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镜记》(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传奇小说。作者王度，隋末唐初人。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知此书成于唐初。近年又有书成于隋代的说法，无确证。本书有《合刻三志》、《说郛》、《五朝小说》、 《龙威秘书》、《唐宋传奇集》、 《唐人小说》诸本。

书中记载作者王度从汾阴侯生处得一宝镜。从大业七年五月起，作者宦游各地，先用此镜除去化为婢女的千年老狸。大业八年，宝镜竟与日月同辉，继而在与薛侠铜剑比光中取胜。接着作者又用宝镜除掉了危害人民的蛇精，并以宝镜解救了若干受到疾疫的灾民。大业十年，作者的弟弟王勣借宝镜出游，除去各种精怪，任凭山高水险，无不化险为夷。后来因庐山处士苏宾的劝说，王勣回到故乡，交还宝镜。宝镜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亡去。

这是一篇政治寓意较强的小说。作者以宝镜的得失，暗指隋王朝的兴衰，借以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故事开始的大业七年，正是隋炀帝杨广对内滥用徭役，荒淫无度，对外则发动对高丽的侵略战争，国内灾祸横行，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处在这样一个乱世，作者的思想极为复杂。对于人民的疾苦，作者表示同情，有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大业九年，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作者拯救百姓的法宝就是宝镜。当百姓灾疫横行时，他曾让手下人张龙驹持宝镜“遍巡百姓”，以去疾疫。可是另一方面，作者对人民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借宝镜精之口说： “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这个宝镜，实际上是以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的化身。而宝镜不断消除的灵怪等，则是暗指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作者在故事中不止一次地发出哀叹， “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 “今宇宙丧乱”等等 这些丧乱的年代，作者毫不隐晦地标明为大业九年、十年等，同时，又把这种对局势的议论和宝镜消除灾异交织进行，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意图，那就是象消灭灾异那样来平定由于农民起义而造成的“丧乱”。出于这种意图，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一会儿让宝镜去异，一会儿让宝镜灭灾，逢凶化吉，无不灵验。似乎有了这个宝镜，就可以天下太平，万事如意了。可是正当宝镜的神通充分显示，作者的理想也接近于实现时，宝镜却突然消声匿迹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处理方法，并不是作者对隋王朝态度的突然变化，而是他突然从理想的世界中回到现实，意识到宝镜固然可以在幻想中听凭自己的驱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现实中的农民起义，却并不象灵怪那样容易被宝镜降伏，并且隋炀帝也远没有宝镜的神通。相反，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他只能偏安江都，不思北归。这是作者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作者让宝镜亡去的时间，也正是隋炀帝决定迁都江都的日子。这无疑是暗指隋王朝的覆亡。作者对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群众能给予同情，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这仅仅是在天命思想指导下对人民有保留的同情。另外，作者把治乱安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覆亡的封建君主及其王朝上，说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的严重局限。而他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又是十分反动的。

在艺术上，作者刻意追求新的表现形式。首先，作品以古镜为中心线索，把十八个古镜去灾灭邪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故事，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摆脱了六朝小说体制散漫，故事之间没有时间和因果必然联系的“粗陈梗概”的表现方法，开拓了唐代小说重在渲染故事情节的新风气。因而它增大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表现力。其次，作者在小说中的政治寄托，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的。这又与六朝小说空谈鬼神、明因果不同。象征的方法是我们理解作品主题的一把钥匙。第三，作品在语言上华丽斐然。王度吸取了辞赋和骈文中洋洋洒洒、汪婉恣肆的语言风格，并结合传统六朝小说叙事简略的特点，行文既有藻彩，又不失之繁缛。总之，这篇小说在六朝至唐中期小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