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与社会治理

（五）《道德经》与社会治理

《道德经》不仅影响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它的社会治理思想主要包括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以百姓心为心”的社会治理原则，“寡欲”“居下”“啬”等社会治理方法，以及“自然”的社会治理境界，可谓充满智慧，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提供了有效的治国方略，对当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启示。

1．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

无为而治是《道德经》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无为”是针对“有为”提出来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任自然，尊重规律，不妄为，不扰民。在老子看来，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秘诀在于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贵在清静，贵在“希言”，贵在放手。那么，无为而治能达到什么样的治理效果呢？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

相比儒家的积极有为，无为而治是道家别具一格的社会治理理念。庄子认为统治者应该用“无为”的理念来治理天下：

故君子不得已而莅临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在宥》）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天道》）

其中，“不易之道”是指君无为而臣有为，君主的无为体现在因势利导上，臣子的有为是自然的呈现。君无为而臣有为，是对《道德经》无为而治社会治理理念的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末期，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以《黄帝四经》（古佚书）与《道德经》为经典。西汉初年，帝王将相大多信奉黄老之学，《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载：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其中，“不得不”表明窦太后对黄老道家的重视与提倡，将相萧何、曹参等又把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理念切实运用于治国理政过程。《道德经》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对汉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一局面在《史记·平准书》中有详细描述：自汉朝建立的70多年间，国家安定，只要不遇到洪涝和干旱灾害，老百姓就家给人足；不论是都城，还是边远地方，粮仓都堆满了粮食，少府的仓库里还存有多余的布帛等物件；京城积聚的钱财数目巨大，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而无法计数；太仓里的粮食一年积压一年地堆放，堆得太满而散落到仓外，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

《道德经》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影响了《吕氏春秋》。它是秦国丞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著作，集先秦道家思想之大成。

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氏春秋·君守》）

圣明的君主不用做具体的事情，臣子却各尽所能，这正如《道德经》所言的“无为之事”和“不言之教”。反之，君主如果喜欢表现自己，喜欢逞能自为，就会成为做事的人；臣子只需随声附和取悦君主，就有加官晋爵的机会，从而出现君臣职责颠倒、政事混乱的局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清静“无为”、轻松闲适，臣子各尽其职、奔波操劳，才能巩固政权，有效地治理国家。这种观点有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倾向，是对《道德经》无为而治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道德经》无为而治的理念，还和黄老之学一起，影响了《淮南子》。《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是由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向汉武帝提供的治国宝典，它强调：

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淮南子·说山训》）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淮南子·原道训》）

认为统治者是否采用无为而治的理念，关系到社会治乱。在此基础上，《淮南子》提倡因循论，“修道里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淮南子·原道训》），认为统治者应尊重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因循自然，因势利导，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这与《道德经》无为而治的观点是一致的，刚好适应西汉统治者寻求治国之策的时代需要。

唐代，在三教合流的潮流中，虽然儒学占据了主流地位，但黄老思想一直被统治者运用。经历隋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唐朝初年，在魏征等大臣的引导下，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注重俭约、宽简律法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社会秩序。贞观初年，唐太宗说：

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贞观政要·务农》）

其“无为”主张深受《道德经》无为而治理念的影响，正因此，《道德经》被应用于治国实践，推动了“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

在根本上，《道德经》无为而治的社会治理理念有利于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它的内在优势。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道德经》对于“无为”，只提供一个方向、一种思路，却缺少具体可供统治者参考、操作的方法，缺少具体的社会治理机制，这是它的先天不足。

2．“以百姓心为心”的社会治理原则。

《道德经》说：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

理想的统治者，会收敛个人的成见与欲望，破除心中的执着，了解百姓的需求，体谅百姓的疾苦，考虑百姓的利益，这其实就是以民为本思想的淳朴表达。“以百姓心为心”是《道德经》重要的社会治理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鱼不可脱于渊”（《道德经》三十六章）。社会治理者只有做到不忘根本，不脱离群众，低调、谦虚、恭敬、感恩，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第二，“慈”。这是老子的“三宝”之一，就是爱心，就是善。舍弃“慈”，一味追求勇武，在老子看来就是死路一条。第三，“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超然不动的感情，不偏私，对老百姓一视同仁。第四，“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统治者要意识到，只有效法自然界，把有余的供给不足的，不与民争利，才能保持人类社会的均平调和。

《道德经》“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影响了孟子。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在当时，统治者大量兼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针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孟子提出这个观点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了解“百姓心”、重视“百姓心”，他才把百姓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这句话成为世代流传的名言，把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推向一个高潮，对统治者也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道德经》“以百姓心为心”的社会治理原则影响了西汉政权。秦代的暴政，使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由此引发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又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西汉初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形势。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约70年的时间里，汉朝统治者看重“百姓心”，实施了轻徭薄赋、约法省刑、节约开支、少修土木的政策，尊重农时，鼓励农业生产，与民休息，改善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最终促成“文景之治”。文景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文帝强调“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汉书·文帝纪》），这正是“以百姓心为心”的体现，是民富国强的重要原因。

《贞观政要·政体》中，谏臣魏征引古语“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欣赏。李世民意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是一位懂得“百姓心”、重视“百姓心”的皇帝，使百姓休养生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成为后代统治者敬民、爱民的典范。

受《道德经》影响，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表达了老百姓强烈的生存诉求。《太平经》把衣、食、男女视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强调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并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劳动、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它所描述的太平世道是一个自然、和谐的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强烈的控制色彩，反映了朴素的“百姓心”。东汉末年民间道教组织“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受到《太平经》的影响。

3．“寡欲”等社会治理方法。

在老子看来，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既让他们的心灵激荡不安、身体受到损伤，又伤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与嫉恨，因此，《道德经》提出“寡欲”“居下”“啬”等主张。它们不仅涉及修身、处世层面，还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治理方法。

“寡欲”的主张被庄子继承和发展，成为道家别具一格的社会治理方法。《庄子》说：

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

统治者“寡欲”，乃至“无欲”，而天下富足，可见，“寡欲”已超越个人修身层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庄子》还认为：

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耆即嗜）

一个人如果深陷欲海，就会失去智慧与灵性，从而损伤生命。因此，庄子强调追求不为物累的“逍遥游”。这是《道德经》的“寡欲”主张朝心灵层面的发展，不论是对社会治理者的心理健康，还是对治理效果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道德经》“寡欲”的社会治理方法还影响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欲望会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民穷财尽，乃至产生祸乱，所以，统治者要清心寡欲。在黄老学派的影响下，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君主因无限膨胀欲望导致二代亡国的教训，把自身的清心寡欲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法，自我节制、远离奢靡、不贪婪财富、不凸显个人喜好、不贪恋个人功业，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寡欲”的基础上，《道德经》还强调“啬”的社会治理方法。老子认为，统治者如果重视“啬”，并用“啬”来治国，就会形成温良质朴的社会风气。汉文帝一向崇尚节俭，节约开支、减少徭役、不兴土木、没发动大规模战争，被誉为节俭皇帝。《汉书·文帝纪》记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皇帝的节俭是爱惜民力、财力的体现，不但积累了社会财富，还培养了简朴的民风、缓和了社会矛盾，是形成“文景之治”局面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4．“自然”的社会治理境界。

老子认为，“道”与“德”产生、畜养万物，但不干扰万物。在万物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道”如此关键，却完全顺任自然，没有丝毫的目的性、控制欲与占有欲，保障了万物生成的自发性与自由性。“自然”是“道”最大的特点，也是老子社会治理思想的最高境界。

最好的时代，人们只是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在老百姓眼中，统治者是轻松悠闲的，很少发号施令，很少搅扰老百姓，很少使用刑罚，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然而，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一切自然上轨道。统治者的“无为”，既达到了治理社会的目的，又不落痕迹，没有让老百姓感到丝毫的压迫感和逼迫感；老百姓各得其所，各安其事，各取所需，各得其乐。所以“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

“自然”即本来就是这样，体现着老百姓的轻松、从容、自由、自在，对生活的信心，以及欢喜的心态。成功的社会治理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达到这一境界之时，往往实现了最佳治理效果，即人民自我化育，自然清静，自然富足，自然朴实。

“自然”既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也体现了道家学说的美感。它在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中有生动呈现，并深深影响了庄子。与儒家强调圣人对百姓的教化不同，庄子认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庄子·在宥》）统治者“无为”，才能使天下人保有人类的本性与真情，民众“织而衣，耕而食”（《庄子·马蹄》），实现自治、自养、自乐、自喜，内心得到安顿。庄子的“至德之世”，有“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景象，它虽然蕴含原始的蒙昧色彩，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充满美感、幸福感，也反映了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