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友书·致郭沫若》全文、赏析、注释
瞿秋白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讯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着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着,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着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年五月廿八日汀州狱中
[注释] ① 西园寺公: 即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总理大臣。
[作者] 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霜,笔名宋阳、何凝、史铁儿等。江苏常州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被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其后在上海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被俘,同年6月在长汀就义。
[鉴赏] 写出这封信后的二十天,瞿秋白就在长汀从容就义了。瞿秋白没有一般政治家的气势、锋芒,却有文人的过多的冷静、内省。此信中,有他对时事的关心,对朋友的关注,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对创造社发展过程的中肯精到的分析,对自己“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的遗憾,对“当年的豪兴”的“温暖的回忆”。但无论谈到什么,总是不免联系到自己;说到自己,又无时不在解剖自己。他感到自己“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为自己的“心境”的“变动”感到“惭愧”,说自己那些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说“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是禁不起时代电流的“脆弱的人物”。这些言词,足以表明他的性格,他留下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恰恰是这种坦然、真诚,使得他日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实稍加“考证”,从他此信内容和就义时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从他祝福友人“勇猛精进”的颂语,皆可知他并未叛变或者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