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小说故事梗概_内容介绍)

谴责小说，五编六十回。南亭亭长(李伯元)著。初连载于1903年4月至1905年6月的上海《世界繁华报》，同时由世界繁华报馆陆续分编出版，每编十二回，有三编本、四编本、五编本。较早的翻印本有粤东书局石印本、 日本知新社铅印本、崇本堂石印本。

本书写作情况，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 (宝嘉)“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二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 (1867-1906)， 书遂不完”。所谓“拟为十编，编十二回”的说法，与原书第六十回的一个寓言故事有关，寓言写一班人正在校对图书，忽而失火，“他们校对的那部书，只剩得上半部。原来这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如今把这后半部烧了， 只剩得前半部……”而有人认为，这个故事只是小说家的故弄玄虚，并非真有写一百二十回的计划。此外，胡适在1927年为《官场现形记》作序时说：“……后二年，又成一编。次年他就死了。此书的第五编也许是别人续到第六十回勉强结束的。”然而，事实上作者逝世之前，已经有了1906年正月的世界繁华报馆的六十回本，所谓第六十回后数回由别人续完的说法，根据不足。

作品是晚清暴露小说中最为著名者。鲁迅称此类小说为“谴责小说”，并且指出了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它们的主要思想特征：“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 回)，亦屡挫于外敌(英、 法， 日本)， 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 或更扩充， 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官场现形记》正是其中揭露官场恶形丑行的代表作品。书前有茂苑惜秋生所作序，对于当时的官僚，痛加指斥。鲁迅则把全书所写大小几百个官僚的种种丑态归结为：“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中国小说史略》)几乎是一部当时官场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无耻之徒不择手段的捞官。有假造大官信札抬高自己的(第二十三回)，有假手洋人推荐的(第五十六回)，有“顺应时势”，借办洋务当官的(第七回)，有唆使老婆给上司的小姐作“干女儿”而当上官的(第三十八回)，有买通上司姨太太的(第三十七回)。当上了官还得时时提防丢了乌纱帽。书中揭发的“保官”的花样也很多。

“官”的职位，之所以如此吃香，是因为千行百业之中，官位最尊，获利最大。满清朝廷开创鬻官制以来，官吏素质日坏;既然出钱买了官， 自然更要“理直气壮”地在任职期间大加搜括，以期捞回本利。“千里做官只为钱”是中国历来一句老话。小说中大小官吏的钻营作恶，多半是围绕一个“钱”字展开的。他们有的匿丧赶收钱粮(第四十一回)，有的贪污公款(第七回至第十回)，有的借查办大肆敲诈(第十五回)，有的借助权势，搜括“朋友”遗产(第四十九回)。而形形色色的送礼行贿也使人大开眼界。第二十五、二十六回讲到贾大少爷正为买官无门而发愁之际，经黄胖姑指点，来到一家古董铺，此店的实际主人正是他想巴结的当朝大臣华中堂。黄胖姑道：“……你就去照顾照顾，至少头二万两银子起码，再多更好。无论什么烂铜破瓦，他要一万，你给一万，他要八千，你给八千。你也不必同他还价。你把古董买回来，自然还你效验。”贾大少爷就从这店里买了一对古董呈送华中堂，华中堂示意再要同样的一对;贾大少爷只好又到此店，铺主又拿出一对，却正是上次自己送给华中堂的那对，要价却比上次更高。黄胖姑又开导贾大少爷：“你既然认得就是前头的一对，人家拿你当傻子，重新拿来卖给与你，你就以傻子自居，买了下来再去孝敬，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这个故事一方面揭露了华中堂以官经商、敲诈下属的卑劣手段，一方面写出了奔走钻营之徒的无耻行径。第四十八回讲的是另一个故事：刁迈彭为求做官，急欲巴结上司。他打听得抚台大人正为一笔债务发愁，便暗中代他还清了债。怎样既能使他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又不露痕迹呢?托人去通知他，不妥; 自己当面去说，怕他恼羞成怒，“反为不美”。后来总算想到一法。次日，他携上一卷条陈，来见抚台。抚台展阅时，只见“都是老生长谈，看不出什么好处。抚台正在看得不耐烦，忽地手折里面夹着两张纸头，上面都写着有字。……急展开一半来一看，原来那张信纸写的不是别样，正是他老人家自己欠人家银子的字据……却早已写明‘收清’涂销了。……随时心上亦就明白过来了。”作者对官场习俗可谓相当熟稔，方能写出花样繁多的行贿故事。

作者在小说中还暴露了官吏的其他恶行。这里有做梁上君子的文武官员(第十六回，第五十五回)，懵懂受骗的徐大军机(第五十二回)，枉断案情的昏官(第二十二回、第四十回)，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的胡统领(第十二至第十八回)，等等。尤其是胡统领的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层次分明。先写他接到往严州剿匪的命令，心中发慌，而又不得不去，于是故意拖宕缓行。并在所乘的“江山船”上挟妓享乐。及至听到匪去，才加快船速赶到严州。其实，严州本无巨匪，是地方官员谎报匪患。胡统领此时反而神气十足，故作不信此地无匪，定要大兵进剿。于是，严州境内，大兵横行，官兵奸杀抢掠，无所不为。而将无辜充作强盗，胡乱杀戮，拿去报功。结果是统领升官，百姓遭殃。这个故事是全书所写的重点之一。写出了封建社会中官兵的反动本质和官匪一家、荼毒百姓的残暴情景。

《官场现形记》为批判性地暴露社会黑暗，尤其是官场弊恶，开了风气，使得晚清小说中“暴露官僚的一类”数量最多。作者对于政治，抱着改良主义的态度，他自称攻击官员和官僚体制，是“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作为改良官制吏治的先声。然而，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作者不仅常常“忘记”蕴酿和忠厚，且在许多故事中表现出对大小官吏的极度鄙视和无情嘲讽。作者还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第二十五回，贾大少爷正为买官发愁时，黄胖姑传出黑大叔(时人皆知影射李莲英)的话：上头现在有一个园子已经修得有一半工程了，但是款项还缺不少。“有什么外省引见人员，以及巨富豪商，只要报效，他都可以奏明上头，给他好处。朝廷还怕少了钱盖不起个园子?不过上头的意思，为的是游玩所在，不肯开支正帑”。这“上头”，当然指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作者在小说中，借具体的形象的描述，表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腐败的满清政府的不满、失望和愤慨;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实际上为否定这一制度的革命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品对于官僚生活的描写，具有相当大的现实主义成就。这首先表现在书中所写的大小几百个官员，纵然有“大同小异”之处，甚至使人产生“千篇一律”之感，毕竟仍有不少具有自己个性的人物形象。如第二十二回描写的那位“破衣署院”，其行径无异显得奇异新鲜：“若从外面子上看他，却是真正的一个清官：照壁旧了也不彩画，辕门倒了也不收拾，暖阁破了也不裱糊。……一个堂堂抚台衙门，竟弄得象破窑一样，大堂底下，草长没胫，无人剪除;马粪堆了几尺高，也无人打扫”，自己的穿着，竟同当差的一样。透过作者有限度的夸张，可以看到的是“这一类”表面清廉，沽名钓誉的官员。人物描写方面，写得最圆熟老到的是下层杂吏佐班，从他们的个人生活，写到家庭矛盾，写到内心世界。这班佐杂人员，每天守在衙门里听传呼，传到的或许可能有委以职务的好事。有一天，大人传令，今后入见，一例赐坐，竟使这班人受宠若惊，颠颠乐乐： 申守尧“一进门，拍手跳脚，竟把他兴头的了不得。太太见了反觉稀奇，问他：‘为什么大早的回来?’他说：‘好了，好了!我们做佐班的……有了出头之日了! ……藩台见制台也不过有个坐位，如今我们佐班竟同藩台一样，你想这一跳跳的多高!’太太听了，寻思了半天，说道：‘慢着!你从前不是对我说，你们做官的并不分什么大小，同制台就同哥儿兄弟一样?怎么你今儿又说从前都是站着见他呢……’申守尧脸上一红，一时回答不出。”第二天，大家起了个早，换好衣帽，等在衙门外，等到晌午，制台才传令接见三十个佐班，“某人某人，叫着名字，叫了上去，依着次序，鱼贯而入，不得搀前落后。各位太爷虽然高兴，毕竟是第一次上台盘，由不得战战兢兢，上下三十六个牙打对。还有几个名字在后的，恐怕不能露脸，便越过几个人跳上前去;前头的人又不答应，便上前去拉他们;后头的不服，又同前头吵闹起来。”到得堂上，制台说声“坐”，“有些人两只眼睛只管望着大帅，没有回顾后面，也有坐在茶几上的，也有一张椅子上已经有了人了，这人又坐了下去，以致坐无可坐，又赶到对面，在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的。乱了半天，方才坐定。”到得喝茶，申守尧又欢喜过度，打碎茶杯，弄得满堂尴尬。真是出尽了洋相。穷官吏参见上司时张皇失措的心情和举止，被作者刻划得维妙维肖。

小说在艺术上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其一是结构上“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种结构，一方面，能最大广度地展示官场的种种“现形”，另一方面，则由于是由几十个互相独立的小故事串成的一部长篇，因而难免影响对人物形象的深入刻划。其二，也正如鲁迅所说，有一般谴责小说的通病：“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在本书， 自然也有显露。这种“为揭发而揭发”“为讽刺而讽刺”的创作心态，确实使得作品的思想内涵和人物形象缺乏蕴含的深度。然而， 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官场现形记》毕竟是晚清文坛上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相当成就的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