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这段话对理解老子其人其书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国内学者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时存在着与西方比附的偏向，就老子思想研究来说，不少学者往往过度重视以“道”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方面，把老子思想建构成“道”的形而上学体系，而对老子思想的核心，即“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的社会政治思想却缺乏应有的把握和足够的重视。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细绎老子五千言，正如李泽厚先生指出的那样：“先秦各派哲学基本上都是社会论的政治哲学。道家老学亦然，《老子》把兵家的军事斗争上升为政治层次的‘君人南面术’，以为统治者的王侯‘圣人’服务，这便是它的基础含义。”

一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渊源

任继愈先生在《老学源流》中把老子思想的来源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荆楚文化，贵淳朴自然，反雕琢文饰，特别是对“水”的歌颂；二是古代文化遗产，即从前人的经验和古文献中吸收有用的东西；三是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因亲眼看到当时从中央周王朝到地方诸侯的混乱无序而失望。

荆楚文化，是楚人汲取中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原文化精华而发展起来的南方华夏文化，在先秦区域文化中后来居上，堪称翘楚。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首先，道家诸子大多为楚人。以《汉书·艺文志》为准，道家著作，先于《老子》依托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的不论，老子是楚人，后于老子15种著作中，文子、蜎子、长卢子、老莱子、鹖冠子皆为楚人，庄子、列子等也与荆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老子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楚文化因素。如，荆楚水乡中水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至深，对水的深刻体认与赞美给老子思想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第78章）再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多次验证了老学与楚地的密切关系。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著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对理解《老子》思想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在分析老子思想渊源时，对其地域特色的价值不宜评价过高。这是因为，究其根本，《老子》仍是一部“社会论的政治哲学”，其重要思想源头是“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和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

作为东周王朝的守藏之史，老子深谙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并且高度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用王博先生的话说：“史官的职责并不是简单地记录历史或者收藏档案，更重要的是利用关于天道和历史的知识，为天子或者侯王提供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建议。因此，具有史官身份的老子不是生活在历史里的人，而是直接生活在当下的政治和权力世界之中。老子说话的对象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庶民，而是拥有权力的天子或者侯王。”接着他引述高亨先生的论断：“老子之言皆为侯王而发，其书言圣人者凡三十许处，皆有位之圣人，而非无位之圣人也。言我言吾者凡十许处，皆侯王之自称，而非平民之自称也……故《老子》书实侯王之宝典，《老子》哲学实侯王之哲学也。”职官所在，使得老子特别重视从典籍中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

同时，作为春秋“礼坏乐崩”的见证者，老子因亲眼目睹当时从中央周王朝到地方诸侯的混乱无序而失望，并对仁、义、礼等口号下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进行了犀利的抨击，进而形成了“正言若反”（第78章）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

最后，再谈一下《老子》兵书问题。《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来源于刘歆的《七略·兵书略》，因其与志中其他部分重复而删去了原有的《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等九种，另把《军礼司马法》移入《六艺略》礼类。删去的九种一半以上与道家有关系，可见道家与兵家往往相通。《老子》书中关涉论兵的地方，深刻地总结了古代兵家丰富的实践经验，站位较高，确有卓越独到的见解。但是，正如王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老子》有个‘贵柔’、‘守柔’的总看法……第36章更概括为‘柔弱胜刚强’，同时把它应用到战略思想上。……俨然把‘柔弱胜刚强’作为天下人人皆知的道理，但是谁也没能实行。《老子》这样大力宣扬‘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不是孤立的偶然出现的观念，而是与守柔、守雌、守辱、不争等一系列的思想紧密相连的”，而且“先秦诸子论兵，除《老子》外，别的书里没有这种‘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著名兵家孙武的《孙子》和新近从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里都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老子是把兵家实践经验作为“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来总结的，并从中提炼出比较系统的认识和做法，用以丰富“君人南面之术”。

二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内涵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人性的把握。在这里他回避了儒家学派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提出了“法自然”的主张。在这个基础上，老子论述了社会组织的类型、规模，也论述了解决社会组织之间及组织内部成员间矛盾的方法，进而为侯王提供了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建议。

1.　“法自然”的社会观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大都有对于人性的假定。现代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就说：“所有的国家和政治观念均可按照它们所依据的人类学来检验之，并由此分为两类，即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恶的’，以及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假定人在‘本性上是善的’。”性善、性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争论，也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也必须究明他的人性论。

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无为”和“有为”两个阶段。在“无为”社会中，“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第64章），人类实践的活动具有“无私无欲”的特点。反之，在老子所亲见的“有为”社会阶段中，人们的活动被自私多欲的倾向支配着。即“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老子认为当时的“有为”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在人性表现方面也出现了问题；而过去的“无为”社会阶段，则也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相应的人性。因此，在他的思想中，人性的善恶就表现为人性的真伪。他主张要在社会求知止，求复归，因此，他对人性也明确提出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也就是说，他认为人性有私是伪，无私是真。

在这个认识下，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即，既然新奇事物是社会纷扰的诱因，那么杜绝了这些诱因，社会就安定了，人民也容易管理了。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这是说，以退为进，在社会生活中那种不为自己的人，自己最后也不会吃亏。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13章）老子说的是个人荣辱得失皆“伪”，不值得孜孜以求。

“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无名之朴”就是制止欲望，没有欲望了，人就会安静，社会也会安定。

“欲不欲。”（第64章）圣人的欲望就是无欲。

“圣人被褐怀玉。”（第70章）等等。

总之，他以为，人性根本是“不自私”的、“外其身”的，所以才与“无为”相合；后来人类有了自私心、占有心，却不是真性。

老子既然否认社会发展进步，就必然会产生其人类无私性的论断，进而憧憬美好的原初状态。尽管老子知道由“不自私”到“自私”的转化，但他却以为这种转化是违背自然、非必然的，应当复归于“不自私”，因为他已经假定“不自私”才是人类本性，“自私”是人性反常的现象。所以他说，“去彼取此”（第38章），即是要否定现实的合理性，而要去追求。

老子从这种人性论出发，就必然导出如下的社会观：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19章）

也就是说，仁、义、孝、慈、忠、信、礼，都是“有为”社会调和“大怨”的工具。因为这些伦理观念都是私有社会的产物，若在“无为”社会，没有孝慈，没有礼节，没有忠信，没有仁，也没有义。

在这种社会中，统治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

由此，老子确立了他的自然秩序学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这里所谓天、地、人、自然诸观念虽然较为模糊，但是人的社会秩序要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这种关系却表示得十分明白。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40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73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7章）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32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66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78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7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第8章）

上面所引各章句，都讲的是“法自然”。归纳起来讲，自然秩序是不争、不有、无为、平等、自均、不主、不私、不长的合乎法则的运动。这是宇宙永久的法则，是超乎一切时代、超乎一切场合的不变的绝对的运动规律。

因为自然秩序是超时代的，所以是无善恶的，无公私的，无主观客观的，无上下先后的，无大小的；不私能成其私，不自大能成其大，不主而自主，不胜而自胜，不有而自有，不盈而自盈，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根据这样的自然秩序和运行规律，进而构建了他所期望的合理的社会。他认为“有为”以后的社会，“损不足以奉有余”，“奇物”滋扰，“大怨”形成，“法令”滋彰，总之这是自私自利的社会，剥削、统治的社会，这是大悖于自然秩序的，不合理的，所以要求合乎自然秩序的社会。怎样才算合乎自然秩序的社会呢？他从自然和社会的比较上对称研究，其例甚多。

在第7章中，在自然秩序上讲：“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在社会秩序上讲：“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在第32章中，在自然秩序上讲：“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在社会秩序上讲：“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在第66章中，在自然秩序上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在社会秩序上讲：“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五千言中最末一句话总结，便是：“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

2.　小国寡民

老子所论述到的社会组织有“国”和“天下”，其中也涉及“家”、“国”和“天下”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其意思是说，大道被废弃了，才显示出仁义。聪明智慧出现了，才有狡诈虚伪。家庭不和睦了，才能显出孝慈。国家混乱了，才出现忠臣。这样老子就谈到了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他在第54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邦）观国（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其意思是说，善于建立的不可动摇，善于保持的不会失脱，照着这样做，则世世代代的祭祀就不会断绝。把这个原则行于自身，他的“德”就会纯真；贯彻到一家，他的“德”就可以有余；贯彻到一乡，他的“德”就可以受到尊崇；贯彻到一国，他的“德”就可以丰厚；贯彻到天下，他的“德”就可以普遍。所以，要以个人的观点认识个人，要以家的观点认识家，要以乡的观点认识乡，要以国的观点认识国，要以天下的观点认识天下。我怎么会知道天下的情况呢？就因为我用了以上的方法。在这段论述中，老子又讲到了“国”和“天下”这两种组织形式。

在老子那里，国是指诸侯国，而天下则包括了所有的诸侯国。在老子看来，只要领导者能够遵从“大道”并推崇“玄德”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只要领导者采用了无为、不争以及不得已用兵的治理方式，也就可以平定天下。在老子看来，国家有大有小。他讲道：“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第61章）老子这里说的小国和大国，尽管有大小之分，但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国是小国。他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老子在这里所说的“小国”中的“小”，可以理解为治国者的权力小，因为这和他的“无为”思想是相吻合的。但由于老子讲的“小国”和“寡民”是紧连着的，因此还是应当把他所讲的“小国”理解为人口规模小的国家。

老子虽然提倡“小国寡民”，但他也讲“天下”，并且主张统治者用无为、不争、谦下、守柔以及不得已用兵等方式治理天下。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2章）这就是说，圣人应采用无为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他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13章）这就是说，只有圣人贵身爱身，才能把天下托付给他。他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第28章）这就是说，圣人要用质朴守柔的方式治理天下。他又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30章）他还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第31章）这就是说，圣人不应穷兵黩武，这样反而不会赢得天下。因此，老子是主张领导者用统一的法则治理天下的，他眼中的天下就是包括各诸侯国在内的统一的国家。

3.　不争而善胜

无论是小国或者大国，治国者总是要采取一定的方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及国家内部的矛盾关系。在老子看来，处理彼此之间矛盾关系的总体方略就是不争，这种方略不仅适用于民众之间以及民众和圣人之间，也适用于国与国构成的天下。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第3章）这是说不要推重贤才，以保证民众之间不争。他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68章）其意思是说，高明的“士”，不妄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靠愤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会被敌人缠住；善于用人的人，态度谦下。这就叫做不争之德，这就叫做善于运用他人的能力，这就叫做符合自然法则。这是在讲治国者和民众之间不争。不仅如此，老子还把这种不争的方略用于平定天下。他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其意思是说，委曲反而保全，曲枉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能充盈，敝旧反能生新，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因此治国者要采用不争的方式治理天下，不争是治理天下的统一法则，要坚持这一原则作为治理天下的范式。不自我显扬，反而能彰明；不自以为是，反而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反而能见功；不自高自大，反而能显出长处。这些都是不争的表现。正因为他能做到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锋。

老子认为采用不争的治国方略是顺从天道的具体体现，是治国者必须遵循的处世原则。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第73章）其意思是说，自然之道，是不争斗而善于得胜，不说话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宽缓而善于筹划，人只能随顺它。他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其意思是说，自然的规律，有利于万物而不会对其加以伤害。治国者的准则，是施惠于民而与民不争。在老子看来，遵守这样的处世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8章）其意思是说，圣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在人们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治国者在居住时善于选择地方，他的心胸善于保持沉静，他待人善于做到真诚，他说话善于遵守信用，他为政善于精简处理，他处世善于发挥长处，他行动善于掌握时机。正因为治国者有不争的美德，所以不会有过错。这种过错是治国者与民相争所造成的民众饥饿、难治和轻死的过错，也是治国者轻易发动战争造成凶年的过错。所以他还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又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30章）。这些都是治国者所可能犯的重大过错，这些过错是恶性相争带来的后果。由此可见，老子所讲的“不争”实质上是要反对恶性相争。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虽然主张“不争”，但他并没有就此否定“争”的存在及其目的性。他讲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老子的这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一方面说明“争”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另一方面说明“争”来自于天下，天下的民与君之间有相争，天下的国与国之间也有相争。更为重要的是，它也说明了“不争”与“争”的辩证关系，即“不争”有利于“争”，有利于消除对立者对自身的威胁，有利于维护有道的治国者在相争之中的优势和地位。由此看来，老子所讲的“不争”，也是要有道的治国者更好地参与并赢得竞争。在老子看来，由于有道的治国者是无私的，他能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因此他参与并赢得竞争并不是为自身牟利，而是为了百姓的幸福和天下的太平，实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的社会理想。在这种社会理想中，国和国之间、君和民之间乃至民和民之间完全没有相争。

4.　和其光，同其尘

如果说“不争”还只是一种处理社会之间或社会内部矛盾关系的手段，那么“合”与“和”则是一种处理社会之间或社会内部矛盾关系所能达到的更高境界。老子提出“合”与“和”的思想是源自于他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总结。他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其意思是说，含德深厚的人，就好比无知无欲的婴儿。毒虫不刺他，猛兽不搏他，恶鸟不抓他。他筋骨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紧。他还不知道男女交合但小小的生殖器却常常勃起，这是精气十足的缘故。他整天号哭，但不显得声嘶力竭，是因为他平和无欲的缘故。认识平和的道理叫做“常”，知道了常就叫做“明”。老子在这里提出了“合和”的观念，他在对人的观察中看到了男女之“合”以及婴儿元气之“和”。他又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32章）意思是说，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人们没有令它均匀而它却能自然均匀。在这里，老子又提出了“合”的概念，他从降雨中体会到了天地之“合”。他还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意思是说，道是独一无二的，它本身作为一个统一体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交冲而形成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形成新的和谐体。由此看来，“合和”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它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创造新生命的动力和源泉。

老子在用这种自然规律思考社会问题时，提出了用“合”与“和”方式组织人类社会的思想。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第64章）老子这里所说的“合”，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具有整体优势。他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第56章）意思是说，智者慎言而不对人妄加说教，不慎言而对人妄加说教就不是智者。塞住欲念的孔穴，关闭欲念的门径。不露锋芒，消除纷争，蓄敛光耀，混同尘垢，这就叫做玄妙齐同的道。达到玄同境界的人，已经能超越亲疏、利害、贵贱，所以为天下人所尊贵。这就是说，使人们趋和求同、消除纷争的境界就是社会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人们能够和睦相处，不因亲疏远近、地位高低以及利害冲突而离心离德。由此看来，合能形成整体优势，和谐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因此治理社会就应采用“合”与“和”的方式。

在老子看来，要保证“合”与“和”境界的实现，除了要采用不争和反战的治国方式外，还必须采用守信、谦下、守柔等的处世方式来化解矛盾冲突。他讲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17章）意即诚信不足，就会使人们不相信，也就会产生矛盾冲突。他又讲道：“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49章）意即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就可以使人人都得到信任。即人与人之间如果能互相守信，就能相互合作并和谐相处，也就能避免因互不信任而带来的矛盾冲突。老子认为做到“谦下”也有利于实现“合和”。他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第61章）老子在这里所说的“下”指的就是谦下，采用谦下的处世方式，就能保证大国和小国之间互不伤害。除此之外，老子还主张采用“守柔”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内部的矛盾关系。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第76章）他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78章）老子在这里阐述了柔能克刚、柔能胜强的道理，说明守柔比刚强更有利于实现“合”与“和”，更有利于化解矛盾和冲突。

三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不仅给中国传统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潜移默化地沉淀在民族心理之中，更由于中国学术不断对古代著作随时给予富于时代精神的解释的传统习惯，广大研究者随时注入新内容、新解释，老学看来万古常新，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中断的精神营养，其核心理念至今仍发挥着影响，就是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融汇中，其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不同国家有识之士的重视。

1.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合理性

（1）小是好的。

从老子提出“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以及“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13章），看来，他是主张天下统一的。但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他认为在这种统一的天下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诸侯国。老子理想中的诸侯国是“小国寡民”，也就是人口规模较少的诸侯国。在这样的小国中，人们可以做到“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80章）。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没有兵争的小国中，人们能够过上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这样，人口少和民众生活幸福就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虽然老子在第80章中没有仔细论述两者间的联系，但他却主张不争，不赞成因为想拥有更多财物而相互争夺。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看，已经说明了人口少有利于人们相对较多地拥有有限的物质资源，因此也就有利于民生。这就说明，人口保持适度规模对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先秦时期，许多学者都曾论述到大国和小国，但真正把人口规模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却并不多。墨子曾论述到人口的众寡问题，但却是从统治者节欲的角度谈起的。他说：“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干，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墨子·辞过》）这就是说，统治者如果不能节制欲望，就会使国家人口趋于减少。墨子的这段论述还不是从国家人口规模与百姓生活的相关性上来说的，而韩非子则和老子一样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蠢》）在这里，韩非并未说明要保持国家人口少，而老子却明确地提出了小国寡民，即国家人口要少。

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人口规模是影响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或组织的初创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起着促进社会发展和组织成长的作用，人们必须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劳动能力和自卫能力的不足。但当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人的数量继续保持过快增长而达到饱和或超饱和状态，超过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或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破坏了人口与资源的相对平衡，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就会危及到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供养过多的人口就会成为社会或组织发展的负担，这时就要适当地减少人口的数量。正因为人口规模增长对社会或组织的发展具有双效性，人口增长过快对社会或组织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任何国家或组织都要在生产能力、资源条件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允许的条件下，合理安排适度的人口规模，自觉地、有计划地对人口进行调节与控制，尽可能地做到人口规模最优化，防止因人口过度膨胀引发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2）“不争”而“争”。

从老子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等来看，他是极力推崇“不争”，并把“不争”作为治理天下的统一法则。老子所说的“不争”，既包括治国者和民众不争，也包括民众之间不争，还包括国与国之间不争。在老子看来，“不争”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他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第73章）在老子看来，“不争”是有利的。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这就是说，不争反而有利于竞争。在老子看来，“不争”的益处就在于，它可以不扰乱人的清静的心思，它可以使生灵免遭涂炭，可以使百姓免受饥馑之苦，可以使社会得到和谐与安宁。这些是用“争”的途径所不能得到的，而通过“不争”的方式得到这些，则是治国者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功。为此，老子主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

正因为“不争”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能促进社会的稳定繁荣，使人们尽可能免受灾难和痛苦。因此对于老子的“不争”思想，先秦时期的多数学者都予以认同并积极回应，他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不争”思想，他反对借仁义之名而彼此相争为盗，他主张人们要不为财物和权势所累而避世无为和求闲养形，从而化解社会纷争。儒家学者主张“中和”，他们提倡用“仁”和“礼”等节制相争，从而在君臣、夫妇、父子、兄弟之间建立和谐的人伦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墨子提倡“兼爱”，他主张用仁义来节制相争，防止彼此相争对民众利益的危害。法家韩非则认为单靠仁义道德无法有效节制人们之间的相争，他提出用“法术势”的力量来有效节制人们之间的相争，以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连兵家孙武也反对恶性相争，他看到了军争的社会危害，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多地用智慧和谋略而不是穷兵黩武地进行相争。儒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道家后继者的这些思想，都是对老子“不争”思想的回应和发展，它们和老子的“不争”思想一道构成了中华民族重和合、爱和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文化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老子的“不争”思想是对当时社会中人们为了获得利益而恶性相争的现实的批判，是老子运用辩证思维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斗争性推动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造成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促使旧的矛盾统一体解体，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使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则能使矛盾双方在一个统一体内相互依存，使矛盾双方能够吸收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它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使事物在发生转化时能转化为他物，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由此可以看出，斗争具有破坏性，而统一具有共生性。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和巧取豪夺造成了对社会秩序，尤其是对民生的极大破坏，老子从民生角度出发提倡不争，对于当时人们过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轻视矛盾的统一性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也是有非常强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的。老子“不争”思想打破了“以争制争”来求取均衡的线性思维方式所固有的局限，他以一种辩证思维所独有的魅力为人们化解矛盾冲突和寻求竞争优势提供了崭新的路径。这种路径在儒家那里就是把利益之争转化为仁义之争，在兵家那里就是把流血的军事之争转化为不流血的军事之争。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竞争，其实质是一种智慧与仁爱之争，也就是看谁具有更高层次的智慧，谁更能奉行仁爱的原则。老子所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中的“争”，说到底也是智慧与仁爱之争，当社会或个人因奉献和服务而受天下拥戴，那么就是最大的名利了。

（3）“合”“和”相成。

从老子提出的“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等观点来看，老子是主张人与人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和合的，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在老子看来，人与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合的途径有多种，“无为”有助于实现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和合，因为治国者乐得清静而民众乐得无干涉；“不争”有助于实现上下级之间、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和合，因为征税过重会使民众生活困苦而不得不反抗，发动战争会造成生灵涂炭；“谦下”和“守柔”也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因为谦下能化解矛盾，守柔能使人利他。在老子看来，治国者采用这些方式都是遵循“道”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局面。这种局面是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它是一个需要通过彼此合作创造的双赢结果。

尽管先秦诸子对于“和”与“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但他们主张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机统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庄子继承了“无为”和“不争”思想，他主张“齐物”，反对仁义礼智，倡导用虚静无为的方式来消除社会纷争，建立和谐社会；儒家学者主张“中和”，他们提倡遵循“仁”和“礼”等在君臣、夫妇、父子、兄弟之间建立和谐的人伦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墨子提倡“兼爱”和“尚同”，他主张人们遵循仁义原则来防止对民众利益的危害；法家韩非则提出用统一的法律制度来统一国家政权，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兵家孙武也崇尚和同，他主张采用“同意”与“合军”方式提升军队的战斗能力，保证战争的胜利。这些思想是对老子“和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用协同论的观点来看，事物之间或系统要素之间是具有协同性的。协同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系统要素之间保持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这与竞争反映的是事物、系统或要素保持的个体性的状态和趋势正好相反。系统是要素的统一体，要素在系统中彼此相互合作，如果没有要素之间的合作，各个要素都是绝对的个体，各自为政，就没有系统，也就没有系统统一体。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联系的大系统，这个系统的要素和要素之间存在协同，是一个整体上存在着协同的世界。正如竞争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协同也同样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映着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人们往往只看到竞争对于事物发展演化的推动作用，在强调斗争的绝对性时，往往把竞争绝对化了，只看到竞争的一面，忽略了协同对于事物、系统发展演化的重要意义，必然导致系统稳定性的丧失，直至系统走向灭亡。

2.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局限性

（1）弱化社会交往。

在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松散的，治国者无为而民众自化，因此并没有多少交往。对于他所描述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松散的。正如他在描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中所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在这样的没有战争发生的理想社会中，民和民之间甚至终其一生也不往来，国与国之间并无往来。这样的社会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分散、国与国之间孤立的社会，这样的描述反映出小农经济社会的一些特征。但这样的由一个个孤岛构成的社会，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一个连商业贸易、婚丧嫁娶、文化交流等都不和外界进行交往的社会根本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正因为如此，先秦的儒家、墨家、兵家和法家学者并未主张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不相往来。儒家孔子强调有道德君子为政以治天下，因此他们主张组织和组织之间可以有人员的往来和文化的相通；墨子则提倡尚贤，因此国和国之间可以有人员和手工业产品之间的相通；孙子强调充分利用敌军的信息，因此组织和组织之间可以有信息的相通；韩非强调法令的传播，在他那里有法律信息和人员以及商品的相通。由此看来，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进行相通是必需的，它能调剂余缺和互补有无，既能促进经济繁荣，也能保证法令通畅，还能促进文化进步，甚至对于疆界稳定和人类自身繁衍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交往角度看，任何社会系统都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流，向外界输出同时从外界吸收物质和信息，以此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如果社会系统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它不能从外界吸收物质和信息，那么最终会走向灭亡。从社会系统内部来说，各要素之间也要有机协调，形成优化组合的整体结构，以保证系统的功能发挥和自组织进化。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如果成为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其结果不仅会是倒退，更会是走向灭亡。由此看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从人口学意义以及反战的意义上是有合理性的，但从主张各个社会组织或个人封闭孤立自身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有害的。老子的这种主张“老死不相往来”和“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组织思想，有着非常强的历史倒退论色彩。

（2）否定竞争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老子虽然指出了“和同”与“不争”的重要性，但却并未说明“争”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意义。当他提出“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无尤”时，他是把“争”的现实性和社会功能一概否定掉了。事实上，“争”在老子生活的年代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它在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利益相争既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还可促进社会文化的创新，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正因为如此，儒家、墨家、兵家和法家学者并不像老子那样一味否定竞争，而是主张用道德、法律来节制相争，或用谋略来提升竞争的能力和水平。一味地用“不争”与“和同”来完全否定竞争不仅是不足取的，也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就连老子自己也不得不感叹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第70章）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老子在强调矛盾的统一性的同时，却回避了矛盾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和斗争性；他在倡导合作的同时，却否定了竞争对于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矛盾的斗争性是和矛盾的统一性同等重要的，矛盾的斗争性在社会交往领域中体现为竞争，而统一性则体现为合作，它们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系统是要素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它为了保持自己的个体性，总是与其他系统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对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在这里成为一个基本的科学范畴。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强调了生物为了生存而竞争的方面，尽管他同时对生存斗争有着较宽泛的理解，即生存斗争不仅仅是有竞有争，你死我活，其意义还包含着这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也包含着个体生命的维持以及它们能否成功地繁衍后代。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们看到了竞争对于事物演化的积极意义。现代系统理论继承了达尔文的竞争观念，并从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竞争对事物发展的重要性。在一般系统理论看来，系统之所以具有整体性，是以系统中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竞争为先决条件的。任何整体都是以它的内部要素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而且以部分之间的斗争为先决条件。由系统论所提供的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老子的不争思想是有缺陷的。为了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我们可以反对恶性竞争或无序竞争，但要因此而一味否定竞争，则反而会遏制组织的生机和活力，进而造成组织的灭亡。

（3）忽视生产性合作。

老子虽然提出了“和”、“合”以及“同”的思想，也提倡合作，但他所说的合作是天地之合、男女之合、抱木之合、治国者因爱民之合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不发动战争之合。老子的这些合和思想虽然具有保证人类社会得到繁衍、创造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生命安康的积极意义。但他所说这些合作仍然是浅层次的，并未能够深入到物质生产实践的领域，因此还不能真正从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上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还不能把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合作看做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本手段。他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尤其把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的合作否定掉了，人和国家组织都成了生产的孤岛，人们通过合作提高劳动效率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这种缺陷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所共有的问题，因为他们都还不能把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还不能把社会生活的本质当做社会实践去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以人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过程。它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它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要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也要结成一定的关系，采用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共同从事生产活动。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生产。”这就说明，只有把社会生活理解为是实践的，才能从中找到生产性合作，也才能把握合作的最本真意义。

既然我们需要把社会生活当成实践，尤其是要当成物质生产型实践去理解，那么就可以发现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合作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成员共同采集，共同狩猎，以获得生活资料。即使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田间耕作、兴修水利、防御自然灾害等方面也进行着合作。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部门内部分工细化，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企业业已形成，生产部门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合作日益广泛，并逐渐走向深入。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及个人和个人之间在生产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这样的合作不仅带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彼此间在政治以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融。这就使得老子的男女之合、抱木之合以及不战之合等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也使得老子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思想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3.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合理改造

历史地看，老子的“和同”思想强调的还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国与国之间的“和”也只局限于和平相处，彼此不发动战争的意义上。这样的合作思想也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今天的合作，不仅仅在和平相处和不发动战争的层面上展开，也更深层次地在生产与文化的层面上展开，由此带动了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从现实上来看，老子生活的年代，各诸侯国正在为了兼并土地而巧取豪夺，发动战争是不可避免，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子在此背景下主张“不争”和“和”就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同时，在老子生活的年代，社会化生产方式还未形成，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从根本上限制了人们之间的合作，使合作的范围还相对较窄，水平还相对较低，合作所能发挥的效益还无法充分地体现出来。事实上，老子强调“和”与“不争”并不是要创造更高的竞争水平，而只是希望避开当时纷繁的战事以及治国者对人民的巧取豪夺，回到安稳而无过多盘剥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中去，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中去。

尽管如此，老子社会政治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老子的这些思想触及到了人口规模和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主张在小国寡民的社会中人民将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种思想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对于一个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调节和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是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老子的组织思想也涉及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割问题，他主张用“不争”的法则，化解诸侯之间的矛盾冲突，建立统一的政权，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无疑是合理的。他的“和”与“不争”思想对于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创建和谐社会，提高竞争水平，降低交易成本，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老子社会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人口膨胀的条件下，在生产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将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

在现代社会，世界人口仍在迅速增长，总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60多亿，而中国人口也已达到13亿以上。过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过快的人口增长已经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生态危机问题、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就业压力问题、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老子主张的合理性凸显出来，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必须合理控制人口规模，防止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和国家之间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为了提升竞争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优势互补，彼此之间的合作愈来愈频繁而深入，这就使得老子的和同思想所具有的合理性尤为突出地显示出来，组织必须采用合作性竞争才能提升自身的运作效率和竞争水平。

在老子那里，社会只包括诸侯国和天下，由于天下是包括各诸侯国在内的国家，因此归结起来就是只有国家。尽管老子讲“小国寡民”，但它指的是一个统一国家中的诸侯国，它由土地分封制引起，并不代表老子主张天下分裂。因为从老子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及“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等来看，他是主张天下统一的。由于老子所说的“一”是“道”，他是把“道”放在尊位，因此组织的统一主要体现为自然法的统一。在当今社会，国家仍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政府组织等已经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就企业组织而言，它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企业联盟等组织形式，其内部又可分出若干科层；就政府组织而言，它也拥有科层结构，也有政府间的联合。因此，借鉴老子的组织思想首先要从单一的国家组织中走出来，对于他所说的“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府”和“企业”等，也可理解为国家与国家、政府与政府、企业和企业的联合体等。其次，还要注重维护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等在内的组织的统一，注重用法律制度来建立统一的组织结构。此外，对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在世界人口膨胀以及自动化对人产生排斥的背景下，也就可以理解为国家人口少和企业职工人数少。因此对于老子的“和同”和“不争”思想，可把它理解为通过合作方式提高国家和企业的竞争水平，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之所以说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是因为政府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的竞争，这也是符合老子“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的原意的。

4.　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启示

联系当前社会实际来看，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本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维护国家社会的统一。

从老子讲“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及“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等来看，他和先秦的儒家、墨家和法家等一样，是主张天下统一的。在他看来，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是法的统一，这种法也就是被他称为“道”的自然法的统一。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维护社会的统一和内部团结关系到社会的兴衰和命运，关系到国家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也关系到国家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因此，维护统一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还不完整，因政治、宗教或民族问题而形成的分裂还存在，地方割据和地方保护严重威胁中央权威，法律政策执行不畅，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这就使得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关于国家社会统一的思想，至今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在现代社会，维护统一，既包括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包括维护企业组织的统一。而要维护国家的统一，首先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防止别国干涉自己的内政，尽可能地利用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遵循相互平等、互相团结、共同繁荣的原则处理民族问题。要维护国家的统一，还要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在赋予地方适当自主权以调动其积极性的基础上，要维护中央的权威，下级政府机关要服从上级政府机关，上级政府机关要协调好下级政府机关的工作，防止地方割据和地方保护；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尤其要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统一，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要维护企业的统一，就要维护企业组织结构的统一，保证子公司要服从于母公司，下级各科层要服从于战略管理高层。要防止任何分裂组织的言行，维护企业战略高层的权威，保证企业战略高层行使行政权力。上级部门要正确处理与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防止部门割据、信息不畅、相互扯皮等问题的出现。在现代社会，维护企业的统一，尤为重要的是要维护企业知识产权、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统一，企业战略高层要在保证自身对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技术以及信息等方面拥有主导和支配权力的基础上，从战略指导、资金支持、信息提供、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下级部门帮助，协调好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团队工作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

（2）控制人口的数量。

在老子所描述的理想社会中，人口少是社会的重要特征。老子把人口规模和民众生活联系了起来，他的小国寡民思想蕴涵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内容。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长，这就为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人口规模过大、人口增长过快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合理控制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口质量，以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中国国情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口规模只有4亿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没有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还采用多种途径鼓励多生多育。这样，到1952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5.7亿人。马寅初先生提出建议加强人口管理，实行节制生育，但这一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被采纳，致使中国人口于1978年达到了9.7亿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计划生育提到基本国策的地位上来。然而，由于基数过大，此后，中国人口每年仍以1000万人的数量递增，至今人口规模已达到13亿人以上，并且还呈上升的趋势。这是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以及就业压力严重等问题的重要因素。为此，中国以及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都应施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较少的国家也要注意防范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危机，尽可能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从政府和企业组织的发展来看，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人的劳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到了结构性的排斥。同时，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运行效率低下和运作成本过高等方面的问题。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开展瘦身运动，合理精简组织人员，进行组织再造，缩短信息链，不断适应变化要求，提高组织的反应能力。作为政府组织来说，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推进机构改革，优化人员结构，实行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浮于事、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对于企业组织来说，要采用信息化的手段进行组织再造，就需要按照工作流程来确定组织人员和组织形式。组织人员的选聘和使用要尽可能地选择具有综合素质的多面手，组织形式应以工作团队为主，尽可能地压缩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以此来精简组织机构，降低成本，确保企业组织少人而高效。

（3）建立和谐型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老子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共同理想，他们提倡用和合、尚同、不争、非攻以及行仁义、重法术等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冲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其中，老子的“和同”和“不争”等思想强调了人或国家之间应和谐相处，说明了合作可以创造高效率和高效益，可以使得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个人之间实现双赢或共赢，具有非常强的合理性，至今对于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善交往，对于和谐型社会的形成，仍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地球已经变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和谐安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势力还有广泛影响，地区冲突、两极分化、失业率增加等问题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解决地区差别、贫富差距、利益矛盾、民族矛盾、干群矛盾等问题。任何一个企业组织也需要解决与竞争对手、供应商、销售商、投资者、债权人、顾客等的关系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使得老子提倡用不争方式化解矛盾冲突，创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用不争方式创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首先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任何大国强国都要放弃崇尚竞争竞赛、注重文明冲突、宣扬他国威胁、充当“世界警察”等传统性战略思维模式，确立公平、公正、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模式，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也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巩固自身的社会基础。各国之间要在平等、互利与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要共同应对传统的以及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要学会与他国为善为伴，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增进共识，化解矛盾冲突，创建美好的地球家园。在一个国家内部，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与民众之间也要开展有效合作，解决地方保护、部门分立、各自为政、不重视民众呼声和要求等方面的问题，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要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要制定和实施良法，弘扬优秀道德，引导社会民众，维护社会稳定。

如果说竞争与合作是企业必须运用的基本手段，那么和谐则是企业必须追求的理想境界，它有助于企业根基的加深和生命力的长存。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可在营销管理和后勤管理上采用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战略，开展供应链一体化管理，建立与销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来保证产品的及时销售和零部件的准时供应，并降低交易成本。在研发管理上，可按并行工程原理把营销、财务、研发、生产、采购等部门的人员乃至顾客组织起来，共同确定研发方案，确保研发决策的高效性和可行性。在生产管理上，企业和企业之间可开展横向合作，建立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组成动态联盟，以迅速增强企业生产能力。企业是一种社会性组织，政府、公众、媒体对企业形象的支持与否构成了企业生存环境。为了获得这些方面的支持，企业就需要运用公共关系管理，建立彼此之间的和谐关系。企业进行公关时，可以采用与政府对话的方式来获取资金或政策法规的支持，可以通过办公益事业等途径来获取公众的喜爱，可以通过与媒体联手搞活动等途径来宣传企业形象。企业进行公关的方式必须合乎法律和道德要求，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不能搞非法寻租、合谋欺骗，要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为了避免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企业员工和领导者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企业管理者就要善于寻求冲突的正面效应，开展组织冲突管理。组织冲突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它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管理决策难以实施，组织内部难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等方面的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暴力事件发生甚至组织瓦解。为此，企业组织必须运用冲突管理，采用斗争、妥协、吸收、回避、强制、诉诸上级、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努力避免或减轻冲突给组织带来的危害。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要进行海外贸易，就要善于利用世贸组织及其规则去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在实行跨国生产和经营时，就要充分尊重、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智、信息、文化观念及当地的消费习俗等，避免引发恶性冲突。

（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