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曝闲谈》(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谴责小说，三十回，未完。园(欧阳钜元)著。原载《绣像小说》第六期至四十一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至三十年(1904)十二月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徐一士逐回评考，并标点分段，重载于上海《时事新报》;次年由上海四社出版部出版单行本，题《负曝闲谈评考》。

阿英《晚清小说史》谓其是“一部广泛描写晚清社会的书”，它截取了江、浙、沪、粤、京等地许多生活的横断面，从乡下秀才开场，写到下层武官、乡绅、不在职而到处活动的官僚、巡抚公子及其穷表兄、京中的纨绔少年、沪地的维新“志士”、广东的富翁及北京的显贵等等，串联了许多短篇如“武官怕强盗、知县枉断案、西崽敲竹杠、纨绔斗鹌鹑、科场烧猪头、妓院讲哲学、庸医弄花巧、祝万寿骗钱、流氓讹路人、旗人摆架子、穷御史借债等各种有趣的情节，虽则着笔不多，却刻划得淋漓尽致”(时萌《晚清小说》)。基本上是每回写一则故事，但也有例外，如写维新“志士”的代表人物黄子文， 自第十四回出场，到第二十回才退下。整部小说惟这一部分笔墨最为集中，因而也成为最精彩的部分。前十回零星地写了一些社会现象后，第十一回开头另起炉灶，在镇江写一个赴试的殷必佑，来到上海读书，在妓院结识了一帮维新的“志士”陈铁血、李平等、沈自由、王开化等(第十三回)，从而在第十四回引出一日本归来的“志士”黄子文。所谓“志士”，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十五回原书评语有一段话说得好：“盖报馆实有转移风气之力，当日报馆提倡词章，故上海遍地名士;年来报馆提倡民气，故上海又遍地志士。昔日狙狯皆名士，今日屠沽皆志士。”《怪现状》一书写了一批半通不通的“名士”，而《负曝闲谈》则致力于刻划那些买空卖空的“志士”。黄子文即这类“志士”的代表人物。他偷了朋友的钱，冒充“志士”在上海花天酒地，后来碰上富翁田雁门，又以开书局促进维新事业为名，骗了他的几千两银子，吃喝嫖赌。当母亲从乡下赶来找他时，他却异想天开地将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送到强种女学堂去读书。为了能向田雁门交代，编译了一部满纸空话的《自由原理》。终于被田雁门看破，不肯再出钱给他，只好以一逃为结局。小说写这些假“志士”，可谓极尽挖苦揭露之能事。挖苦者如第十三回写陈铁血等人在妓院里谈哲学、谈革命，然后“粉白黛绿，蝉联而至”，顿使“高谈阔论”化为“喁喁私语”;揭露者如第十六回写黄子文为开书局去找陆必奎估价，回来路上的一段心理独白：

心里便想道：照他所开的价，却也不即不离。我这回开书局，不过是个由头，原要把田雁门的钱诓一大票，以供嫖赌吃喝之用，这点点子折扣，有限得紧，我不如……

虽有如鲁迅所说“辞气浮露”(《中国小说史略》)之病，但一个所谓维新“志士”的真实面目，却是跃然纸上了。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评《儒林外史》有一段话，可借来评这一部《负曝闲谈》：

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小说写实容量的巨大及其强烈的批判性;二是指结构上的松散而缺乏整体性;三是指这类小说经常在局部处见到精彩之笔。晚清的谴责小说，包括《负曝闲谈》都是直承《儒林外史》走着这一条路子的，而《负曝闲谈》在这些方面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徐一士《负曝闲谈评考·序》中说：“看了这部小说，三十年前的中国各种社会的情态，如同活动电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复演在我们面前。”这是指小说的写实性。它写各种人物，都采用穷形极相的描写手段。一是挖苦，作者几乎不肯放过任何可借以挖苦的机会，如第八回写周劲斋在“至美斋”点菜把“饽饽”叫成“爸爸”。作者为此还不惜节外生枝，如第一回陆鹏父子至省城赴考，“父子两个一同进城，到了考棚左右，看明白了告示上开考的日期，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的小钱，和礼房大闹，经旁人劝散。”这里“和礼房大闹”便是旁曳斜出，却极尽挖苦之能事。二是细节描写，这是《负曝闲谈》中最见精彩之处，也是它的擅长，如第五回写一个钱谷老夫子出门时的情形：“邹老夫子又把粮串收拾收拾，向抽屉内一塞，把暗锁锁了，回过头来又换了衣服……”一个“一生惟谨慎”的老夫子形象，便呼之欲出了。另外，小说还继承了《红楼梦》中“人未到声先至”的写法，注意对重要人物出场前先作铺垫，最典型的是第五回写巡抚公子陈毓俊的出场，通过另一人物黄乐材作了四次铺垫：一是黄乐材白天在船上看到一“少年”引人注目;二是黄乐材夜间在船上听到“少年”的说话;三是黄乐材下船叫了车后，看到一辆马车如飞驰过， 坐的正是“那个少年”;最后是黄乐材酒足饭饱与邹老夫子走出鸿运楼门口，又看见“那个少年”喝醉了酒与一帮人趄趔而过，随后才由邹老夫子口中说出“那个少年”的身份，即是巡抚公子陈毓贤，使得黄乐材“肃然起敬”。

小说在结构上大致是散漫的，如题目所云是“闲谈”型的，但也有例外，如中间的十回写“志士”就比较集中而有一定构思。其各篇之间的连缀，大抵有三种方式，用得最多的一种是引出，即通过人物间的关系或语言引出另一人物，如第五回的中心人物陈毓俊，其出场经几番铺垫后，便由邹老夫子口中介绍他的身份，下一段即写道“且说那少年姓陈名毓俊……”自此以下就讲陈的事情了。第二种是比类，如第二十四回开头道：“上回书说小不要脸桐讹人的那些故事，这回再说他父亲老不要脸桐……”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引出。又如第二十七回开头：“上回书说了军机的乐处，于今再说军机的苦处。”这已经无异于另起炉灶了。第三种即是另起炉灶，如第四回开头：“却说苏州有一个顶阔的阔乡绅……”便开始讲与上回无关的另一故事;还有在某一回的中间硬行另起炉灶的，如第九回说了“周劲斋忙了两日， 打点出京，也不去提它了”后，下一段起头便是“且说京城里有个阔公子……”在徐一士将小说标点分段后，似乎还不觉得太为突兀，但在原来未分段前，其突兀性便更其明显。

小说的语言，阿英《晚清小说史》评为“文笔爽健活泼”，徐一士《负曝闲谈评考·序》也说它“工于描写，笔墨极超脱，极灵活……写景状物，都有特长，生趣盎然，情韵不匮。”诸家都以为这是欧阳钜元超过李伯元的地方。确实，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前，能用白话写得这么“爽健活泼”的，也并不多见。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短处，除一般谴责小说的通病外，正如阿英指出，它“魄力不大，不能作大段有力描写。”(《晚清小说史》)另外，它也好抄袭化用前人说部里的材料，如徐一士在评考中逐一指出的它抄袭化用《儿女英雄传》中的情节等。

即便如此，《负曝闲谈》仍不失为“可读的一部书”(阿英《晚清小说史》)，它的社会批判性和对小说刻划人物的技巧方面的追求，在当时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它对一般“志士”的描写，足以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名士”对举，在晚清小说史上，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