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新语》(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轶事小说集。又名《唐世说新语》，或《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据作者书前自序，知此书成于公元八○七年。本书有万历三十一年潘玄度刻本，明王世贞刻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许德楠、李鼎霞校点本较为完备。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国家繁荣强大，很多知识分子引以为豪，他们吮笔为文，歌颂国家繁荣昌盛。唐代有一批以这种内容为题材的轶事小说，《大唐新语》是其中的代表作和佼佼者。

本书叙述故事的时间，自唐高祖武德年间至唐代宗大历年间，这正是唐代庶族地主阶级处于上升和进步的时期。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不过，作者没有直接、或很少表现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唐代初期至中期统治阶级对政治局势和政权稳固的注意。因为经过六朝四百年动乱的年代后，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安定的局势对国家稳固的重要，这是历史换来的教训。如卷三“极谏”门中《苏长匡谏》一条，写苏长原为隋末起义中王世充的部下，王被平，苏投李唐，李渊先责其后服。苏长说： “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考虑到建国初国家安定的重要，李渊没有继续发作，而是“笑而释之”。接着，在一次狩猎和宴会上，苏长又分别规谏李渊不可荒耽于声色狗马，应以国家大事为重。李渊先不悦，后见苏长用隋炀帝荒淫亡国之诫，顿时心胸豁达，表现出唐初统治者政治上的开明。又如卷一“规谏”门中《太宗幸九成宫》条，记叙一次唐太宗的宫人和大臣李靖先后来到��川县，县官先安排宫人住在官舍，李靖来后又把她们移至别处而让李靖住上。李世民听后大怒，要处罚其官，后魏徵陈述其利害关系，太宗终于作罢。在自己和大臣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李世民虽然也有恼火，甚至还想杀人，但他毕竟还能听人劝说，顾全大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维护政治的稳定。这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值得肯定。由于国家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对于一些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统治阶级也允许其存在，并把它作为安邦治国的有利因素。卷四“持法”一门中，有很多先成冤狱，后经清官勘问平反的故事。其中《崔宣谋反案》一条，记载则天朝时驸马崔宣的仇人收买崔家馆客，提供情报，把崔家的妾劫持窝藏起来，然后诬告崔宣谋反被其妾发觉，欲发其谋而被崔杀。武则天令张行岌勘问，张查无此事，但又找不到妾的下落，只能报无结果。则天大怒，以换来俊臣勘问相威胁。后来，张让崔家访妾。崔宣的从弟崔思竞经过细心揣摩、跟踪，终于发现了馆客的行迹，使之奸细面目昭然，也使案情大白，崔宣获免。这个故事，反映了由于武则天奖赏告密，造成人情关系的冷酷和淡薄，连自己的亲信也成了告密者。这类故事的出现，说明人们已经尝够了冤狱带来的苦头，希望公正的法律保护人民的正常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作品往往同时也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法律，这是应当注意的。

作者在书后总论中说： “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周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赘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清楚地表明了他写此书的思想倾向。唐代思想界虽然是儒、道、释三足鼎立，但统治者的内心还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从前面介绍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书中主要体现了儒家人世的思想。在“忠烈”、 “节义”、 “孝行”、“友悌”、 “举贤”这些分类名称中，更可看出较强的儒家色彩。这些内容大多瑕瑜参半，既有中华民族善良美德的一面，也有封建道德说教的一。如卷五“孝行”门《陈叔达》条云：

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葡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 “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 “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匹，以市甘珍。

子女对父母尽孝，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可陈叔达的行为，沽名钓誉，不求实效，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进行道德表演，这未免让人讨厌。

在体例上， 《大唐新语》仿照《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共计三十门。但门类名称二者全然不同。反映了思想界的变化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中国小说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史书有密切的关系，《大唐新语》尤能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知微”门《太宗破高丽》条：

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

这篇故事如果拿到《唐史纪事本末》这类书中，读者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因为除了敬播对“驻跸”二字的解释有一定的小说意味外，其它不过是一些时间、地点和数字的罗列，与史书无异。作者刘肃并没有划清小说和史书的界限。他还是以写史的方法来写小说的。这对小说艺术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叙述多于描写，平实有余而文彩不足。正因如此，唐宋以来很多书目把它列在杂史类，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因其有“谐谑”一门有乖史家之体而置于小说类。清人曾钊也因此而认为此书“终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不同”。 (曾钊《面城楼集抄》)尽管如此，书中大部分故事，还是可以作为小说来欣赏的。即使在《太宗破高丽》这条故事中，也通过敬播对“驻跸”二字的解释而表现了他的细心和聪颖。至于象《崔宣谋反案》和《太宗幸九成宫》这样的故事，有悬念、有情节，小说意味很浓，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