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与中国传统思维

（二）《道德经》与中国传统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是指人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则是指人们认识、看待、评价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道德经》人本、整体性、直觉性、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主要特点。

1．人本。

由于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表现出人本的特点。人本思维不崇尚鬼神，重视人，尊重人，追求人的价值，肯定人的自由与发展，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正如楼宇烈在《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学》一文中所说：“中国的整个文化是围绕着人来做的。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我们研究天地的问题，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落实到人，所以人是天地万物中最为贵的。”

在《道德经》中，老子多处运用了人本思维的方式。他说：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当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在信仰上帝、鬼神之时，老子把人与“道”、天、地并列为“四大”，充分肯定人的力量，提升人的地位，重视人的价值，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不是由上帝、鬼神来主宰人世的吉凶福祸，这说明人是独立的；人是“四大”之一的提法，反映了人类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提升。在当时，《道德经》对人本思维的运用，相当可贵！

《道德经》主张“少私寡欲”，呼吁人们抵制种种诱惑，过理性的、恬淡的、节制的生活。2000多年前，老子就运用人本思维，找到了提升人们生命质量、保持人们心理健康的方法，今天的人们也十分受用。《道德经》还强调：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

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扰民、不偏私，让老百姓自我生长、自我化育。《道德经》重视老百姓的感受，关注老百姓的发展，体现出人本思维的特点。

《道德经》对“道”的论述，是从本体论、生成论和万物规律的角度进行，没有追求虚幻的神灵；对“人”的论述，是从生命、生活、心灵、修身、处世、治国等多个角度展开，全面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人本思维是《道德经》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

《道德经》的人本思维影响了儒家。孔子不关心鬼神之事，《论语·述而》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当弟子子路向他请教侍奉鬼神的方法时，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这说明，与鬼神相比，孔子更为关心人、重视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仁”是“爱人”，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是“仁”的外化，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们都是以人、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虽然孔子的思想体系与老子完全不同，但孔子看到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探索人的本质、精神、心灵，以及人类社会的管理问题，这与《道德经》的人本思维是一致的。孔子的人本思维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展，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韩愈的性情说、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第十二）等，都是对人性的探讨与关怀。

《道德经》的人本思维，影响了道家和道教的发展。不论是道家还是道教，都继承了《道德经》的“道”论，认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是“道”，而不是天命、鬼神。道家与道教在“道法自然”观念的影响下，十分注重人的生命与心灵问题，并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了《道德经》的人本思维。以《道德经》为基础，道教经典如《太平经》《度人经》《清静经》《抱朴子》《养性延命录》和《悟真篇》等，都相当重视人的生命，探讨了养生、延命、祛病的具体方法。从根本上，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体现了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原则，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守护生命、延长生命的见证。

《抱朴子内篇·黄白》中，葛洪认同《龟甲文》的观点：“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这既是道教的教义之一，也是道教徒向命运抗争的一个口号。在葛洪看来，个人的生命由我做主，而不是由天掌控；人们如果善于养生，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长生不老、飞升成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肯定了人的潜在价值，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许多道教徒致力于探索修道成仙的方法，如行气、外丹、内丹、性命双修、从善积德等，并在实践中摸索养生治病的理论、药方和疗法。虽然道教徒所追求的羽化升仙的理想是不科学的，也无法实现，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继承了《道德经》的人本思维，把道教以人为本的思想推向一定高度。

《道德经》的人本思维还影响到佛教。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佛性本在众生心中，人人生来就有，提倡在生活中明心见性，“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法海本《坛经》第三十一节）。慧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心性论，体现了禅法向人心、人性的回归，而不是向外求取。其亮点，一方面在于破除对佛的偶像崇拜，超佛越祖，直指人心，正如《道德经》不崇拜神、鬼，而强调“道”一样；另一方面在于和现实生活结合，强调人们在日常行为中领悟我心即佛心，我性即佛性。总之，慧能的心性论对人心、人性的关注凸显了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意识，推进了佛教生活化的进程，不但使禅宗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还弘扬了《道德经》的人本思维。

通过世代传承，《道德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人不是特别强调宗教情怀，而是提倡人文关怀。虽然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及一些民间鬼神信仰的流传和发展，但中国人在2000多年的时间中并没有全民信教。这不得不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维的特色。当然，人本思维方式由于注重人类自身，十分有利于推动社会道德、社会治理、人文学科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融合，但也容易忽略对外界的探索，忽视对象的客观性。

2．整体性。

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整体性思维是把认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知，强调局部事物的相互联系和整体功能。比如中医治病不会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并且还把人与自然、社会视作一个整体去对症下药。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重整体、崇尚“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在《道德经》中，老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老子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

追求天、地、人之和。天、地、人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这就是整体性思维方式。老子不是把天、地、人作为单独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将它们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强调自然而然，如此一来，人道与天道紧密相连，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道德经》“天人合一”的思想深深影响了道家第二位代表人物——庄子。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是一种民胞物与的情怀，体现了天、地、人、物和谐共存的气象。庄子还提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他说：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

在这种看似原始荒蛮的状态中，我们能感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好、轻松，尤其是庄子不以人类为中心，把动物、植物都当作人类朋友的观点，对今天的生态文明有重要启迪，这就是整体性思维的价值所在！

此外，《道德经》中，“道”在多处被称为“一”，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二十二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道德经》三十九章），这也是整体性思维的体现。《道德经》整体性思维在主要概念中的运用，不仅影响了道家、道教，还影响了儒家。孔子的“仁”、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王阳明的“心”等都是如此，可以说，整体性思维影响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

受《道德经》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把人体各个器官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打通气血、阴阳、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还把人视作世界的一部分，将人的健康放在天、地、人合一的视野中，形成身体、心理、自然、社会等相联系的整体模式，影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实践。《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十三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就是从医之道，即把疾病放到日月星辰的运行、气象变化、季节更替、地域环境、地方气候、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性格情绪、社会活动等要素中，综合分析，合理判断，寻找引起疾病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真正的医者需要精通“天文”“地理”和“人事”，这种观点继承了《道德经》天、地、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并将其应用于医学领域，对中国传统医学形成深远影响。

《道德经》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已渗透到哲学、道德、艺术、医学、宗教、科学、建筑、绘画、武术、气功等领域，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人不可忽略的思维方式之一，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整体性思维有利于人们从全局上把握客体，从而保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容易形成对事物含糊笼统的认知，导致精细化研究、科学精神与实证精神的缺乏，以及细节的忽略，难以避免科学技术的落后。

3．直觉性。

在整体性思维基础上，中国传统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直觉性。直觉性思维不借助概念、判断、分析、推理、归纳等逻辑形式，完全凭借个人体验、直觉、灵感、洞察力等实现意会、领悟，不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的甚至是瞬间完成。

《道德经》使用的概念大多没有明确定义，如“道”“德”“自然”“无为”“一”等，只有借助直觉思维去意会、体悟。老子所言的“道”，不可见、不可闻、无法捉摸、玄妙深奥，一般的知识积累和理性思维都无法认识它，还会让人离“道”的本来面貌越来越远。对于万物生成论，《道德经》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

但“一”“二”“三”是指什么，老子没有说。对于如此模糊的“道”，怎么才能认识它呢？

《道德经》有言：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道德经》四十七章）

如今，我们可以坐在家里、办公室里通过媒体、网络、QQ、微信等手段尽知天下事，但“不出户”“不窥牖”并非此意，它强调不要向外探求“道”，应向内静观、用心体悟，才能真正把握“道”的奥义，这就是直觉性思维。直觉性思维的特点就是强调内省、体验，具体的方法是“涤除玄览”（《道德经》十章）。“览”通“鉴”，是镜子的意思；“涤除玄览”是指把内心的欲望、杂念都清洗干净，人心就如镜子一样明澈，可以洞见万物。不仅对“道”，老子对人生、社会的体悟也离不开直觉思维。《道德经》的直觉思维虽然抽象，但并非随意，也不是无根浮萍，而是理性的直觉。

《道德经》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影响着道家。庄子思想中“鱼儿之乐”“庄周梦蝶”的典故，“逍遥游”的描述，以及“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魏晋玄学家“任自然”“任心”的主张，以及他们身上任达放诞的风气，都继承了《道德经》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宋明理学的发展也受到直觉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宋代理学家朱熹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具体的事物探求普遍存在的“天理”；明代“心学”代表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主张在行动中把吾心的良知发挥到极致。上述直觉思维都抛弃了知识思虑，强调心灵对认识对象的直接体悟，往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既受到印度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影响，又受到道家经典《道德经》的启发，开创了独特的、影响久远的直觉式思维方式——“壁观”和顿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提倡“壁观”。所谓“壁观”，就是心像墙壁一样直立，停止万千思虑，不生杂念，专注于佛道，甚至连自己的呼吸也感受不到，由此证悟佛法，进入佛界。相传达摩祖师在少林寺苦修“壁观”的禅法长达九年，这成为禅宗产生的标志。禅宗六祖慧能法师提倡“顿悟”。“顿悟”是指不需要准备，不需要积累，突然就达到成佛的精神境界。慧能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它在众生心中，就是人的本心本性，如能觉悟自己的本心本性就是佛性，就是成佛；如果向外寻求，就是整天坐禅念佛，苦苦修行，也不能成佛。成佛在一念心，单刀直入，瞬间领悟，而且悟前不需要读大量佛经，不需要漫长的修行，悟后也不需要日夜维护。慧能法师的“顿悟”给流传百年的禅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佛教吸引了众多的信徒。

由于《道德经》对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直觉式思维成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直觉性思维强调知、情、意的统一，没有固定模式，想象空间大，凸显独特性与创造性，对文学、艺术、绘画、美学等领域有积极影响。但同时直觉思维忽略逻辑性、思辨性，会导致概念的模糊以及经验主义，不利于知识体系的形成，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4．辩证性。

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辩证性。辩证思维是运用相互联系、对立统一、变化发展等观点，来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道德经》的辩证思维是比较完整的。一方面，《道德经》出现了近百处相反相成的词语，它们涉及宇宙、人生、社会、伦理、政治、军事等领域，十分广泛，用来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的道理。另一方面，《道德经》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如：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

用来说明任何事物都有两个对立面，它们是彼此存在的条件；又如“反者道之动”“大成若缺”“柔弱胜刚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启发人们要善于看到事物的反面，看到事物的联系、变化和发展，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这种辩证思维能启发人们打破思维定势，进行反向思维，既有利于突破认识局限，又能增强心理素质。可以说，《道德经》的辩证思维虽然朴素，但相当精辟、深刻，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回味无穷。

《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影响了孙武。他在《孙子兵法》中指出军事领域的许多矛盾：强弱、众寡、分合、攻守、奇正、劳逸、虚实、动静、勇怯等，并认为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势篇》）。孙武还强调事物一直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虚实篇》）。《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在北宋年间又被列为“武经七书”，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领域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

受《道德经》影响，庄子说：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

生与死、适合与不适合、是与非，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正在生长，但同时也在一点点接近死亡；死亡不是终点，一旦死亡，就意味着新的生长开始了。虽然庄子否定了相对静止，形成了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但他十分重视事物的对立面，并看到事物的运动变化，这是对《道德经》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展。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也深受《道德经》影响，他说：

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驰张。（《韩非子·解老》）

在韩非看来，万物都要经历一个繁荣衰败的过程，万事都要经历一个有张有驰的过程。看到事物的对立、运动和变化，这种辩证思维给《韩非子》增添了理性、犀利、睿智的色彩。由于历朝历代都使用法家思想治国，所以，《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对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是持久的。

儒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延伸了《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君子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它不是“狂”，也不是“狷”；不是“过”，也不是“不及”。孔子还强调“和而不同”，其辩证思维逐渐形成在对立中寻找统一的特色。此外，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劝学》中有句传诵千古的名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它闪烁着《道德经》辩证思维的光辉，让人们意识到量的积累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从细微处、从现在做起，坚持不懈，从而让人生实现质的改变。

后来，宋明理学的创立者张载在《正蒙·太和》中提出一物两体的概念，“一”是统一；“两”是对立，如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程颢说：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卷）

揭示天地万物的道理没有独立存在的，而是有对立的，如阴阳、善恶等。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认为“中庸”的“中”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意思；“庸”是平常的意思。他们从理学立场提升了《道德经》辩证思维的理论高度。

相对而言，西方的辩证思维强调对立面的斗争，通过优胜劣汰推动事物发展；东方的辩证思维更为注重对立面的统一，追求和谐。当然《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缺乏一定的斗争精神，束缚了人们的创新思想，也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

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读《道德经》，《道德经》具有人本、整体性、直觉性与辩证性的思维特色，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持久而深远，散发着东方气息与智慧之光。总之，中国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深处的积淀，经过传承，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心理、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成为中国人的特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