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蠹《韩非子》全文、译文、赏读

题解
本文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指出了清除儒侠等五蠹之民的必要性，结构宏伟，气派宏大，是历来公认的代表作。蠹(dù)，即蛀虫，这是比喻危害国家的人。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橼不斫;粝粢之食，梨藿之羹;冬日鏖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肱，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未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不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蓄王资而承敌国之弱，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不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而死，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代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像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的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有才能。“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不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像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着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摈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要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衡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穷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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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论述政治的合理性，指责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的人)、工商者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种蛀虫，应把它们除掉。从而表现作者重视耕战(农业和军队)，除五蠹的思想。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在痛斥“五蠹”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文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这是不正确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时应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