别人命运的人;甚至可以假祸于人而心安理得。

贾府的丫头金钏儿因被王夫人赶逐出去，愤而投井自杀。连王夫人都觉得这是她的罪过，宝钗却劝王夫人道：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在她看来，一个奴隶在受到主子的迫害后，是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的;谁如果敢这样做，谁就是“糊涂人”，死了“也不为可惜”。而对于主子说来，在把一个奴隶迫害死以后，只要“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那就是尽了“主仆之情”，不必再为此事而感到心中不安了。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逻辑!

不过，金钏儿是丫头，按照当时的观念，本来是低人一等的;宝钗对她的死亡的冷漠，也许只是受这种观念的支配。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情。她哥哥薛蟠有个结拜兄弟柳湘莲，曾帮薛蟠从强盗手中夺回被抢的货物，并救了薛蟠及其伙计的性命。其后，柳湘莲的未婚妻自杀，湘莲也出了家。薛蟠固然为他们的悲惨遭遇而落泪，薛姨妈——宝钗和薛蟠的母亲——也“心甚叹息”，宝钗听了却“并不在意”，反而对她母亲说： “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婚事)，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在她身上，确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的。无论遭受不幸的人属于什么阶层，她的态度都是如此。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她还可以任意害人。有一次，丫头红玉和坠儿在亭子里说话，宝钗在外面“往里细听”。原来，红玉和宝玉的侄子贾芸彼此有好感，红玉要通过坠儿把自己的一条手帕给他。说完了这事，猛然想起要提防亭外有人偷听，就打算把亭子里的槅子打开，以便观察外边的动静。宝钗吃了一惊，心中想道： “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看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于是她就故意放重脚步，装出在跟人闹着玩的样子，并且问两个丫头说，她刚才看到林黛玉蹲在亭外，想偷偷过来吓黛玉一跳，不料被黛玉发现，跑掉了，不知她们是否看到黛玉藏在何处。这样，她就把自己窃听别人谈话的不光彩勾当全都转嫁给了黛玉;红玉如果要“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倒霉的也就是林黛玉而不是她薛宝钗了。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她不但毫无内疚，反而十分得意， “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

把宝钗的这些行为跟她的上述表现——对湘云、黛玉、岫烟的关怀、体贴——相对照，似乎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她对人如此冷漠，甚至可以为了自己而兴高采烈地把别人当替罪羊，又怎么能那样主动地去帮助别人呢?其实这并不奇怪。

宝钗是一个封建思想已经渗透到骨髓里的人。她知道林黛玉读了《西厢记》、《牡丹亭》之后，就劝戒她说：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的这种见解，跟道学家完全一样。不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连男人都只应该一心“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而不应再有别的分内事，实际上也就是要使人集中精力去学习和实践封建思想的各种准则，而尽量避免有可能自然地流露人的性灵的各种行为，例如“写字作诗”。至于《西厢记》、《牡丹亭》里所体现的人的正常要求，更被她视为洪水猛兽，所谓“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因而在她听到红玉与贾芸的恋情时，也就立即断定红玉为“奸淫狗盗的人”。

封建思想的实质，是要使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于国家——“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级的机器”(见列宁《论国家》)——和家族的利益，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就是很典型的说明。不让青年男女有婚姻自主权，其实也就是要使婚姻符合家族甚或国家的利益。也正因此，封建思想不仅要个人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和家族的统治者服务，而且还要个人维护国家和家族的整体利益，从而个人必须使自己和其所生活的集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假如不是全部的话——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也即必须取得他们的好感。然而，个人与集体的和谐是以二者利益的一致性为前提的。封建的国家、家族也好，它们的统治者也好，跟大多数人在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远远大于其共同点。所以，封建思想所主张的，归根到底是扼杀个人的要求、欲望和个性的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或家族利益)，是从根本上违背人的本性的。按照封建思想去塑造个人，必然导致双重人格：表面上处处为集体和别人着想，实际上却冷漠得可怕，仅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封建思想已经渗入骨髓的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形象。

《红楼梦》在描写薛宝钗时，两次都强调她的如下特点：“随分从时”、“安分随时”。用词虽略有差别，内容却是一样的。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根据现实(“时”)的需要，遵守其社会地位(“分”)所必须遵守的一切。确实，在她身上具有封建思想要求于一个上层妇女的所有美德。除了本文前半部分所举的她对湘云、黛玉、岫烟的态度外，还可举出许多的事实：贾母为她做生日，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时，她“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向日所喜者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王夫人在金钏儿死后，想把林黛玉的新衣服给金钏儿“装裹”，又怕黛玉“忌讳”，她立即向王夫人表示，她不怕忌讳，愿把自己的新衣服拿出来，从而帮王夫人解决了问题;林黛玉一直对她不怎么友好，但林黛玉在行令时说了两句《西厢》、《牡丹亭》中的句子、被她抓住了把柄，她不仅没有乘机取笑或挖苦黛玉，反而良言相劝，终于使黛玉深受感动，与她释嫌修好;她劝宝玉注意经济学问，宝玉心里不高兴， “咳了一声”就走了，她虽“羞的脸通红”，但却并不怒恼， “自己讪了一会子去了”，所以被袭人赞为“真正有涵养，心地宽大”。等等，等等。总之，仁慈、贤惠、慷慨、大方、孝敬长辈、友爱同辈、识大局、顾大体，各种美德应有尽有。其实，即使她在金钏儿死后对王夫人说的那番话，不也是对长辈的体贴、并且深合“为尊者讳”的道德信条吗?她把柳湘莲及其未婚妻的悲剧视为“前生命定”、因而“并不在意”，不也跟孔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教导若合符节吗?就封建道德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而且，即使她生活在今天，只要不是我们自己已经倒霉得像金钏儿等人一样，以致她必须发一些冷酷的议论，同时她也没有陷入到必须把我们作替罪羊的处境，那么，跟她交往也还是相当愉快的吧!

我国的封建文化能把人塑造成这个样子，真是一种奇迹。而除了《红楼梦》以外，我们在别的文学作品里还没有发现过这样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