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谴责小说，一百零八回。我佛山人(吴趼人)著。原载《新小说》第八至十五、十七至二十四号，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八月至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出版，仅载至第四十五回。后由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单行本，分八册，第一至五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第六册宣统元年(1909)出版， 第七至八册宣统二年(1910)出版，共一百零八回。标“社会小说”。每回附有评语，书后还有总评。

小说以死里逃生从市上得到一本九死一生的笔记作为第一回楔子，第二回起才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正文。写主人公九死一生在1884年中法战争至庚子国变前后的“悲欢离合廿年事”(书末结语)。他十五岁离家至杭州奔父丧，结果父亲遗产被伯父骗去。次年又赴南京找伯父要钱，却被拒在公馆之外。穷途中幸遇幼年读书时的学兄吴继之，继之已中了进士入得官场，于是九死一生便进了他的幕府，为他办理书启，得到不少帮助和指点。此后全家搬到南京，两家住在一起。九死一生随帮继之做生意，后来继之索性辞了官，专力经商。九死一生遂为之奔走全国，往返于杭州、上海、南京、苏州、镇江、汉口、九江、广州、香港、北京、天津之间，广泛交际于官场、商界、妓院、名士之中，亲见亲闻了无数的怪现状，每闻辄录，二十年中乃成一书。最终则以商业失败，潦倒落魄，风流云散收场。主人公临去以一部见闻笔记托人，即死里逃生所得之书。

小说以九死一生的二十年遭际为全书纲目，但其主体部分却仍在于作者千方百计借主人公的闻见而连缀起来的无数小故事，即“怪现状”。所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称它“还是《儒林外史》的产儿”。所谓“九死一生”，正如书中自述：

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 (第二回)

所谓“怪现状”，也正如书中借文述农之口说的：

天下奇奇怪怪的事，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第六十七回)

晚清中国正是一个怪事层出不穷的世界。全书所写怪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官场怪现状。阿英《晚清小说史》认为：“吴趼人写官僚，未必有超越《官场现形记》之成就。”然而此书却也有其特色，一是集中笔墨以一个苟才为典型代表，淋漓尽致地刻划其无耻嘴脸，并将这个人物贯穿全书，不象晚清其他的一些小说写人物来去无踪;二是以买卖官职为腐败的根源，将揭露现象与批判制度联系了起来，通过人物的议论点出，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深度;三是不脱离时代背景，不时写到中法战争，并由此而涉及当时海军内幕，这是《官场现形记》所不曾有的，写中法战争凡见于第十二、十四、十六、四十七回等多处，第四十七回写蓝宝堂借战争之机撒无赖以求升官，即此一斑已可见吏治之腐败，海战之必败了;四是影托人名，如蒋瑞藻《小说考证》引《缺名笔记》云，“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等，苟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总之，作者对官场的结语是：“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就是做官必备的两大素质条件。

(2) 文人怪现状。 阿英《晚清小说史》以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优点，“就在知识阶级的描写上”，“在写当时的洋场才子上，确是成功”。书中写文人有两类，如第二十二回王伯述所说：“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北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应该注意的是，作者是把读书人作为要做官的人来写的，所谓“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第二十二回)，要澄清吏治便先得改造读书人。作者讽刺这类“名士”和“书呆子”式的读书人，联系着“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而中国人却单讲究读书”(第二十二回)，流露出他深深的“文化灭顶”的忧患，这里便不仅仅是连缀故事而已了。第十六回中吴继之批评那些对中法战争的失败只会嬉笑怒骂的刻薄文人们说：“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那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文人习气使得一班名士在战争时“啜茗听平逆武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战败后却又写起嬉笑怒骂的诗文来，似乎战败带来的并不是忧愤，而只陡增了一串诗料而已，这也是作者为之“痛哭流涕”的事情。

(3)商界怪现状。作者显然以新式民族资本主义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因而他以正面笔触写了吴继之和九死一生两个人物。但他同样以尖锐的笔锋鞭挞和讽刺了商界的种种黑暗以及不可避免地流入商界的官僚习气与诈骗手段。全书写诈骗的很多，如第五回“珠宝店巨金骗去”、第四十九回柳采卿被骗等等。第四十五、五十三回还写到盐商，第六十二回又写到“商人团体”，而第五十一回写一个官商结合的督办，最是精彩：

此时吃的是英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这正如本回评语所说：“写督办之涎脸渔色，历历如绘。”

(4)家庭怪现状。第八十七回评语说：“此又家庭怪现状也。作者于此，不惮再三描写，却是写一回是一回神理，写一回是一回分寸。”这大概是作者最用心描绘的地方，从各回评语中可以见出，其第二、十八、六十九、七十三回评语中，屡屡重述书中第一回所说的“茫茫大地，无可容身”一语，皆为家庭怪现状而发。作者对这些怪现状，以为是“无秩序之自由说”和“家庭专制”的冲突而起(第二回评语)，他既反对蒙昧的专制，却又反对“家庭革命之说”，认为“几令人无所适从，夫然后知秩序之可贵也”(第五十三回评语)。这是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相联系的，他反对“道德沦亡”，特地在第五十七回写了一对淳厚的父子，在评语中点出“礼失而求诸野”的用心。作者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澄清社会必先澄清家庭，这种思想在第十五回中借吴继之之口表达出来：

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还有余力，才可以讲究去做外面的好事。

这种思想，颇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而且是贯穿了全书的始终。作者从这种思想出发，对家庭问题予以关心，对家庭怪现状付诸了更多的笔墨。 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认为近世谴责小说都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至少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是理解不够的。

除了以上四种怪现状之外，书中还涉及了一些江湖骗术之类，以及妓院中的种种情形，但不是主要的了。

小说描写这些怪现状的手法，主要是讽刺挖苦，但又不够含蓄，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列入“谴责小说”。不过文中也很有精彩之笔。一是细节描写的入神入微，如上引督办渔色一段。二是全书到处可见的对比手法。胡适曾批评《官场现形记》中没有一个好人，这里却采取了好坏对比的方式。官场中有苟才之流，亦有吴继之、王伯述等好官;文人中有假名士和书呆子，但也有蔡侣笙一类峻洁之士，当了官以后依然清廉方正，敢于为民作主，不惜弃职;写家庭怪现状，也不忘了写一对淳厚的父子作反衬(第十八回);就是在妓女中，也有沈月卿一类忠贞深情的人(第四十九回);至于九死一生自己，则更是充满了一种扶正压邪的人格力量，第三十四回为救一无辜女子曾云：“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片浑浊世界中零星闪现着的人格光辉。第三十三回“假风雅当筵呈丑态，真义侠拯人出火坑”，更是从回目上就可以看到鲜明的对照。

至于本书在结构上超过同时的“谴责小说”，则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云：作者“曾经受过西洋小说的影响，故不甘心做那没有结构的杂凑小说。”《怪现状》“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其实这意思早由作者自己在评语中说了出来，其全书总评曰：“此书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遂成一团结之局。”这说明他创作时的高度自觉性，有意要与一般无结构的小说显出不同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当时影响极大，“妇孺能道之”汪维甫《我佛山人笔记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自是一代巨著。它的缺点，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但鲁迅同时也指出“其言殊慨然”，李怀霜《我佛山人传》更言“《怪现状》盖低徊身世之作”，作者在全书总评中也自述“此书皆冤愤之言也”，可见这也是作者半生心血的凝结之精品，当然地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描写世情和感慨人生相结合，使得此书成为晚清小说中唯一有“风格”可言的作品。如果说“风格即人”的话，晚清小说唯有这一部才是将作家整个身心融入作品中的。然而作者也往往以故事的连缀掩没了对于人生的直接抒写，他虽受过西洋文学影响，但主体部分依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的衣钵(而死里逃生得九死一生书予以刊行的写法，又似来自《红楼梦》一僧一道录石头之文)。尽管如此，在向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的迈进过程中，当不能抹杀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筚路蓝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