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素朴理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老子的素朴理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中国文化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产生巨人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孙武、荀卿、韩非等一大批思想巨子，而且“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冯天瑜《中华文化史》有云：“中国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定：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人伦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文化价值原则在这一时期提出，人道与天道参赞化育、和合生成的世界观在这一时期定型。”而被誉为“中国哲学第一人”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仅仅五千言，却蕴涵着完整的哲学体系、理性的政治主张、睿智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与晚周诸子迥然不同的人生绝学。特别是老子所倡导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的素朴理想，对于解读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个性化、主题化，具有超时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以下试从教化之道、治人之道、管理之道、修身之道四个方面简要加以阐述。

一　教化之道：“我无为而民自化”

教化之道是传统中国的治民方略。深刻理解老子倡导的教化之道，是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和老子哲学思想的关键。“教化”有多重含义：一是指政教风化。如《诗·周南·关雎序》：“美教化，移风俗。”汉桓宽《盐铁论·授时》：“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二是指教育感化。如《礼记·经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三是指环境影响。如《史记·三王世家》云：“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老子所讲的教化之道，兼有上述几种含义。孟子云：“知人论世。”下面根据相关资料来分析老子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倾向。

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现存最早、最系统的记载当推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存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函谷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短短300多字的传略，却勾勒出老子的生平、事迹、思想、人生取向和审美趣尚，为后世了解老子思想的精髓提供了正史的依据。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追求“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第16章）的境界，用无为或大道无形的智慧自隐于万物背后，冷静观察世间万物的纷繁变化。

教化思想源于“诗教”。古人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学，着眼于它对人的思想、性情、道德等方面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和陶冶作用。先秦时期，曾把《诗》作为贵族子弟的教材，《周礼》就有“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礼，曰颂”的记载；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教化理论，《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老子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取向并不认同，更倾向于“我无为而民自化”，强调以自然无为之态来教化百姓。因此当孔子问学于他时，他劝导孔子去掉无益于身的“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深藏若虚”，待时而动。

“道”是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老子所论教化之“道”玄冥虚空，变化无穷，深不可测。《庄子·天运第十四》亦有关于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记载：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这里“规”通“窥”，意思是老子的思想玄奥难知，无怪乎道德文章高洁的孔子喻其为“龙”。老子认为，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据的本体之道，“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32章），意思是道虽纯朴无华，并没有表现出伟大和刚强，天下万物却不能使其臣服；深居上位者若能循道而行，万物自然能归顺宾服。王弼注云：“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指出老子之道是典型的帝王谋略，存在着必然性和合理性，可谓深谙老子之旨。

“无为”一词在《老子》一书中共出现12处，意思是顺其自然而不强作妄为。老子反复强调“圣人处无为之事”，“为无为，则无不治”。唐代道士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对老子的无为自化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老君垂教，以清静为用，以无为为宗。清静则国泰身安，无为则道成人化”，“摄化天下必须无为无事，无事则天下不扰，无为则百姓自安”。面对现实社会中功名世俗的诱惑，如何才能做到自然、不争又能利民呢？就是要因势利导，“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章），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只有“善利万物而不争”（第8章），面对名利恬然处之，功业完成时守拙藏丰，待人处世谦卑恭谨，才能身无危险终成大业。

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它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优秀教材，是普通民众安身立命的生存策略，更是诊治物欲横流的社会弊端的一剂良药。

二　治人之道：“我好静而民自正”

有人这样说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法家和儒家的斗争史。但不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德经》被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所诠释、疏解和发挥，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汉唐宋明的很多明君更把其学说应用于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中。正如《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卷末所云：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诸子学说皆发端于老子的《道德经》思想，尤其“揣事情，循执理”的法家代表韩非，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给《老子》作注的人，注有《解老》、《喻老》两篇，其天道观、辩证法、认识论等思想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司马迁关于老子学说的观点，继承了其父司马谈道家本位的学术理想。

司马谈认为，儒、墨、名、法各有长短，只有道家之说完美无缺，最合理想。他曾这样评论诸子学说的长短优劣和个性特质：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说法，精辟地说明老子思想的精髓，正与老子倡导自然无为的治世方略相吻合。老子自己多次强调“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道德经》第45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静则能够保全事物的本性，急躁则容易损害事物的本性，因此只有清静才能达到上述所说的境界。

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遵循着物极必反的道理，最伟大最崇高的德性就是循道而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侯王如果能坚守大道而自然无为，让万物顺其自然地变化，冲淡人们的欲望，使百姓心态平和，便会天下太平无事。司马谈对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所蕴涵的积极合理因素认识更为深刻：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老子主张德法并举，兼容并包，即将道德的教化作用和法律的威慑力结合起来，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他反复强调无为政治，但其治人之道有一个前提，即侯王必须据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36章）。在一个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犯罪率逐渐攀升的社会中，如果法律的权威遭到严重的损害，最终将导致民众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国会咨文中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意在说明治理国家需要遵循一定的管理秩序，领导者要拥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其实，老子原意在于用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无为”与“无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老子的素朴理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原文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第60章）王弼解释说：“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保持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是人们幸福生活的根本，“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执政者切勿朝令夕改，劳财扰民，要引导百姓自然淳朴的本性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那些“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百姓不知道神圣是神圣，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第80章），民风古朴，怡然自得，没有心机，这才是治人之道的最高境界。

晚清思想家魏源对老子推崇备至，认为“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减、宋太祖闻佳兵不详之戒而动色是也”，甚为精辟。因此，老子所提倡的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就具有了强烈的防微杜渐、惩恶扬善的现实意义。

三　管理之道：“我无事而民自富”

马寅初在分析中国社会组织与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时提出：“中国之传统思想，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大最广亦最久。法墨名诸家，久成绝响，故可不论。至于道家之学说深入人心者，必待中年以后，就经济上言，生产时期总在少壮，故道家思想影响于后世之经济者，亦不及儒家之大。”李普国则认为，“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老子哲学思想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反映。其实，道家强调自然无为，意即以自身为根据，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运动和变化，故而其存在、运动、变化也就自然而然，不是任何人所能左右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无为无不为，是为无为，是不乱为，是无所为而为。无为而治，堪称现代管理的最高准则和最高境界。

老子生逢乱世，最关心的问题当属人生和政治。他认为，天之道比人之道更公正合理，原因在于天道自然原则高于人道有为原则，所谓“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第77章），正是人道的有为政治造成了人世间的诸多困苦：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第75章）

因此，他深刻地指出，民众之所以铤而走险，轻弃其生，就在于统治者过于奉养自己。与之相对应，管理之道关键在于：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要能之而不为，不要为之而不能。这里无为和有为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能相互转化的概念：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在无为之中顺应了生生不息的客观规律；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绝对的有为，更没有绝对的无为；有所不为是实现有所作为的必要条件，同时必须把有所作为当成坚实的后盾。

晚清时期的魏源称“老子救世书也”，认为老子的态度其实和孔子很相像：“老子言我有三宝，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慈非仁乎？俭非义乎？不敢先非礼乎？”只不过老子“知己道不行，悯世乱之不救，而思遗世隐处，独善其身之言也”，“见乱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时而不仁乎，乃视万物如土苴而听其生死也”。而真正应该做的是：“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则有心而无为。百姓万物之责，在于圣人，则非天地能刍狗之，而人之刍狗之矣。”因此，必须营造出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必须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物取养人，无贵乎难得而无用”，才能杜绝争盗之源，最终实现民心不乱。

身处儒家立场的班固，认为道家的长处在于能以“独认清虚”达到“为治”的目的。《汉书》卷三〇《艺文志》称：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易·地山谦卦》：“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班固对道家的客观评价，正是对老子强调的自我管理之法的肯定。老子认为，形体是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形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12章），故而要重视君子，特别是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并不在于会做多少具体的事务，而一定要学会知人善任，充分调动和发挥集体的智慧，才能“垂衣裳而天下治”，民众自然也会富足安乐。

对待历史的态度构成生活的前提，它不仅决定了我们是否会重蹈覆辙，更决定了生活的意义。从经济社会的现实来看，道家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正是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去办事的一种理念，其中蕴涵着积极作为与经济社会进步之间的深刻辩证性。老子提倡以清静无为的态度来治理社会，要求统治者应顺应自然，不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也不强迫百姓去接受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事。只要实现了统治者“无事”的前提，就会出现老百姓“自富”的结果。这种思想对于克服当今社会上各种胡作乱为的弊端无疑极具现实意义。

四　修身之道：“我无欲而民自朴”

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的宁静、行的规范，社会上物欲横流的景象反倒更让人忧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老子所倡导的“三宝说”、“无知无欲说”、“不争之德说”，最能彰显老子的襟怀、器识与宏愿。

1.　“三宝说”

社会的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自然灾难频发等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通过对天地万物、自然万象的深刻洞察，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体悟，提出把师法自然、敬畏天地、尊道贵德的天道自然观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对于我们立身处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性的认识价值和启迪作用。老子云：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67章）

他要求人们慈爱万物，无私心，不居功自傲，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博爱世人。魏源谓“此章明德之用也。盖道以虚无为体，其运而为德，则以慈俭谦退为用。然德为万物之母，则慈乃善之长也。与慈相反者莫如兵，故专以兵明慈之为用，而俭与不敢先皆在其中也”。因为以慈爱之心对待天下之人，借以进攻，能够取得胜利，借以防守，城池固若金汤，天下皆友爱之人，能避免战乱的爆发，所以能称得上勇；勤俭节约，不奢侈浪费，天下财富不会匮乏，所以能称得上心胸宽广坦荡；统治者不以一己之私利居前，不以个人荣辱为重，凡事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要务，这样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万人之尊长，最终达到为“天下先”的目标。

2.　无知无欲说

老子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这段话意思是说，只要统治者不崇尚嘉奖贤能之士，民众就不会争名显荣；只要统治者不看重难得的宝货，民众就不会变得贪婪钻营，甚至为猎奇而舍命偷盗；只要统治者没有贪欲之念，民众就不会为之心乱。圣人善于治理国家，就在于能引导民众强身健骨，没有过多的贪欲，能够坚守其朴素天真的赤子之心，使那些能有所作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没有什么作为，也可以实现治理的目的。老子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庄子·天运第十四》对此也有阐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老子对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严重恶果有着清醒的认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9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46章），“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12章），人多智巧之物便会引发更多的祸害。他主张人要外表单纯，内心朴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同时倡导人们“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44章），即不要有过分的欲求，只有知足，才会常乐；只有知止，才能避免危险。庄子对此加以阐发说：“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王弼亦认为摒弃物欲的诱惑，保持素朴自然的生活，这样才是“崇本息末”：

故竭圣智以治巧伪，未若见质素以静民欲；兴仁义以敦薄俗，未若抱朴以全笃实。

多巧利已兴事用，未若寡私欲以息华竞。故绝司察，潜聪明，去劝进，减华誉，弃巧用，贱宝货。唯在使民爱欲不生，不在攻其为邪也。故见素朴以绝圣智，寡私欲以弃巧利，皆崇本以息末之谓也。

因为声色犬马、难得之货都可以使人心发狂，人心不再素朴自然，行为也开始变形扭曲，人皆如此，国家自乱，“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只有遵循天道的自然无为，方能使百姓返璞归真。

3.　“不争之德说”

自古以来，提高自我修养始终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基。作为一个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老子能够保持独立自由的空间，可以不因任何人的宠辱而坚守自己的立场，可以不为取悦世俗的喧哗而戕害自己的灵感，这也正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老子思考问题的向度常常是立体的，不拘泥于某一侧面。他说：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第54章）

在强调自我修养的基础上，老子还多次倡导“不争之德”，如：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8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68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第73章）

这几则文字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譬喻“不争之德”以退为进、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成效。自然界如此，社会也是如此。在人生的历程中，固然离不开开拓进取、勇于拼搏的精神，也需要适时放松身心，养精蓄锐，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该退出时就退出，不是要显示什么英雄本色，而是为摆脱困境、创造竞争优势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实乃明智之举。当然，只有在某些领域有所不为，才能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有所作为；如果只是消极地退出而不再积极前进，退出战略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和意义。这就是“退”与“进”、“争”与“不争”的辩证法。

五　老子素朴理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老子所倡导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的理想社会，对于解读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个性化、主题化，具有超时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要学会运用整体思维来观察现象，用分析研究来解决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富于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运用整体观点、过程观点来观察事物”，而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重视不够。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时说过：“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老子正是基于对宇宙万物的整体把握，才深刻认识到天地万物的具体特征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只有当它们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才是永恒存在的，故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老子的整体思维观念，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只有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治国原则

中国古代关于德治与法治的争论源远流长。儒家提倡德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用德礼来代替刑政。法家则刚好相反，认为“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把法律与道德完全对立起来，强调“息文学而明法度”。老子则倡导德法并举，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治理国家时要将实施法度和道德教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张岱年先生说过：“中国现在有两项伟大的实践：一是民族生存的战斗；一是社会改造的工作。凡利于民族生存之斗争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凡违乎民族生存之斗争的行为，即是不道德的行为。凡利于社会改造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凡违乎社会改造的行为，即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我们更要辩证地借鉴老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加强民众道德教育的同时，努力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切实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为。

3.　韬光养晦的生存智慧，有利于整个社会稳健而持久的发展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认为，老子的生存智慧在于善于韬光养晦。《道德经》第7章云：“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理雅各解释这一章的核心意思为“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即“教导人们不刻意琢磨、不刻意追求，从而才能成全自己的追求”。老子这种人生价值取向，有利于缓解现代人因利益冲突和权力之争而激化了的人际关系，有利于调节个体的生活节奏，维持个体生活的心理平衡，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等，同时也为淡泊名利的人生取向提供了理论根据。

总之，老子的素朴理想犹如一扇窗户，我们可以窥视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思维模式；同时又如三棱镜，折射出知识分子身上艺术自律的维度，这种维度的深浅将使后之来者体验到相应的归属感，正是这样的归属感让我们重新获得一种经验先兆。如果这种“经验先兆在社会中是常见的和普及的，我们可以说它给予了这个社会一种普遍的健康和人道的气氛，它表示了一种有成就感的生活质量”。老子所倡导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在这令人迷惘的喧嚣社会中，犹如一杯晶莹剔透的清茶，值得人们去慢慢品味和体悟。

（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