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现代意义

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现代意义

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是将自然、社会、人类融为一体并交互作用、和谐运行的大智慧。它上承《易经》“与时偕行”、“顺天应时”的基本法则，下启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深刻内涵，把握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积极影响，认清老子“道法自然”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有利于古为今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一　生态智慧的深刻内涵

老子生态智慧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它形成了系统而又深邃的观念体系，并有源远流长的思想来源。

1.　生态智慧的核心是“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对其生态智慧最具概括性的表述，是其生态智慧观念体系中的核心命题。不妨以郭店竹简《老子》为据，看看老子对“道法自然”的解说。

“道”在竹简《老子》中居于中心地位。竹简《老子》开宗明义，在第一篇第1章（即通版第25章）就将其对“道”的基本理解揭示出来：

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天，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状”，今本作“物”。“物”乃具体事物。《说文》：“物，万物也。”《列子·黄帝》：“凡有貌声色者，皆物也。”在老子思想中，“道”显然不是具体之物。从本章看，“道”是一种状态。那么，“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本章提供了答案：“道法自然。”

何谓自然？

先看“自”字。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自，鼻也。……自之通训当为始，即本义之转注。《方言》十三：‘梁、益之谓鼻之初，或谓之祖。’《说文》‘皇’、‘篆’下：‘自，始也。’俗以始生子鼻子为自子，后世俗说谓人之胚胎，鼻先受形。”另外，《韩非子·心度》云：“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亦将“自”与“本”作为同义词。这就是说“自”字由本义转注为本始、本初。

再看“然”字。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曰：“然，状事之词也。若《论语》‘斐然’、‘喟然’、‘俨然’之属是也。”这个作为“状事之词”的“然”字，相当于今语“……的样子”。

可见，老子“自然”的本义为初始的样子、本来的样子。老子之所以用“赤子”、“朴”来形容“自然”，那是因为“赤子”乃人之初，而“朴”为未加工成器的木材，亦即未经雕饰仍保持本来样子的木材。

“道法自然”是说“道”效法其本来的样子、本来的状态。对此，老子用“无为”、“朴”来表述。他说“道恒无为也”，这里的“恒”，老子正是用其相对的、对立统一的引申义以阐述他对“道”和“无为”的辩证理解。依此分析，效法其本来样子的“道”的“恒无为”乃是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道”的“恒无名”乃是有名与无名的对立统一。诚然，“恒无为”使我们更容易把握“自然”的意蕴，它们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如要保持“自然”，就一定要“无为”。相反，如果“为”，就必然不能保持“自然”。他又说：“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从行文看，这里的“朴”皆指“道”。此外，老子还用“素”、“虚”、“中”等概念来阐述“自然”。总之，在老子思想中，“道”是一种状态，所以在谈到“道”的形成时，他说“有状混成”。

老子通过对其生态智慧核心概念“道法自然”基本内涵的界定，水到渠成地揭示了它的基本特征。

（1）“混成”。此乃“道”的本质特征。即“道”是混沌的，对此，人们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甚至，它本来就没有名称。这方面老子论述颇多。如上文所引“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无名之朴”，“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这些论述归纳起来就是，就其本性而言，“道”一方面是“无名”与“有名”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由于“道”效法自身本来的样子，整体“无名”，而人们又不得不谈论它，故不得已而勉强对它加以命名，于是有了“道”、“大”、“朴”等名称。

（2）“寂寥”。河上公曰：“寂者，无声音；寥者，空无形。”“寂寥”是说“道”寂静无声，空廓无形。

（3）“独立”。“道”不受外物支配，绝对独立。在老子生态智慧中，“道”是最高概念，在“道”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权威，所以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接受其他权威的命令和支配，从而它是卓然独立、无牵无挂的，是一种绝对自由的存在物。

（4）“不改”。“道”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它只能是顺其自然，不会因为任何事物、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本态，这便是“道”之“不改”的特点。

（5）柔弱。“弱也者，道之用也。”“道”的这个特点是与其自然无为的特点相辅相成的。一种事物既然是自然无为的，它就不可能是刚强的；反之，一种刚强的事物不可能是自然无为的。

可见，老子生态智慧是客观、中观、微观相契合，天道、人道、治道相统一，以“道法自然”为核心，以“混成”、“寂寥”、“独立”、“不改”、柔弱为特征，主张自然无为，引导并顺应万物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化”、“自宾”、“自均安”、“自富”、“自正”、“自朴”，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的大智慧。

2.　生态智慧源远流长的思想来源

老子生态智慧上承中国古代先哲以及《易经》“与时偕行”、“顺天应时”的基本法则，具有深远的思想来源。

《易经》以太极阴阳理论说明宇宙万物以及时间空间的统一性。太极者，阴阳未分，时间与空间合而为一，乃生生之始，成物之因，万象之法，宇宙之本也。“生生之谓易”，易之能生者，是有太极之故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者是为阴阳之分。生生者，指时间之变，即时间尺度之变换。万物生于时间与空间之变易，而且，万物的形象在时空中，又有形上与形下之别。时空合而分，是谓形下，生成有形之物；时空分而合，是谓形上，生成无形之道。“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种时空的整体性、统一性、变易性，成为《易经》哲学的本体论，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

《易经》的这种于阴阳两两相对而又相互转化中，探索自然、社会、人类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整体辩证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着老子。尚中求和的和谐思维，在《易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宇宙自然的宏观意义上，乾道刚健以生物，坤道柔顺以成物，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第二个层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因阴阳交融而和谐有序，生生不息，人道“仁义”德性伦常与天道阴阳、地道柔刚贯通一体，天地人圆成会通。此乃“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第三个层次，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亲附、聚合，高扬“同人”之道；在人个体自身，主张心身协调，倡导“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的君子平衡保全之策。

具体来说，中国古代先哲以及《易经》基于“与时偕行”、“顺天应时”大法则所表述的人与自然和谐运行、共同发展的基本观点如下：

（1）强调万物一体。在中国先哲的眼中，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类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这表明了中国古代先哲已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主张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社会。

（2）强调生而不有。此与万物一体相关联，是中国先哲对天地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感悟。先哲们认为高尚的道德在于生育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正是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才保证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这一“生而不有”的主张揭示的是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对于自然的索取要适度，使自然资源既可利用，又可再生，可持续发展。如果强行占有，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出现生态环境的危机。

（3）强调曲成万物。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做中介的。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自然变化作出制约，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这是中国先哲闪耀着超越时代智慧之光的生态意识。

（4）强调合而不同。西周末年的史伯告诉世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和十数以训百体……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在此，史伯用实例说明，多样的事物和因素组织融和，以他平他，就达到多样而统一，丰富而多彩；如果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和因素组合，以同裨同，事物只能同一，就失去了多样性。其揭示的哲理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合而不同的主张，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能可持续发展。

（5）强调大壮恒久。《易经》探索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久”和“大”。“大”在《周易·大壮卦》中有阐释：“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固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刚以动”就是发展，发展就大壮，发展大壮是自然变化的法则。“久”在《易经·恒卦》中有解说：“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成，圣人久于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里所要揭示的道理是，只有“久”，才可以使人类坚持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大”、“久”，《易经》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综合而言，就是具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才能达到“大”和“久”的目标。《易经》还强调这是圣人之智、之德，是圣人之业。

（6）强调循环再生。中国古代先哲在资源的有续利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等方面，还研究了如何循环再生的问题。如在生物资源上，东周的管仲认为“山林菹泽草莱者，新蒸之所出，畜之所起。故使民来之，因此怜之”，才能使生物资源物质循环再生。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先哲还告诉人们：“用文不掩尽群，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管仲提出了“因地制宜”、“地尽其利”的思想，根据这样的思想，先民在江河湖滩沼泽地开发土地不是填水，而是用沟洫法，建立起完备的沟洫农业制度；开发山地时，不是平山，而是修筑梯田。在农业生产方面，先民利用先哲“上因天时，下尽地力，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的自然循环主张创造出“桑基鱼塘”的高效生态经营系统。循环再生的主张使中国古代物质再循环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获得了科学性。

综上所述，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智慧源于中国古代先哲尤其是《易经》，以《易经》和古代先哲的基本观点及具体主张为源头，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智慧的体系框架，界定了自然、人类、社会和谐相处，共谋发展，与时偕行的价值取向。

二　生态智慧的积极影响

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内在构成中。

1.　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首先及于道家

郭店竹简中重要的道家文献《太一生水》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非常丰富。既有本体（太一），又有现象（水、天地等）；既有精神因素（神明），又有物质因素（水、天地等）；既有时间因素（四时、岁），又有空间因素（天地）；既有自然界的性质（阴阳），又有自然界的状态（冷热、湿燥）。它认为“太一”存在水中，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运行，这种思维方法乃受老子“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的启发。在老子看来，道存在于天下万物之中，而在《太一生水》看来，太一存在于水中。二者都是在谈最高形上实体的存在方式。《太一生水》的作者认为，太一的运行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周而复始”，二是“一缺一盈”。前者直接来自老子的“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恒道”论；后者则来自作者本人对一些自然现象或者说“天道”（如月亮的盈缺变化）的观察。关于太一与万物的关系，《太一生水》也谈了两点。一是“以己为天下母”，这是说太一为万物的创生者，取自老子的“（道）可以为天下母”之说；二是“以己为万物经”，这是说太一为万物之大法，取自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以上诸点，皆为太一恒常不变之本性。故作者称：“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厘，阴阳之所不能成。”太一的这种特性，类似于老子之道的“独立不改”。

《太一生水》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道家文献，所反映出的与老子学说血脉相依的关系，充分证明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对道家学说及其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的深刻影响，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家生态伦理思想。

（1）知常知和的平衡思想。

道家从物我为一的整体观念出发，强调天地人的有机统一和维护生态平衡，把知常知和提到生态伦理的核心地位。道家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自然界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道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又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成为制约其消长盛衰的规律。天地万物由于道的生成与制约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和谐，这是因为道有一种和合万物、协调万物并使其和谐发展的功能效用。道，生长万物并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并不自恃其能，成就万物亦不自居其功。“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大道流行泛滥就像水一样可左可右，无所不到。任万物赖以生长而不加以干预，任万物赖以成就而不自居其功，养育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在老子看来，道为天下之母，为宇宙的根源，产生了天地，天地再生养万物，所以万物皆从道而化生，随之便有了德之畜养，其实德就是道的性能，由于道与德之功，既生既畜，物才能成为物。物既成为物，自然就有了形状貌象声色，各具用途。所以说，道虽产生天地，化生万物，德虽长育、安定、成熟、蓄养万物，但却化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兴作万物而不依恃己能，长养万物而不自任为主宰，像这样微妙深远的力量和功德，是最高尚无私、最公正无偏的德性。

道家生态伦理强调尊重自然规律、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同时也向人类敲响了“不知常，妄作，凶”的警钟。“知常”就是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其用意深刻，其视界高远。虽然道家这种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环境破坏并未像今天这样复杂的古代，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毫无意义，对现代环境保护和绿色和平运动毫无助益。事实上，现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和科学家都十分推崇道家的智慧，如卡普拉、布朗、赖特、李约瑟等人均高度认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有些人虽然并未直接研读过老庄的著作，但他们却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表达着如同老庄道家一样的思想，这种现象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2）知足知止的开发原则。

老子认为，和谐是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一大法则，也是人类行为应当遵循的一大准则。对于人类来说，不仅要“知常”，而且还要“知足”、“知止”，即认清事物自身所固有的限度，适可而止，自我满足，以限制人类自身的贪得无厌，避免对自然界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及过度开发。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世界上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道自我满足，适可而止，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永不满足，所以只有知足知止，知道满足才是真正永远的满足。老子又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贪得无厌、过分地索取某种东西必然招致重大的花费与损耗，过多贮藏、聚天下之财尽归己有也必然招致更多的亡失。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知道适可而止，才能远离危险，避免祸患。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认为“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洞鉴生命的真实意义，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洞悉命运之真谛，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人保存生命的最好办法是能顺应自然的变化。庄子主张以顺乎自然的方式去开发利用自然。他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物的名称是人叫出来的。可有可的原因，不可有不可的原因；是有是的原因，不是也有不是的原因。为什么可？自有它可的道理。为什么不可？自有它不可的道理。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它是的地方，也固然都有它可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只有通达之士才会理解万物相通为一的道理，不固执于一己之是而寄寓于事物的功用。事物自己的作用，也是用。这个用，都是相通的，相通就自生，自得，就离大道不远了，这也就是因任自然的道理。顺着自然的轨迹走却又不知为什么要这样，这就叫做“道”。在这里，庄子把事物的作用区分为对人的作用和事物对自己的作用，认为并不见得对人没有作用的事物对自己就没有作用。没有一件事物没有自己的道理，没有一件事物没有自己的根据。真正有道德的人不是以它们对人类有用而论有用，而是以它们对自己有用而论有用。事实上，事物对自己有用与对人类有用，总体上又是相通的。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凡是对自己有用的事物终究会对人类有用。庄子依据这一思想，提出了“缘督以为经”的开发利用自然的原则。

美国自然科学家、著名的生态学家巴巴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在其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严厉谴责了在开发自然资源中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掠夺性行为，指出，人类必须自觉地控制自己活动的范围，达到既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又有利于促进自然环境正常发展。自然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所能承受负担的限度，人类行为不致破坏自然平衡的限度，无情加速的社会变化和资源消耗所能承受的限度，就是人类在处理自然资源问题上的道德界限。当我们将这些理论同老庄道家知足知止的观点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基本精神和总体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3）热爱自然的伦理情趣。

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酷爱自然、钟情山水并以自然为师友的伦理情趣，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使他们投向大自然的怀抱，去和自然万物沟通对话，由此激发起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热情，并形成他们的品性和人格。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罢，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弛。“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2.　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及于中国传统文化

究其实质，老子生态智慧作为对中国古代诸学说之精华的集大成，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以后诸学说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观的根在老子那里。欧洲中世纪重农学说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曾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受老子生态智慧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正因如此，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实现。

（1）天人合一的整体认知。

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亦即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一切都源之于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天道示人。人之为人就在于思想。中国古代的圣人其实都是善于观察、善于思索的睿智之人。孔子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因此，人们效法的最大的对象是天地；人们效法最变通的榜样是春夏秋冬四时；人们观察天空中悬挂着最显著的东西是日月；人世间最崇高的追求是富贵；准备物品，以至于用，加工成器，给天下之人带来最大的利益的，就是圣人。所以，上天诞生了神奇之物，圣人就以它们作为思考和行事的准则。天地之间的变化规律，就是圣人效法的基本楷模。由此而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观察自然现象，感悟天地法则的过程，从而理解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把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二，强调天人相应。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上天垂示的现象中得到了启迪而感悟的思想。先古圣人正是通过对人类自身的长期思考和感悟，认识到人的生命机制与上天的运行规则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就体现在用阴阳五行的理论阐述人体的生命现象。根据阴阳的理论结合到人类是男为阳，女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后背为阳，前胸为阴；生为阳，死为阴；言行为阳，思虑为阴；光明正大为阳，阴谋诡计为阴；社会的正气为阳，邪恶为阴。自然、社会、人身，都处在阴长阳消，阳长阴消的过程之中。人的疾病和心情不仅与五脏有关，也与日月的运行有关。因为人身气血的运行与日月直接相应，子时至午时为气行；午时至子时为血行。故身体到时就饿，到点就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样，人喜欢绿色，而森林多的地方，风调雨顺，天人相安。哪个地方的人们爱护森林，哪个地方的民众就天然受益；相反，哪个地方的人们乱砍森林，哪个地方就水灾旱灾频繁，这个地区的民众也就刁顽不堪。故中国自古就有谚曰：“青山秀水出圣人，穷山恶水出刁民。”人类的活动与大自然的协调是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社会的体现之一。

（2）物我一体的主体追求。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和儒家都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比较而言，儒家强调人定胜天，推崇人化自然，带有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支配者的意味，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高度重视天地自然的作用和力量，反对以人役天，这无疑带有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尊重和保护自然的思想因素。在儒家那里，人是中心和支配者，天人合一只能是天跟人合一，而在道家那里，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只能是人跟天合一。这种物我一体的主体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在当代的借鉴意义，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道家认为，法自然的道既是万物的本源和母体，也是支配制约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和总法则。道贯穿天地万物之中，它既是一，又是一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里，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突破了中国古代以政治和伦理为轴心的哲学体系，把思考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并建立起博大严谨的宇宙论体系。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天地万物发生的本原来看，它们都来自同一个道。这个道，即是生育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

同时，道本身又是一个圆满自足的和谐体，对于现象界的杂、多而言，它是无限的充满，无限的整全。道这个圆满自足的和谐体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存在，听不见它的声音也看不着它的形体，它独立长存而永不衰竭，循环运行而生生不息，可为天地万物的根源。道是一个绝对体，它绝对于峙，现象界的一切都是相对峙的，而道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独立不改”。道又是一个变体，生生不息地运转着，但它本身不会随着运转变动而消失。道家认为，可以作为“天地母”的东西，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先于天地而生的道。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老子提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阐发了对宇宙生成的看法。

从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共性来看，这种道都含有阴阳，都是阴阳二气妙合而成的。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说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生成新的和谐体。这阴阳二气互相拥抱，互相影响，恰到好处，臻于和合之境，故始终能调养万物。天地万物都以道为其最大的共性和最初的本原，并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也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

人既然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他的生存与发展均取决于天地万物，就只有遵循自然的法则而行动，才能够使自己合乎自然要求，为自然界所接纳和认可。老子关于人是天地万物一部分的思想，被庄子所继承和发展。庄子认为，“天地一指也”，“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并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抽象存在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一同生存，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人既离不开天地，也离不开万物。把自己与天地万物隔离开来，只能是自取其辱或自取灭亡。在庄子看来，人类生活的至德之世就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万物众生，鸟兽成群，草木滋长，“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这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美好时期。庄子向往和肯定这样的“至德之世”，反对用人力去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更反对虐待和掠夺自然。作为道家著名代表人物的庄子，将道家物我一体的主体追求发挥到了极致，无怪乎老庄并称，双峰并峙。

（3）顺天应明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各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

顺天应时保护生态平衡的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王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多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初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3.　老子生态智慧的影响还穿越时空，及于域外

老子生态智慧作为一种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谐、天人相通为特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已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幕，跨过时空局限，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旨在重新确立人与自然新关系的关于自然价值观或宇宙观的革命。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园观念同样是以自然环境做底子的，生态学Ecology一词本就是从希腊语词根“Oikos”（家园、住所意）演变而来。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由于地处市区，无法像他的夏宫那样遍植大树，或许仅仅是由于离不开树木的原因，竟把整个屋顶装成绿色，远远望去，特别是从高处往下看，宛如一片森林。由此看来，在人类的精神殿堂里，从来不缺乏大自然的位置，人类或许从一开始，就知道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印度圣雄甘地说：“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地球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在人类追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在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森林锐减，物种灭绝，沙漠蔓延，干旱频繁，水源污染，酸雨肆虐，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加剧，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大自然这样无情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个胜利，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严酷的现实促使西方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国，投向中国文化中以老子“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适应；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割。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当代的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适应的，因而是合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然价值取向，对世界的宰割，特别是对大自然的宰割是确实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英国当代生态学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把人类对大自然功利性的宰割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这场战争，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如果让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生存的能力。芬兰当代学者佩克·库西则从另一个视角指出，人类已被失去理性的发展信念冲昏头脑。以铁面无情的竞争为主宰的统一市场经济，把我们绞入它那庞大机械的齿轮之中，于是我们隐入在最冷酷的文明漩涡里。

沉痛的反思带来了观念的转换。在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评估与认识，征服自然的观念正在被保护自然的观念所矫正，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传统正为人与自然相协调的意识所取代。同样是在20世纪，以柏格森、怀海德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第一次提出了自然宇宙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观念，到了20世纪20年代，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哲学观念，突破了“人类中心论”的局限，给予地球上一切生灵以平等的生存地位。此后，在30年代，莱奥波尔德又提出了大地伦理思想，对人类给地球带来的污染与破坏提出了警告。由于这些文化成就，一场以保护自然为主调的“生态伦理”运动在西方渐渐兴起。为此，在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人在自然界面前应“无为而无不为”2000多年后的1972年，以研究与解决“人类问题复合体”为己任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令世人震惊的“世界末日模型”，猛烈抨击了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增长观念，把环境保护观念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兰特夫人在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1992年后，全世界1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云集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给予较均衡的考虑，强调要给予当代人、人类子孙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物物种的利益以公平的地位。这一新的动向表明，一个从破坏自然回归到保护自然的新理念渐成共识，人类也将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到生态文明的新阶段。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相当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学会使自己的基本功能与伟大的自然进程相适应，完全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建立起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于是，人们对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价值取向所张扬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价值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物理学之道》一书的作者弗·卡普拉认为，东方哲学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中国文化最近在西方，特别是在青年中被推崇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性的世界观。他甚至声称，西方能否真正地吸收东方的有机哲学，以突破西方机械世界观的框架及其文化构成，是一场关系到西方文明能否生存下去的真实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西方学者的宇宙生成理论与老子关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宇宙创生思路颇多暗合共通之处。就宇宙起源而言，老子所提出的“道”，与当代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在阐述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时所运用的“奇点”概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霍金认为，宇宙在“奇点”处发生大爆炸，在初始的几秒钟内，生出诸种基本粒子，然后无限膨胀，生出宇宙万物，包括各种星体及地球，其后才有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存在包括万物灵长——人类。这与老子的“道”是整个宇宙最早产生者，它有开端，次于道而产生的是天地，次于天地而产生的是万物的观点何其相似。霍金还认为，茫无际涯的宇宙天体就时、空而言，有始点（奇点），也有终点即坍塌收缩后仍归于奇点，并开始新一轮漫长的循环。他在宏观层面对宇宙演化的阐释，颇得老子“天道员员，各复其根”、“反也者，道动也”之真传。霍金于1988年在其首版的代表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中所阐释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与老子在2500多年前所提出的“道法自然”的天才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老子的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与当代霍金对宏观世界的科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次穿透时空的、瑰丽的共鸣，并由此引发了理论物理学和人们宇宙观划时代的革命。无怪乎霍金对中国心向往之，在21世纪初年，他以残疾之躯来中国访问时，以巨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向中国的同道和大学生们展示了神奇超凡的科学理性的力量并引起轰动，在中国引发了一场霍金热。相比西方霍金等学者，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生于无”，世界是从“无”开始的，而西方哲学和科学则认为世界是从“基本粒子”，从“有”开始的。

总之，崇尚自然主义的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最能代表“从来不把人和自然分开”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虽然同儒家思想一样都主张“天人合一”，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认为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从来不主张对自然界“物畜而制之”，而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所张扬的对待自然的这样一种态度，对于当今人类保护环境的主题思想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及实现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三　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

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当代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最深层、最根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协调，而老子“道法自然”所提供的基本思路，为从根本上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这正是老子生态智慧的时代价值之所在。

1.　老子生态智慧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参考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生态智慧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和细致的阐释。他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他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老子以及道家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做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老子生态智慧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老子关于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理念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

2.　老子生态智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石

无论是以一代哲人海德格尔“诗意地居住”为重要内容的生态伦理学，抑或是作为可持续发展中介的环境伦理观，还是当前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目标，它们都是吸取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之精华并以之为理论基石的。

当人类为享有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和富足而自我陶醉的时候，海德格尔冷静地看到了文明背后的危机。为消解人类的生存困境，他提出的“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其思想的先锋性，在于为人类正视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发出了必要的警报。面对环境的日益恶化，他提出“居住”的概念，认为“居住”是指人作为短暂者存在于大地上。从这里出发，他指出：“居住设立于和平，意味着和平地处于自由，保护和守护着每一事物本性的自由领域之中。居住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保护和保存，它充分地体现在居住的整个范围。一旦我们深思到人类存在于居住，而且是短暂者居于大地上的居住意义时，这种保护和保存便向我们显示了自身。”海德格尔以哲人的敏锐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以焦虑的心态来纠正人类自己设下的误区。在他看来，人类反自然的结果只能是自食恶果，要想达到和谐（居住的理想境界）就必须终止人对自然的功利行为，换言之，人类应该用自己的聪明智慧避免自然界进化链条上的断裂，通过和解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境界。具体地讲，这就是他面向文学，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那里获得灵感，提出的“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要达到海德格尔“诗意地居住”的理想境界，人类就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向客观向度靠拢。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向自然索取，转化为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实现改造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价值理念。亦即短暂者（人类）在大地上居住时，应淡化功利，向非功利靠拢，将人类文明的创造与观照自然界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以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

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的中介。它是由老子的生态智慧到生态文明再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人人都牢固树立环境伦理观，才能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建构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使人在进行自己的行为时，会发自内心地自觉考虑和顾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社会、后人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这几者的和谐互惠共生。环境伦理观的产生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仅丰富了伦理学的基本思想，而且扩大了人的责任范围，为人类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尺度。人的一举一动被放到了人—社会—自然这一大的坐标系之中，使得人能够逐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多面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行为可能给自然界造成的多种结果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人类所应承担的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整体认识和把握，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人们有一种全新的环境道德观，以此来约束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3.　老子生态智慧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生态化转变的价值准则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生态化转变，而老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则为实现这种转变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伦理形态。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思想，这既是历史发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阐述，也是对以老子“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精华的吸取与弘扬。建设生态文明，应从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重视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入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化转变。

（1）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着力点。

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着力点，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要走“绿色化”、无害化道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并将这一发展战略具体落实到单位、家庭和个人。在社会领域，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生态观，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以生态文明意识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形成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保护生态、美化家园、绿化祖国的社会文明新风尚。在文化领域，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摒弃人类自我中心思想，按照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同，增强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行为的自律。

（2）培育全民生态道德意识。

人与自然之间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统一体，人类的生存永远离不开自然界的庇护，人类的发展永远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会促进人类的发展，而自然生态恶化将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之间需要和谐发展也必须共同发展，培育全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点。

第一，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意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追求自然美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应该以此为契机，按照美的原则和规律，不失时机地把人们的审美情趣引导到尊重自然、珍惜生态、保护环境方面来，将生态道德意识贯穿在自己的全部言行之中。

第二，要唤起人们关爱生物、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自然界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有其内在的价值，都应当得到人们切实的尊重和关爱。善待生命是人的重要道德良知。在日常生活中，应养成关爱生命、不折花木、爱护小动物等良好道德行为习惯，反对虐待动物，自觉地摒弃那些滥捕乱猎、乱采滥挖、乱杀无辜的不道德行为。

第三，要在人们心目中重新树立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我国现实国情条件下盲目追求高消费会给有限的自然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任何挥霍、浪费资源和财富的行为都将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是不道德的。

总之，要通过全民生态道德意识的培养，促使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转换，亦从号令自然的主人，转变到善待自然的朋友。

（3）重视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呵护地球家园、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应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生产方式要向原料和能源低投入、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转变，使原材料在生产链条中多次循环利用，以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并力争做到废物最小化、资源无害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

第一，要大力加强经济杠杆作用。要在主要产业之间组成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经济链，如规定家电等制造企业要将用户废弃的冰箱、彩电、手机等产品回收处理，以使有关企业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日后如何再利用问题。

第二，要加快立法工作。真正解决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

第三，要建立激励机制。加快建设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和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等。只有认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才能逐渐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减缓生态环境的破坏速度，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和生存危机，实现永续发展。

（4）进行科学制度安排。

从制度安排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明晰自然资源的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明确保护自然的责任。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其收益和成本可以明确地由所有者承担的资源，称为可占用资源；另一类是其收益和成本会影响他人或社会的资源，也就是存在外部性的资源，称为不可占用资源。对于前者，要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鼓励竞争，规范管理，让市场规则约束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行为。对于后者，要严肃各级政府作为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并赋予相应的权利，积极探索自然资源国有制度的多种实现形式。

综上所述，老子生态智慧所折射出的时代价值是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正是这种全面性，反映出老子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大智慧。我们在由衷地赞叹钦佩之余，应当大力弘扬老子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智慧及其独特的价值取向之精华，全身心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宏大实践之中，作出理应由老子的后代子孙和中华民族来完成的，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全人类的新贡献！

（陈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