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扁》(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一名《大马骗》。政治小说，十六回。黄小配著。日明治四十二年， 清光绪戊申年(1908) 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书前有序，题“戊申八月二十日吾卢主人梭功氏谨序于海外”。

小说以抨击著名的改良派人物康有为为主题， 旨在反对立宪。作者有意把康有为写成一个投机、无赖式的人物，以表示作者对保皇派的憎恶。小说不少地方夸大失实，但也并非全是莫须有，多少有事实的影子。小说中的康有为打着康圣人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无往而不施其诈伪手段。窃取缪寄萍的《新学伪经辨》改名《新学伪经考》，署上自己的名字刊印于世，诓骗名誉(缪寄萍其实就是廖季平);又假“公羊”学，投主考大人所好，以骗获得举人功名;结识翁同和龢，谋广雅书院山长，公车上书，要帝宠，赚谭嗣同入京，哄他说是联络革命党起事。又假托受帝密诏，欺骗他人，欲谋慈禧，事机泄露，仓惶出逃，抛弃同人于不顾;逃到日本，还要欺骗日本朝野，以遭驱逐。在作者眼里，康有为是个政治投机分子，官场大马骗。小说就非常形象地塑造了这样一个马骗形象。康有为为了欺世盗名，办了个学堂，为了笼络学生，康常施弄一点小伎俩，给学生戴戴高帽子。曰“某今日可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康有为的原话，非作者编造。康自己是圣人，给学生也起个贤名，称大徒弟陈千秋曰超回，二徒弟梁启超曰轶赐，取超于颜回轶于子贡意。他明明是热衷于功名的官迷，却伪装清高，自诩“康布衣”。当人家问他既不是求名，为何又来赴应北闱呢?康道：“我并不是来应北闱的，不过是来京游玩的罢了。因我若要求名，不知中举中进士入词馆几时了! 还待今日么?”(第一回)然北闱一试，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最后还是去考科举了，小说特别写到他功名到手中举的情形：

马上的从躺着的床上一跃而起，衣不及整，鞋不及提，跑到室外，连声问：“是中了第八名吗?”“是我中了吗?”报子答两声是，徐把报条打开一看，且看且笑道：“顾主考真是识得文章。”(第三回)。

真是得意忘形，丑态百出。学生向他道喜，门外的僮子讽刺道：“我不是要求科名的，贺什么喜!”把个康圣人嘲得无地自容。他以后辨解道：“我岂为区区科名起见，不过欲借释谒登朝，谋个兼善天下而矣。”(第五回)作者意在画其无赖相，亦确实表现出康有为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制约下内心性格的分裂，一方面是对功名的热衷和向往，孜孜以求，一方面是对个人存在独立价值的追求，这二者同时不和谐地占据在他的内心而形成了性格分裂。

小说作者还谴责康有为“外作圣贤，内实荡子”，表面上“行为装作平正，言语装作端方。”其实是个“性情诡僻，行为荒谬”的假道学。小说写康有为在上海留恋风月场，乐不思蜀;在南海逛窑子时被同逛窑子的学生林子重碰上，他还教训林子重：“英雄如韩世忠，风流如杜牧之，且放浪形骸。你饮花酒一事，原不算什么，但自己须要检点，勿使人知道才好。俗话说，宁使人知，莫使人见。”(第四回)“我们大道不行，立功无地，问柳寻花，藉排忧国之闷，原不足怪。”(第五回)攻击康有为虚伪几许，欺骗如何，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政治家的面孔从来都是虚伪的，阴谋和欺骗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这一点，则近乎对康的人生攻击，是不可取的。康有为在他的著作中肯定人的情欲，是对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大胆主张“男女自由同居”，作者就借生活作风问题攻击康有为，未免流于庸俗，等于诽谤。不过这确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封建礼教束缚下情欲和礼义不能协调的矛盾的两重性格。

就事而论，小说把康有为这个马骗形象刻画得相当生动，也很深刻。小说对康的嘲弄可谓是淋漓尽致了。起到了打击维新派的作用。小说同时也揭露了维新党人本身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而这种弱点正是维新运动最后失败的重要因素，诸如康有为的书生意气，狂妄自大，一手遮天，等等。以康有为为典型，小说也同时刻画暴露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束缚下，“情”与“礼”，“情”与“欲”，追求功名与个人自由之间不能协调的矛盾的分裂的心态。

小说对维新派人物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对谭嗣同持同情态度，处处为其开脱，说明他的人京，他的牺牲全是上了康有为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