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义》(小说概况_主要内容_简介)

后汉南康邓元义，[1]父伯考，为尚书仆射。[2]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露日困，[3]终无怨言。时伯考怪而问之，元义子朗，时方数岁，言：“母不病，但苦饥耳。”伯考流涕曰：“何意亲姑，反为此祸!”遣归家，更嫁为华仲妻。[4]仲为将作大匠，[5]妻乘朝车出，[6]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7]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辄以烧之。母不以介意。母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因此遂绝。

【注释】 [1]后汉：即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建，都洛阳(今河南市名)，与高祖刘邦所创建的前汉(又称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相对称。南康：郡名，两汉均无此郡，其地当属汉豫章郡，三国吴属庐陵郡，至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281)始改庐陵南部为南康郡，治所在雩都(今江西于都东北)，辖境约当今江西南康、赣县、兴国、宁都诸县以南地。因《搜神记》作者干宝为东晋初人，故以之指称古地。又，此处称邓元义为南康人，当指赣县(今江西赣州)，因东晋又移南康郡治于赣。 [2]尚书仆射：尚书省的副长官。按，尚书二字原是主管文书的意思，汉代在宫廷中主管文书的官称尚书。自后汉光武帝刘秀起，为了加强专制独裁，防止臣下争权，遂将政务中枢从三公府移入宫廷，由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故此后尚书权势特重，唯官阶尚远在三公之下。至南北朝时代，即无专任宰相，亦无正式宰相的名称，于是实际上担任宰相的官员往往加以“录尚书事”的头衔。录即总领之意。而仆射之职，汉代在军队、宫内、尚书、博士中皆有，凡被任命者，即负责本部门的事务，以后其他部门渐废仆射之称，唯存尚书仆射，遂成专官。仆射虽为副职，然与正官的尚书令地位却不相上下，故当时总是令、仆并称，因为二者同为执政官，师长百僚。 [3]羸露日困：意思说身体日渐瘦弱下来。羸(lei雷)露：衰败;病弱。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十反》：“久抱重疾，气力羸露，耳聋目眩，守虚陨越，自分奄忽填壑。”[4]华仲：应顺，字华仲，后汉南顿(今河南顿城西)人。举孝廉，累官冀州刺史，廉直约己，明达政事，事后母孝。和帝刘肇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生十子，皆以才学着称于时。 [5]将作大匠：官名。秦置将作少府，汉景帝刘启中元六年(前144)更名为将作大匠，省称将匠，职掌有关皇家的各种土木营建及修缮工程。宋·萧常《续后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庙、路寝(正殿)、宫室、陵园土木之工，并树桐梓之类。” [6]朝(chao 潮)车：古代臣子朝会时所乘的车子。[7]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郎即古“廊”字，指宫殿的廊。郎官的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以备顾问差遣。其等级虽不高，然为帝王亲信官，故常由此出仕为显宦要职。至后汉，以尚书台为政务中枢，其下分曹任事者为尚书郎，职责范围与过去的郎官不同，但也为各部要职。

【译文】 后汉南康人邓元义，父亲伯考，官至尚书仆射。元义回到家乡，让妻子留下来侍奉婆婆，虽然很是殷勤小心，但婆婆憎恶她，将她关在空屋子里，减少其饮食，以致身体日渐衰弱，而她始终没有怨言。这时伯考感到奇怪而询问她，元义的儿子名叫朗的，当时才几岁，回答说：“母亲没有病，只不过苦于饥饿啊!”伯考难过得流下眼泪，说：“想不到亲婆婆，反倒这么虐待残害!”就将她送回娘家，改嫁为应华仲妻。仲官将作大匠，妻乘坐朝车出门，元义在路边见到了，对别人说：“这是我从前的妻子，并没有什么过错，家里老太太对待她实在过分，本来我们是互相敬重的。”他们的儿子朗，当时作郎，母亲给他信，都不回复，给他衣裳，即刻烧掉，母亲也不放在心上。母亲希望见见他，便来到亲家母李氏堂上，让人假托别的话去请朗，朗到后见到母亲，再拜流泪，就起身走出去。母亲追上对他说：“我差点被折磨死，自被你家所遗弃，我有什么罪过，你这样对待我呀?”因而从此断绝了来往。

【总案】 这个故事记叙了封建社会家庭中经常发生的一幕悲剧。邓元义的妻子和刘兰芝(《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妻子)、唐婉(陆游的妻子)等不幸的女性一样，都是罪恶的封建礼教的牺牲者。再嫁给应华仲为妻之后，她依然挂念着儿子邓朗，以至借助亲家，假托别的事把儿子“骗”来相见——上述举止，使一个慈母形象活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她并不是一味糊涂、柔顺到底的人，自有刚毅严正的方面。最后她追上儿子，责问他的那一席话，真是义正词严，入情据理，给这位贤妻良母式的人物增添了令人敬畏信服的光彩，读之快意不尽。邓伯考与邓元义是出场不多的次要人物，但仍刻画得十分生动，以简洁准确取胜。“伯考流涕曰”一段写出了他的宽厚和对儿媳的不幸的深切同情;“元义于路旁观之”几句表明事隔多年之后，他仍未能忘情于故妇，可见当初恩爱之笃及被迫离异的痛苦。所以，他现在谅解妻子再嫁的苦衷，并委婉地责备了自己母亲虐待儿媳的错误。但是，他们给予的同情和恩爱并不能改变邓元义妻的悲惨命运，因为这是由于不合理的封建宗法关系所带来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并非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篇中所写本事见于《后汉书·应奉传》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引《汝南记》，当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并非出自杜撰。《搜神记》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像这样专记社会现实生活，不掺杂神怪灵异的内容的篇目是不多见的，所以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和民情风俗，更富有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