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文化足迹

（一）《道德经》的文化足迹

《道德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仅是道家经典、道教圣典，还是魏晋玄学时期流行的“三玄”之一，也影响到佛教般若学的空义与禅宗的平常心。《道德经》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其文化足迹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深厚的智慧，给人无尽的思考空间。

1．从道家经典到道教圣典。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撰写的《道德经》是道家的开山之作，也是道家的经典著作。《道德经》以“道”为核心，强调“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柔胜刚、“少私寡欲”、致虚守静、轻物重生等思想，自成体系，体现了老子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深刻观察与深度思考。《道德经》基本上代表了老子的思想，对后世道家学派的存在与发展有深远影响。

先秦时期，形成了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不同道家流派，较有代表性是杨朱之学和老庄之学。杨朱之学以《道德经》思想为其灵魂，强调贵己、为我、全生、避害，不以物累形，希望通过个体的自我完善而达到社会和谐，形成了十分有个性的流派。尽管后世常将其思想误解为个人主义，但在战国时期，杨朱学说与墨家学说的影响力很大，并称“显学”，这从一定角度弘扬了《道德经》的精神。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人们习惯合称老庄，他们使道家在学派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独树一帜。《庄子》一书继承并发展了《道德经》“道法自然”的主张，强调齐物、逍遥、全生、保身、游世，使《道德经》以新的面貌发扬光大，使道家学派的特色更加鲜明。

黄老之学是秦汉之际的道家流派之一。此流派托黄帝之名，兴老子之学，主要著作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黄老之学，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道德经》，同时融合儒家、阴阳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学说，以经邦治国为目的。《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而成，以“道”为宗旨，发展了《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思想。《淮南子》为汉武帝制定休养生息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政治领域突显了《道德经》的价值魅力，并巩固了道家学派的地位。

道家还随着汉末道教的形成，以及魏晋玄学的流行不断发展。魏晋玄学之后，很少再出现杰出的代表人物，但道家的发展依然绵绵不绝，《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一直受到推崇和重视。

不仅是道家经典，《道德经》还堪称道教圣典。道教各派都信仰“道”，认为大道化生天地，长养万物，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所以，才称道教。“道”这一概念来自《道德经》，《道德经》自然被道教信徒奉为经典。《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被道教信徒神化为太上老君，奉为道教教主，视为大道的化身。虽渗入了种种宗教要素，如长生成仙等，但道教的教理和教义仍以《道德经》为基础，《道德经》的天道、修身、养生等思想深深影响了道教。

《抱朴子》

《太平经》是东汉时期出现的中国早期道教的经典之一，它以《道德经》为理论基础，充分融入了道家思想；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道陵让教徒诵习《老子五千文》，撰写的道教著作《老子想尔注》更是用道教思想来注解《道德经》，这样一来，道家经典自然融入了神仙、阴阳、巫术、医药等内容，成为道教的基本经典，更容易在道教信徒中传播；东晋时期，金丹道教的创始人葛洪撰有《抱朴子》一书，他在内篇中吸取了《道德经》“道”的本体论以及养生等观念，再加上神仙、方药、鬼怪等内容，使《抱朴子》成为道教经典，推动了官方道教的发展；《周易参同契》是中国早期道教的一部炼丹著作，《道德经》也是其思想来源之一，对丹道修炼等有重要指导作用。在历史长河中，本来单纯的道家著作《道德经》与道教形成了系列交集，对道教炼丹、修道、游仙等起到指导作用，可谓道教圣典。

2．魏晋玄学的“三玄”之一。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分裂，儒学难以维持独尊地位，这种形势下，道家与佛教思想获得了发展的空间，魏晋玄学由此而兴。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的一股哲学思潮，它在老庄哲学的基础上，儒道兼综，主要探讨“有无”“本末”等有关宇宙本体，以及天人关系的问题。魏晋玄学十分抽象、玄奥、深远，正如《道德经》所言：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一章）

此句正是玄学名称的由来。

玄学家大多是当时的名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两汉经学的繁琐迂腐、谶纬神学的浅薄粗陋不受名士欢迎，《道德经》等著作的哲学思辨则深受名士喜爱；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让名士看到了名教布幔下的虚伪与残忍，相比之下，《道德经》等著作提倡的自然、虚静、淳朴更容易让名士找到精神家园。为了避祸全身，名士不再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不再以国家社稷为重，不敢直接评论时事与人物，而是远离政治，言及高远，崇尚清谈。玄学家把《周易》《老子》《庄子》结合起来，并称“三玄”，这三部著作都有抽象、玄妙的特点，是魏晋玄学名士清谈、辩论、析理的重要经典。

魏晋玄学家热衷于探讨，如何在道家的自然中安顿好儒家的名教。“正始玄学”时期，何晏、王弼以“无”为本，认为“无”是自然、社会、人类生存的依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主张人们应顺应自然，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这些思想的源头正是《道德经》。当时，何晏注《道德经》，撰《道德论》；王弼撰《老子道德经注》和《老子指略》等，前者是迄今为止《道德经》一书最重要的注释之一。对于《道德经》的注本，尽管何晏、王弼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玄学思想，但其本旨还是“道”，其主要概念是“无”“有”“自然”“无为”等。作为“三玄”之一，《道德经》最早受到玄学家的重视，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竹林玄学”时期，嵇康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释私论》），即抛弃封建纲常名教，顺应人的本性，率真自然、毫不做作地生活。这一主张继承了《道德经》“道法自然”的观点，并使其获得了时代意义。

总之，魏晋玄学家关注的问题，如道、有无、自然、言意、体用等概念大多来自《道德经》，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名士逐渐超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哲学反思，这种反思影响了后世的中国人。由于道家学派以魏晋玄学的形式得到新的发展，所以，魏晋玄学被一些人称为新道家。

3．佛教般若空义与平常心。

东汉末年，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魏晋时期，《道德经》《庄子》随着玄学思潮的兴起而广为流行，它们除受到玄学家的青睐，还得到僧人的推崇，这种情形逐渐打开了玄佛合流的局面。鸠摩罗什、道安、僧肇等佛教高僧都曾精研老庄思想，用《道德经》的思想来发展佛教理论。僧肇是鸠摩罗什最有影响力的弟子之一，《高僧传·晋长安释僧肇》曾记载，他“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随着佛经的大批传入，许多僧人纷纷用玄学思想、玄学术语来解释佛教理论，史称“格义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佛教因此顺利在中国本土扎根，并逐渐兴盛起来。

道安法师是东晋著名的佛教领袖，被誉为“一国神器”，他创立了佛教般若学的重要派别之一——“本无宗”。“本无宗”认为“色”（指物质世界）、“心”（指精神世界）都是假名，都没有自性，称为“空”；对“空”的解释上，强调以无为本，从无出有。“本无宗”的主张与玄学家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十分相似，都是从事物本体、宇宙本源角度来思考问题，被认为是佛教般若学的正统。追根溯源，道安对于般若的理解深受《道德经》“道”“有”“无”等概念的影响。

僧肇是鸠摩罗什最有影响力的弟子之一，他吸收了佛教般若性空的思想，写下《肇论》。今本《肇论》由《宗本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构成。其中的不真、空、生灭、有无、实相、法性等概念，系统揭示了佛教世界观。由于在般若学上研究的成就，僧肇被誉为“东土解空第一”。虽然僧肇主观上极力想摆脱玄学对佛教的影响，但他对大乘佛教般若性空学说的阐述，还是受到《道德经》及玄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正是把《道德经》《庄子》与《维摩经》《大品般若经》等相结合，深入探讨体用、动静、有无等问题，以“道”比附般若，以有无比附色空，僧肇才恢复了般若空观的本来含义。

马祖道一是唐代著名的禅师，他是洪州禅的代表人物，主张“平常心是道”（《景德传灯录·江西大寂道一禅师语》）。“平常心”是人的内心处于自然而然、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状态；“道”是指真如佛性。马祖道一鼓励众生持有“平常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如行住坐卧、举手投足、穿衣吃饭、运水搬柴等，体悟本来具足的真如佛性，获得解脱。“平常心”有随缘任运、天真自然的特点，使禅宗具备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践中，马祖道一常采取机锋、棒喝等方式传授禅法，接引学人，截断学人思路，使他们在任自然的状态下体道。马祖道一正是把《道德经》“道”“自然”的概念与佛教理论相结合，才提出“平常心是道”的观点，为禅宗的发展输入新鲜活力。这一观点在唐宋年间广为流传，时至今日，人们还经常思考：如何在每一个当下让自己拥有“平常心”，从而获得心灵的清静、平和与安宁，能够健康、从容、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