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治国论》

（四）治国论

春秋时期，兵荒马乱，礼崩乐坏。老子身在其中，提出了“无为”的治国理念、“愚民”的治国方法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形成独具特色的治国论。这些观点十分朴素，又相当深刻，不论是给当时，还是后来的统治者，都提供了治国理政的智慧，乃至在当代仍有借鉴意义。

1．治国理念：“无为”。

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三十七章）

道永远顺任自然，然而又无所不为。侯王如果能持守它，万物将会自我化育。“无为”是《道德经》独特的治国理念。在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老子为什么对统治者提出“无为”的建议呢？“无为”怎么可能有“无不为”的结果呢？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理解，也容易误解老子“无为”的治国理念。

首先，老子的“无为”理念来自“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所作为，而万物化育，蓬勃生长。天道的特点是：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五十一章）

即产生万物却不占为己有，化育万物却不自恃，长养万物却不加以主宰，也就是“无为”。可知，天道没有占有欲，没有把持欲，没有控制欲，万物却因此自由生长化育。老子认为人道应该效法天道。统治者给老百姓自由，放任他们生长、化育、发展，实现“无为”之治。“无为”之治有自然、自由、开放、兼容并包之意。

人类社会的“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顺其自然，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妄为。所谓不妄为，指统治者不膨胀私欲，不奢靡，不残暴，不根据个人意志去搅扰老百姓，比如不尊重农时，颁布繁苛政令，强迫老百姓服苦役打仗，随意制定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等。不妄为，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自我发展、自我化育、万物繁荣；妄为，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则会带来重大的灾害，包括农作物的歉收、老百姓迫不得已的反抗、社会的不安定等。

“无为”是针对“有为”提出来的。《道德经》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

其中，“忌讳”、“利器”、“伎巧”、“法令”都是“有为”的表现，居于上位的统治者通常会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根据个人喜好，乐于“有为”。“有为”的特点是以强制、恐吓的方式，让老百姓心生畏惧，被迫服从社会规范，从而达到满足统治者个人目的，以及治理社会的效果。然而，在老子看来，事与愿违，“有为”只能使国家混乱，甚至使统治者失去天下。

“有为”的行为只有倚仗统治者的权势，才能得到执行，必然带有强制性。老子强调，用强力治理天下，一定会自取灭亡。因为“有为”彰显的是刚强，刚强易折；“有为”还突出人为干预，人为干预必然破坏事物生长发展的规律、压制人类自我化育的本性，有违“道法自然”的特点。作为结果，“有为”一方面会严重打击老百姓的积极性、创造力，令整个社会失去本有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会令老百姓不堪重负，选择在绝境中反抗。

为了摆脱饥饿、劳役、压榨、剥削，为了活命，老百姓可能不再淳厚朴实，而是勾心斗角、铤而走险，不惜违反律令条文，从而导致社会混乱、民风狡诈，其结果自然“难治”。《道德经》说：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七十五章）

可见，老百姓的“难治”与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关系重大。当民怨沸腾、老百姓连死都不怕时，统治者所有的“有为”措施，只能陷于崩溃，正如老子所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七十四章）

这说明：统治者的强权、赏罚都不是万能的，由此，老子暗示统治者，不要以“有为”的方式治国，否则就要面对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

秦朝二世而亡，惨痛的教训之一就是统治者的“有为”。秦始皇修驰道、筑长城、修阿房宫，并多次开展大规模的战争；秦二世实行暴政统治，用严刑峻法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当赋税和徭役超过了老百姓承受的极限，当老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时，整个社会秩序就会濒临崩溃，强大的秦帝国仅存在15年就轰然灭亡。秦朝的灭亡，印证了《道德经》“无为”的治国理念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

“无为”是《道德经》提倡的治国理念。老子一直强调统治者要“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五十七章），即尊重社会规律，以不搅扰人民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不搅扰人民的方式还包括“不言”的教导，老子说：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

只有坚信“无为”的治国理念，才能在行动中实行“不言”的教导；“不言”的教导也是“无为”的一种表现。统治者话说多了，政令过于繁苛，对老百姓就构成了人为的干扰，会令老百姓六神无主、心生厌烦，乃至消极抵抗。

那么，“无为”的治国理念有何体现？老子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六十章）

“小鲜”就是小鱼，治理大国好像煎小鱼。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煎小鱼时要把握火候，不能来回翻动，不能用力搅动，否则鱼皮会破，鱼肉会散，鱼的自然鲜味也保全不了。煎小鱼与治大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老子眼里，治大国与煎小鱼却有共通之处。通过“烹小鲜”的比喻，老子暗示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举重若轻，要小心谨慎，不能随意干涉、搅扰、折腾老百姓，为政之道在于安静无扰，在于无为而治。

《道德经》提倡“无为”的治国理念，真正将其付诸实践的大臣是曹参。曹参，西汉名将，是萧何之后的汉代第二位相国。在此之前，他担任齐国丞相，当时，战乱刚刚结束，西汉政权建立。曹参听取了精研黄老之学的胶西盖公的建议：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让百姓自行安定。自此，无为而治成为他治理国家的要领。任职九年内，齐国政治安定、经济繁荣，齐国人称曹参为“贤相”。

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曹参入朝当相国，所有事情都遵从前任相国萧何制定的规章制度。在用人方面，他不重视巧言善辩的人，而是任用一些不善言辞、质朴谨慎的人。从表面上看，曹参整日喝酒，昏天暗地，不理政事，汉惠帝不解。曹参反问：“请问陛下与高祖比，谁更英明？”惠帝说：“朕当然无法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您觉得臣与萧何比，谁更贤能？”惠帝说：“您恐怕不及萧相国。”曹参说：“这就对了！先帝和萧相国平定天下，国家的法令制度严明而周全，臣认为遵守原有的法令制度是最明智的选择。汉朝经历三年灭秦战争和四年楚汉战争，人口减少，田园荒芜，清静无为、不扰民才是治理天下的诀窍。”曹参所言深得惠帝认同。曹参担任汉相三年后病逝，在历史上与萧何齐名，有“萧规曹随”的佳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曹参的不作为实际上是最大的作为，从而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并巩固了汉初的政权。

除曹参外，魏征也把《道德经》“无为”的治国理念应用于治国实践。立足唐代社会，魏征屡次上疏唐太宗，建议实行清静无为之治。他呈上的疏议往往以《道德经》为理论依据，并在实际上对唐太宗的政治决策形成直接影响，从而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出现，推动了唐代社会的繁荣。

事实证明，《道德经》“无为”的治国理念，不仅具有极高深的智慧，还影响到现实政治和社会。那么，以“无为”的理念治国，会有什么结果呢？《道德经》有言：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

多么自然、美好、祥和的情形啊！“我”就是指统治者，正是统治者的“无为”，给老百姓提供了自我化育的环境，激发了他们自我提升、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觉性。统治者持有“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的心态，国家自然长治久安。正是“无为”，真正成就了“有为”；正是“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的境地。“无不为”指没有什么事情做不成，是统治者治理国家最理想的效果。

“无为”的治国理念，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重视，也是对老百姓的重视，体现了民本特色，极富政治智慧。历史事实证明，以“无为”的理念治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国富民强。

2．治国方法：“愚民”。

《道德经》“无为”的治国理念，在政治中的具体落实，是通过“愚民”这一治国方法。这种方法不仅给当时统治者提供具体的治国之策，对中国古代政治和当今社会治理也有重要影响。然而，在历史上，乃至当今社会，《道德经》的“愚民”主张经常被人们误读，认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术”，老子也因此被视为一位善于玩弄政治的阴谋家。那么，“愚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愚民”非真的愚民也，而是政治上“无为”的体现。老子认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道德经》六十五章）

这里的“明”是指精巧，“愚”是指淳朴。“愚”并无愚弄老百姓之意，却是老百姓最自然的特点。善于行道的人会引导老百姓变得淳朴，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那么，“愚”具体有什么表现呢？《道德经》说：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道德经》三章）

人们往往由这句话得出老子给统治者提出愚民政策的结论，认为老子旨在培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容易听命于统治者的老百姓。表面上看，似乎有这个嫌疑，但老子的建议与他“无为”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

老子的目的是让人们远离智巧和嗜欲。“知”和“欲”容易引起纷争，让人们勾心斗角，给人们带来祸患，所以，老子提出“愚”，即真朴的概念，来对治人们心头萌生的种种“知”和“欲”，让人们变得平静和淳朴，过上安稳的日子。就当今时代而言，“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治国方法也很好，既关爱老百姓的身心健康，又有利于人们减小压力。强壮身体，简单、安宁地生活，这不正是普通人所期待的生活吗？社会矛盾也由此减少。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

这就是无为之治的体现。统治者的做法并不是“术”，也不是愚弄老百姓，而是减少名利、财富、欲望等对老百姓的诱惑，给老百姓创造安定、朴实的社会环境，去除老百姓的伪诈，培养老百姓的真朴。正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道德经》五十八章），即政治宽厚，老百姓就淳朴。

统治者用“愚民”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老百姓就容易得幸福；用智巧来治理国家，老百姓就容易遭祸患。当今，社会治理者也要用“愚民”的方法治理社会，培养朴实、诚信的社会风气，增强人们抵制诱惑、刺激和贪婪的能力，引导人们养护心思的纯洁澄明，追求简单、自然、健康的生活。

在老子看来，统治者用“愚民”的方法来治国，就不能带有任何偏私之情，要做到“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人们祭祀前不敢触碰它，祭祀时将其拿出来使用，给它披上华丽的绣巾；如此重视它，并不是因为喜爱它。祭祀完毕，人们随即将刍狗丢弃，任路人踩踏它；如此轻视它，并不是因为讨厌它。人们对刍狗没有任何偏私的感情，无所谓“仁”或“不仁”，刍狗在祭祀前后从有用到废弃，只是经历了一个自然的过程。

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五章）

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当作刍狗，让它们自生自长；圣人没有偏爱，把百姓当作刍狗，让他们自我化育。对于这句话，有些人认为老子是建议统治者把老百姓当作刍狗来利用、来玩弄，认为老子阴险，使用权术，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在这里，“不仁”就是最高的“仁”，它超越了干涉、强制、操纵等人为因素，给万物、百姓以自由。老子认为：天地没有私心，也不怜悯万物，对万物一视同仁，万物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化育；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超然不动的感情，去除目的、情绪、个人好恶、欲望等，放任老百姓自作自息、自然发展。

统治者的“不仁”不是冷酷，不是麻木，而是不带私心，不偏爱某些人，是对老百姓个人特点、社会角色分工，以及自身发展规律的尊重，是“无为”的体现。只有“不仁”，才能真正重视老百姓，平等对待老百姓，关注民生，让老百姓顺其自然地生活，获得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以百姓为刍狗”，统治者才能开创一个平等、自由、宽松的环境，让老百姓变得淳朴，不争名夺利，不勾心斗角，不徇私枉法，才会出现朴素的民风。“以百姓为刍狗”，是对老百姓淳朴本性的保护和尊重，体现了对老百姓无私、纯粹、公正的爱，是真正意义上的“愚民”。

统治者用“愚民”的方法治国，还要做到以兵为不祥之器。老子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道德经》三十一章）

兵革是不祥的东西，这代表了老子对战争的态度：反战。老子所处之世，各诸侯国都在招兵买马，忙于征战讨伐，对好战者而言，兵无疑是吉祥的东西，是获取胜利的武器；对老百姓而言，兵则带来暴力、祸乱、死亡、瘟疫和饥荒之年，老百姓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将兵视作不祥之器，是统治者爱护老百姓，进行“愚民”统治的安全保障。

春秋时期，统治者为追逐私欲、掠夺其他国家财富和劳力、扩张领土、实现霸业，会发动战争，从而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不但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还摧毁了用“愚民”方法治国的环境。连年战乱，百姓深受兵役、劳役、赋税之苦，生活朝不保夕，或食不果腹，或妻离子散，或命丧疆场。

在群雄争霸的时代，战争难以避免。老子认为，如果迫不得已要使用兵革，最好淡然处之。恬淡是统治者对待战争的态度。比如为了抵抗侵略，为了去除强暴，为了保护民众，迫不得已而迎战，即便如此，老子强调，在战争中应淡然处之。恬淡有哪些表现呢？胜利了，不能得意洋洋；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是好战的表现。老子认为：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三十一章）

即杀人多了，要以悲哀的心情来对待；打胜仗了，也要以丧事来处理。先秦诸子当中，反战的观点很多，但用丧礼来对待“战胜”的主张是十分少见的，这既是老子反战态度彻底性的表现，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面对战争，不侵略、不挑衅、不逞强，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老子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道德经》三十章）

意思是，用兵逞强，很容易得到报复。发生战争之处，农业生产必遭到破坏，必减少收成，乃至荆棘遍野，这意味着凶年必至；从另一角度来讲，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物壮则老”（《道德经》三十章），胜者不会永远兴盛下去，难免盛极而衰，自取灭亡。因此，在战争中争强好胜，穷兵黩武，必然付出惨重代价。

汉武帝是一代明君，但到晚年，实行讨伐匈奴、连年征战的政策，加上多次封禅出游和通神求仙耗费巨资，导致国库亏空，民生疾苦，连发暴乱。面对社会现实，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出了《轮台罪己诏》，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其中，“马复令”是指允许人民养马以免除徭役的命令。通过《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明确要远离战争，与民休息。兴兵几十年的大汉王朝终于息兵，此后，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的景象。《轮台罪己诏》及其对汉朝社会产生的影响，印证了《道德经》以兵为不祥之器的主张，对百姓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

丘处机，师从王重阳，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把《道德经》视为主要经典之一，将清静无为视为修道之本，主张性命双修。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龙门派的创始人，也是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武艺高强的道士。他仙风道骨，才能超群，拥有极高的声望。121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派遣使者请丘处机出山，帮助自己治理天下。丘处机被其诚意所打动，于1220年，以70多岁高龄，带领18位高徒，跋涉约3.5万里，应诏西行拜见成吉思汗。1222年，在西域雪山见面后，丘处机多次用道家清静无为、节欲保身、止杀爱民的宗旨劝谏成吉思汗。

当时，成吉思汗的大军正在征伐花剌子模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几乎每天都有战事，成吉思汗常为战事而劳神，丘处机则以拳拳之心劝谏成吉思汗“止杀”，他说：“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元史·丘处机传》）成吉思汗十分重视丘处机的劝导，令臣下将其记录成书，以随时翻看；还称丘处机为“神仙”，曾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丘处机对成吉思汗“止杀”的劝告，源于《道德经》以兵为不祥之器的主张。其中，“不嗜杀人”与《道德经》反对“乐杀人”的提法如出一辙，强调了对待战争的恬淡态度，代表了反战思想的较高境界。“止杀”与丘处机西行的目的——“欲罢干戈致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是一致的，他审时度势，用《道德经》的精神为民请命，拯救天下苍生。北京白云观中有一副乾隆皇帝题写的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其中，“一言止杀”就是指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劝导。“一言止杀”减少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的杀戮，有利于蒙古统治者体恤百姓，缓和民族矛盾，推动元朝的统一大业。

以兵为不祥之器，是“愚民”政策的一部分。它不会导致全民皆兵，不会强化霸力，不会阻碍经济发展，不会破坏社会风气；它尊重自然与社会规律，爱护百姓，保护生产，能为老百姓的生长化育保驾护航。以兵为不祥之器——这种对战争恬淡的态度与“无为”的治国理念是一致的，不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老百姓，都有百利而无一害。

对于“愚民”的治国方法，《道德经》还提出“啬”的概念。“啬”就是俭省、节约、收敛欲望的意思。老子认为：

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五十九章）

对于治理国家的方法，老子最为推崇的就是“啬”，并将其视为根深蒂固、长生久视的道理。“啬”其实是“愚民”的政策之一，若要老百姓变得淳朴，统治者就要做到“啬”，并在社会上推行重“啬”的风气。

不论对个人还是国家，积累财富的手段有两个：开源和节流。在乱世，开源可能意味着侵略其他国家，通过暴力夺取财富，但最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节流则不然，不会发生战争，不偷不抢，通过节约同样能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因此，在乱世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老子提倡的“啬”具有特殊意义：既可以使统治者爱惜民力民财，早做准备，进行财富积累，满足富国强兵的需要；又能抵制上层社会的奢侈之风，保护广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保障荒年时期老百姓的生存之需。

“啬”，在《道德经》中又称“俭”，是“三宝”之一。“俭”就是俭约，其实是天下人都应该持守而保全的宝贝。奉行“俭”，个人和国家的财富、土地等才能变得厚广，有限的资源才能得到持久利用，正所谓“俭故能广”（《道德经》六十七章）。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多舍弃了“俭”，追求巧取豪夺、奢侈糜烂的生活，在老子看来，这是走向死路。“啬”是个人的宝贝，也是治国的重要方法，舍“啬”而求侈，必然会败坏社会风气，挥霍社会财富，使国家走向衰亡。

“啬”含有不浪费、不奢侈、不肆意妄为，以及收敛、含藏之意，这与“无为”的治国理念如出一辙。《道德经》有言：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

即圣人要去除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去甚，去奢，去泰”是说给统治者听的，是让他们去除“有为”、顺应自然、通往“啬”的正确途径。老百姓都食不果腹了，谈何“去”？所以，老子“啬”的主张，是期待统治阶级的生活向老百姓靠近。

与老子同时代的墨子也提倡“节用”。他反对奢侈浪费，认为不要锦衣玉食；只要衣能蔽体、食能充饥。任何超过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享受，都被墨子视作奢侈行为，不但无所用处，还是极大的浪费。老子的“啬”与墨子的“节用”有相通之处，能在社会物资不够丰富的情况下使物尽其用，还反映了乱世之中人们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剥削压榨行为的反对立场。

司马光是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他生活的时代盛行奢侈之风，这种社会风气让他深感忧虑，为使子孙免受腐蚀，他特意写了《训俭示康》家训，勉励儿子及后代远离奢华，以节俭家风相传。在文中，他指出，自己生性不喜爱奢华浪费，儿时，长辈给他穿华丽的衣服，他都会因为害羞而把它脱去；20岁中科举，在喜宴上只有他一人没戴花，同年中举的人提示“皇帝的恩赐不可违”，他才在头上戴了一朵花。他认为，一辈子，衣服可以御寒、食物可以充饥就行。别人以浪费为荣，他以节俭朴素为美。面对别人的嘲笑，他视而不见。他认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他看来，高官厚禄不会永远长存，如若家人都习惯于奢侈生活，一旦条件改变，会无存身之地；深谋远虑的贤者，才会重视节俭。

《训俭示康》与《道德经》“啬”主张的内核是一致的，即便到今天，也颇具教育意义。俭，不仅指生活的节俭，还关系到一个人的作风、价值观和精神境界，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现代社会，是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追求灯红酒绿的生活，追求奢华的服饰，沉迷于感官的享受，挥霍、浪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是惊人的，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奢侈生活的向往。通过奢侈品来装扮个人生活，来提高身份与地位，来满足内心的种种欲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人们只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与品位，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举国上下，流行奢侈挥霍的风气，人们不论贫富，内心都特别渴望、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不是一个好兆头，如老子所言，可能是“死路”一条。中国“富二代”在国外的奢侈生活，令外国人不可思议；中国的土豪一掷千金，令国人瞠目结舌。

一些人不仅追求奢靡的生活，还相互攀比，甚至以炫富为乐，可谓人为物役。殊不知，外在的得失很容易让个人患得患失，限入焦虑、抑郁和痛苦之中，甚至影响健康，从而失掉感知、追求幸福的能力。当节俭逐渐为一些人所不屑，《道德经》“啬”的借鉴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啬”都不会过时，它是让人们保持淳朴的重要方法。“啬”有内敛、不张扬的特质，能帮助个人克服无止境的欲望诱惑，摆脱享乐之后的空虚感、忧虑感和无力感。当人们养成“啬”的习惯，以“啬”行事，追求简单、简约的生活，就能长久地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从容，更容易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国富人们未必幸福，国强人们未必舒适，巨大的浪费未必带来高质量的生活，由“啬”而来的国民幸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人类的终级追求才至关重要。

从更高的视角看，“啬”意味着较少索取、较少占有，体现了对他物、他人劳动以及自然的尊重、敬畏和爱惜，这是对资源的保护，对人力的节省，对自然的热爱。地球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你的眼泪；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粗茶淡饭，细水长流……这些广告用语，就是“啬”的再现。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啬”，追求“啬”，做到“啬”，蔚蓝的天空、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放心的菜都不再是奢侈的需求，它们本是简单、简约生活的写照；人们也会重视步行，采用自行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以健康、绿色出行为骄傲。总之，用“啬”这种“愚民”的方法治国，在现代社会，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穷奢极欲的生活，会败坏社会风气，会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混乱；人们还会因欲望的诱惑不断地向自然索取，从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资源衰竭，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所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用“啬”——这种“愚民”的方法治国。

魏征是唐朝的重臣，精通《道德经》。在“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出现后，他发现唐太宗有纵欲的行为，便上疏曰：

存亡之所在，在节嗜欲，省游畋，息靡丽，罢不急，慎偏听，近忠厚，远便佞而已。（《新唐书·魏征传》）

魏征的疏议正是《道德经》“啬”的思想在治国领域的应用。“啬”已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并对唐代统治者产生重要影响。

《墨子·兼爱中》记录了“楚王好细腰”与“越王好勇士”的故事。从前，楚灵王喜欢有细腰的人，所以，他的臣子一天只吃一顿饭，深吸一口气，然后束紧腰带，扶着墙才能站起来。第二年，臣子的面色都变得黑黄黑黄的。臣子为什么愿意忍饥挨饿呢？因为君主有喜好，他们想以此博取宠信。“越王好勇士”则是说越王勾践喜欢勇猛的士兵。训练时，为考验将士，他放火烧船，说：“越国的财宝都在这艘船里。”越王还亲自擂鼓，鼓励将士前进。将士们争先恐后，蹈火而死的有一百多人。这时，越王鸣金示意他们退下。将士为什么能够慷慨赴死呢？因为君主有喜好，他们想显示自己的忠心。

由此可见，统治者的喜好一旦流露，臣子都想投其所好，百姓的价值取向也受其影响。统治者如果喜欢奢靡的生活，那全国上下很容易流行奢靡之风；反之，统治者如果崇尚节俭，那全国上下亦是如此。

朱元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乞丐，却能以帝王之身厉行节俭。他每天的早饭，是蔬菜加一道豆腐；他的御床，和中产人家的床差不多；他用的车子、轿子、器具和服饰等，依惯例该用金子装饰的，他都下令用铜代替；他还命人在宫中的空地种上蔬菜瓜果；他主张用旧衣服或做衣服剩下的布料，拼成百衲衣或百衲单，施与老弱孤幼……他不仅自己节俭，对嫔妃、子女和亲戚的要求也是如此，他认为珠宝不是宝，节俭才是宝。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达官贵人们整日花天酒地，奢侈浪费；百姓则生活艰难，怨声载道。朱元璋下决心整治这种奢侈之风。根据民间传说，马皇后过生日，文武百官前来祝贺，到齐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百官都以为是山珍海味，结果是“四菜一汤”：炒萝卜、炒韭菜、两碗炒青菜和一碗葱花豆腐汤。正如朱元璋故乡——凤阳的民谣所说：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当百官都在诧异时，朱元璋说：“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宴就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百官听后，诚惶诚恐，不敢再大吃大喝。

“四菜一汤”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史籍中较少记载，但它已成为美谈，延续着《道德经》“啬”的精神，对当今抵制官场上的奢侈之风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朱元璋还曾为《道德经》作注，可见，他深受《道德经》的影响。可以说，朱元璋身体力行，把《道德经》“啬”的主张，利用王道政治推向官场、民间，展示了一代帝王的风范。正是知道百姓疾苦，正是明白“啬”对于治国的意义，朱元璋贵为皇帝，还如此重视节俭，被人们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崇尚节俭，远离骄奢侈靡，从臣子到百姓都会效仿，并从内心认同统治者，这样才能开创简朴的社会风气，政治因此清廉，国家也因此安定；统治者若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就会加重对老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就会掠夺他国财富，结果，老百姓冒死反抗，难免出现国家混乱的局面。当下中国，一些党员、干部生活腐化，穷奢极欲，过度享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在全国培养一种重“啬”，或尚俭的执政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追求简单、简约的生活，衣食住行不求奢华，在这一意义上，《道德经》“啬”的主张还能从深处推动全国的廉政建设。

3．社会理想：小国寡民。

对于“无为”之治，老子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小国寡民”（《道德经》八十章）。其中，“国”相当于一个村落，在当时小农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封闭型的农村社区，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就是由一个个分散的“小国”组成；“民”是指村落中生活的人民，人口很少，又几乎没有人口流动，所以，老子称“寡”。“小”“寡”似乎处于弱势，与各诸侯国富国强兵、发动兼并战争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那么为何“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却经历时空洗礼，为世世代代的人们心向往之呢？

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这是一个大动乱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当时，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人民过着朝不保夕、饥寒交加的生活，因此，人民对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在当时战乱的社会，老子的内心是绝望的，但他依然站在自己的视角，针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了理想的社会模式——“小国寡民”，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现国治民安的局面。

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恰恰反映了人民内心的需求与渴望。其实，“小”“寡”不仅仅代表规模的大小、数量的多少，还代表一种价值观念，相当于自然的国度、淳朴的人民。老子设计的“小国寡民”，建立在他“无为”的治国理念基础上，刻画了一个美好的理想国。老子深知，“小国寡民”的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所以，他选择做一位隐士。然而，这种选择并不能阻挡“小国寡民”对世代中国人的吸引力。“小国寡民”是老子对人类社会理想的一种思考、一种探索、一种憧憬，它那么平淡、那么朴素、那么美好，又那么平易近人，似乎就在身边，令人神往。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道德经》八十章）

在那样的国度，即使有各种器具也不使用，人民重视死亡而不愿意迁移到远方。这表明，不是没有文明的器具，而是人民不乐意使用；人民不是没有能力远走，而是人民不想流动。当时的人民是不是顽固不化呢？答案是否定的。视而不见、无所用之的态度，恰恰表明了人民的“无为”；不是没有条件，而是主观上不用、不为。可见，老子构想的“小国寡民”，体现了统治者“无为”的治国理念，以及人们自然、“无为”的精神境界。

当今，各种文明器具接踵而来，还不断地更新换代，你可能不认同老子的观点，因为没理由拒绝文明器具啊！但文明器具往往是双刃剑，它在给人们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会膨胀人们的欲望。人们喜欢玩微信和QQ，不少人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浏览朋友圈，和朋友沟通，晒自己的生活。人在家里，也无暇关心父母、关心配偶、关心子女，更谈不上关心亲人。火车上、公车上、餐桌上，以及其他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玩手机的低头族，他们无法自拔，还乐此不疲，没心情看沿途的风景，没心情面对面地和朋友、亲人交流，没心情享受生活本身。这是怎么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被现代器物异化，还是心甘情愿地被异化。通过玩手机的方式，人们得到了放松；可人的时间与精力毕竟有限，不知不觉，人们失去了自我，最自然、淳朴的感情被海量信息淹没，人与人的交流被弱化。

有些人一天到晚呆在空调房间，很舒服，逐渐变得依赖空调。太热了，吹空调；太冷了，吹空调；不热不冷，也习惯性地打开空调。一旦停电，人们才发现自己得了空调综合征，简直活不下去；当气温稍稍变化，人们一出门就容易感冒、发烧，大呼抵抗力下降。虽然现代高科技的器物有很多便利，但人类不能完全依赖。没有空调，空气流通，细菌减少，人们不容易生病；没有空调，人们直面冷热空气，看似受苦，实则锻炼了体魄，耐得住热，扛得住冷，抵抗力大大增强。

总之，《道德经》不是反对、排斥“什伯之器”，而是看到“什伯之器”对人的自然本能、本性的剥夺与伤害。在老子构筑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中，人本身的自然性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外在的物质进步干扰了这种自然性，那宁可避免。所以，“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一直有一种自然之美，它不随波逐流，发人深省；老子“无为”的观点，表达了在乱世人们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不是开放型的，不利于社会交往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性。

对于“小国寡民”，《道德经》还强调：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道德经》八十章）

这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等级、没有压迫的社会，民风十分淳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并不是主张回到原始荒蛮、民智未开的时代，而是强调人民的生活非常朴素，没有过度的欲望，也是统治者无为而治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下结论，说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是倒退的、落后的。

在“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人们如何生活呢？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

在此，老子描绘了小农经济条件下，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画面：平静，安宁，自在，简单，幸福，富足，和谐，美好。它既有日常生活的自然、活力与有序，又有其乐融融的情感，是古代农村生活理想化的场景，也是“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中最美的境界。这种生活场景恰恰得益于统治者的“无为”，正因为他们不干扰人民，小农经济才能自由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平淡的生活，没有绚丽的色彩，却有家常的可贵，淳朴、自然、自由才是“小国寡民”的魅力所在。

老子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老头，他在《道德经》中用“鸡犬之声相闻”来形容村与村的距离之近，使“小国寡民”这一社会理想充满生活气息。他说：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

这么近的距离，村与村之间的人民活到老死，互不往来，这不是自我闭塞吗？是的，没有交往，就没有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但这应该不是老子的本意。如果将这句话放在大道的背景下，老子是要人们驻足于“无为”之境而守“道”，那么，国家的发展就不是十分必要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战争频发，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强者欺凌弱者，没有安全感。老子提倡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安全距离。保持距离，才有独立生存、生活、发展的空间，才不容易形成干扰，不容易造成矛盾，不需要处处设防。所以，距离不但产生美感，还带来了安全感，能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

《道德经》“小国寡民”社会理想，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中有生动表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个平和、自在、和乐的桃花源，俨然脱胎于“小国寡民”，其中，“鸡犬相闻”与“鸡犬之声相闻”、“怡然自乐”与“乐其俗”更是遥相呼应。桃花源不仅是美妙的田园风光，更是无限美好的社会理想。《道德经》“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桃花源只是一个美丽的映射。“小国寡民”流露出的安宁、朴素和自然，是人们心中最需要、最渴望、最向往的社会理想要素，如今，“小国寡民”依然散发出独特的吸引力。

“小国寡民”是老子在乱世构想出来的理想社会模式，是“无为”观念的必然产物，表达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他消极避世的心理。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都不会，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在求“道”的背景下，它却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引导人们对美好、和谐的生活无限向往，不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国家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如上所述，在“道”与“德”的基础上，《道德经》的主要内容有辩证论、修身论、处世论和治国论四个方面。通过这些方面，老子以辩证的眼光思考着自然、身体、心灵、交往、政治等问题，书写了生命的大智慧。《道德经》提出了朴素而深刻的辩证法。朴素既受到时代的限制，又是“道法自然”的体现；深刻则源于老子的睿智。《道德经》的修身论则形成道家独特的风格，让人出淤泥而不染，让人身体健康而细水长流，让人心疾自愈而海阔天空，让人受益终生而浑然不觉。《道德经》的处世论既饱含哲理，又生活化，在乱世独树一帜，尽显老子的大智慧。《道德经》的治国论，有利于休养生息，有利于培养淳朴的民风，还有利于实现人民的自由，体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这四个方面虽各成体系，却又紧密相联、互相影响，甚至互相渗透，并使《道德经》“道”与“德”的概念真正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