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贡生(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严贡生，是清代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广东高要县人。他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络腮胡子，倚仗自己贡生的身份，对上百般巴结，对下百般欺诈，是当地出名的恶霸。

千方百计巴结官僚，是严贡生的愿望。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贡生，要想横行不法而没有靠山是不行的，所以他无孔不入地巴结官僚。南海县举人范进和张静斋来高要县拜访汤知县，因汤知县下乡去了，两人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等候他回衙。严贡生得到消息，赶忙跑来拜会县主相与的这两位举人老爷，还带来鸡、鸭、糟鱼、火腿等九个盘子和一瓶酒予以盛情款待，无非是想讨好范进和张静斋乃至汤知县，图日后照顾和关照。后来，严贡生为了侵贪乃弟家私，还奔波到京，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想与国子监司业周进冒认亲戚，以便打赢官司，满足自己的贪欲。

巴结官僚，虽说是严贡生的愿望，但他只是一个贡生，往往难以如愿，于是他以吹牛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地位。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严贡生吹嘘自己与汤知县是“极好的相与”。其实，他与汤知县何曾有什么关系和交情。在廪膳生员王德王仁面前，严贡生又吹嘘学台周进十分看重他，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周进与严贡生根本不认识，没有丝毫瓜葛。至于严贡生吹嘘自己与张静斋是“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相与起来”，分明是一派胡言。在严贡生最后一次出场时，他仍然在自吹自擂，说自己“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监司业周(进)老先生家做居亭，因与通政范(进)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很明显，扯虎皮当大旗，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与官僚的亲密关系，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地位，已成为严贡生的家常便饭和一贯伎俩了。

严贡生嘴上说得好听，什么“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实际上，他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欺骗恫吓，无所不为。严贡生家一只才生下来的小猪走到紧邻王家，王小二慌忙送还，可严贡生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不利市，硬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卖给王家。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王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却说猪本来是他的，要王大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给他才能领回猪去。王大同严家争吵了几句，就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门闩面杖打折了腿。乡下农民黄梦统，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人向严贡生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利息，写立借约送在严府。但黄梦统却不曾拿他的银子。大半年后，黄梦统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贡生便向他要这几个月的利钱，说黄梦统不曾取约，他的二十两银子就没有动用，误了大半年的利，该是黄梦统出。黄梦统情愿买个蹄酒上门道歉和取约，可严贡生还是执意不肯，把黄梦统的驴和米同稍袋都抢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以致王小二和黄梦统都不得不上县衙喊冤。严贡生得知汤知县准了状子，慌忙卷卷行李溜之大吉。而在严贡生为二儿子娶亲完毕后的归家途中，也不减欺压百姓的恶习。严贡生雇了两只高要船，船费是银十二两，立契到高要县付银。在船将到高要县时，他假装头晕恶心，从箱子里拿出一方云片糕吃了几片，登时好了。剩下的几片故意搁在后鹅口板上，那掌舵的驾长果然上当，吃掉了云片糕，严贡生只作不看见。等船到了码头，新郎新娘和箱笼都上了岸，他才转身返舱，眼张失落地寻找所谓的药，说这一料药是费了好大的麻烦花了几百两银子才搞到的，专治他的“晕病”，听说被船家吃掉了，顿时大发雷霆，要写帖子送船家到汤老爷衙门里去，从而唬住了船家，赖掉了船账。

严贡生的悭吝和挥霍也是出了名的。一年中，至亲要请他喝酒吃饭好几次，他却从来不回请。他出贡竖旗杆，竟拉人出贺礼，欠下厨子的钱和屠户肉案上的钱也赖着不还。严贡生对别人这么无赖吝啬，对自己却放纵得很，丝毫不讲节俭。当初他也有不少田地，可白白都吃穷了。买猪肉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而今则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包子吃。

严贡生虽然没能做官，却十分讲究“臭排场”、空架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在省城娶亲，寓处门口有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人手里拿着鞭子站着，彩轿旁边的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严贡生本人则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补服，脚下粉底皂靴，一身官服。回去的船上，又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俨然官船。

在严贡生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兄弟之情，他看重的只是钱。严贡生在弟弟严监生死后才从省城科举了回来，一回来又不直奔过去吊丧，而是慢吞吞地跟老婆坐着说闲话，打点拿水来洗脸。严监生的遗孀赵氏送了两套衣服和二百两银子给他，他便“满心欢喜”，得知老婆和儿子们都得了赵氏“别敬”，他才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走到兄弟家，在柩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又是多么矫情虚伪，真是无情无义又无耻到了极点。后来，严贡生又觊觎起了弟弟的家产，他不但硬立第二个儿子去承嗣，还吩咐十几个管事的家人把他的二儿子作为他们的新主人，把严监生扶正了的妾赵氏仍作为妾看待，称呼为赵新娘，腾出正屋给他的二儿子住，各人管的田房和利息账目替他连夜攒造清完。赵氏自然难于接受，只好喊冤打官司。严贡生虽然在县、府、司里都告输了，但后来据说“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七分开，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最终还是达到了侵占乃弟家产的目的。

严贡生这个人物无疑是可厌可恶的，作者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而这种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又是通过“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的白描手法来达到的。如严贡生刚刚自吹自擂，说自己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作者随即描写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来告诉严贡生早上关的那口猪，主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这样的描写，显然不仅仅在对严贡生进行讽刺了，而已是一种无情的抨击!

在小说中，严贡生是封建知识分子倚仗功名横行不法的代表，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