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谐思想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老子和谐思想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老子不仅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主张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以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相联系的，其基本内容是人类应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其核心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老子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思想，则是以人与人的和谐为基础，以“不争”精神为重要原则，以人的“四自”（自化、自静、自富、自朴）和“俭啬”为实现途径，以“安平泰”为共同追求。老子的社会和谐思想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的甚至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但不容否认，老子和谐思想所具有的睿智与思辨，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　相互包容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人们生活在社会上，会与社会上的许多人发生联系，进而产生各种复杂的关系，如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这些关系盘根错节，十分复杂。但归根结底，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最终不外乎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以相互包容的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老子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老子有关实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论述，值得引为借鉴。在老子看来，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首先必须有包容之心，要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人非圣贤，一生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也会有各种各样让别人生厌的习惯或毛病。如果没有宽容的胸怀，不能学会容忍，那就很难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活中人们会发现有些人很难与人相处，他们喜欢找茬，挑毛病，钻牛角尖；有些人常常自以为是，颐指气使，容不得不同意见；有的人性格古怪孤僻，与人相处或沟通十分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缺少宽阔的胸怀，没有应有的气量，不能容忍别人。这些人生活在社会上，常常处于沟通困难的境地，因而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苦恼。若是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想达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非常困难。有鉴于此，老子在谈到人与人的和谐时，特别强调宽容的作用。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要求人们心灵空寂，内心保持清静，只有这样才能包容，而只有善于包容才能与道共存。他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16章）人们认识了自然规律，就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才能大公无私，大公无私才能圆通周遍，圆通周遍才能顺应自然，顺应自然才能明乎道，明乎道才能长久，才能终身没有危险。很显然，老子十分看重包容的品行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所以，他称赞那些善于行道的人“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第15章），认为他们像未经雕琢的璞玉那样质朴，像空旷的山谷那样虚怀若谷。在这里，宽容成了善于行道者的一种标志，一种品行。

要宽容，就要虚怀若谷，而不能盈满。满招损，谦受益。不论任何事物，只要到了盈满状态，接下来必定要“损”，因为盈满状态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所以，老子在主张包容的同时，反对盈满，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第9章）。人如果想保持盈满，不如适时停止，因为盈满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盈满只是一时的，不满足才是长久的。就像月亮一样，月亏的时间占了大多数，月满则只有农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其他时间，都处于月亏状态。正因为如此，善于行道的人都不去追求盈满，尽管他们“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但他们依然虚怀若谷，依然保持谦虚宽容的态度。这样的处世态度，使得他们时刻保持一种革故鼎新的精神，特别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新的事物，永远没有自满的时候。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第15章）。

与反对盈满相联系，老子对世人所谓的“壮”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世间万物的生长，都要经历由胚胎到萌芽，再到生长、繁盛，最后进入凋零和枯萎。繁盛（即壮）是事物的鼎盛时期，如果用花来比喻，那就是花开最盛的时刻。这个时候，花开得最盛最艳丽，也最为动人。聪明的人看花，不会选择花开得最盛的时候，而会选择花将要开得最盛的时候。此时的花朵如八九点钟的太阳，像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无限生机，给人以最美好的想象和最富诗意的遐想。如果花已盛开，则恰如日值正午，人当壮年，还留有多少可以想象与幻想的空间呢？因为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不用看不用想就一清二楚，而且其最终结局也是很多人不希望看到的。试想一下，人们看到残花败柳和已薄西山的落日时，该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邵雍曾经这样感慨：“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老子十分清楚这样的道理，所以，对人们所向往的所谓“壮盛”，则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告诫人们：“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30章）任何事物如果过于壮盛，就会趋于衰败，因为它不合乎道的要求，而不合乎道的要求就会加速灭亡。老子所讲的道理，简单而朴素，很多人都会意识到，但具体到人们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所谓的壮盛，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壮盛之后的悲剧呢？盈满也好，壮盛也罢，皆如月已至盈一样，都标志着一种极致状态，一旦达到这种自满状态，就很难“致虚极，守静笃”，很难再接纳或融入新的东西，很难容纳他人或他物，那么自然也就很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达成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反对盈满和壮盛，也具有促进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意义。

与反对盈满相联系，老子还特别强调“虚无”的作用。现实生活中，讲究实际的人特别多，很多人以为，只有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实在的，才是有用的，而对于所谓的“虚无”则持排斥态度。其实，“虚无”是对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理解，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必要补充。没有“虚”就无以容纳，就无法包容；没有“无”就不足以显示实有之物的存在，所谓的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老子所讲的虚无，不仅是针对实有而言，而且也强调了“虚无”的实际价值与意义。老子以轮毂、器皿和窗户作比喻，说明了“虚无”的价值和作用：“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正因为轮毂中间是空虚的，才能接纳30根辐条，起到支撑车轮的作用；同理，器皿中间是空虚的，才能够具有一定的容量；房屋有了门户，人们才能居住。有其实物，人们可以得利，可以拥有价值；有其虚无之处，实物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够为人们所使用。一为利，一为用，利与用相互依存，合二为一，不可偏废。正如清代成克巩所言：“三者皆当其无，有其用，而天下之理可以类推矣。故非有则无，无以施其利；非无则有，无以致其用。可见，有无原自合一，知两者之不可分。斯知道之至也。”没有实在之物，就无法表现其可以利用的价值；没有虚无的东西，同样也就无法表现其被利用的价值。虚无的存在不仅证明了实物的价值，而且证明了虚无不可替代的作用。就人事关系而言，虚无的作用同样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能够虚怀若谷，做到大肚能容，才能够听进不同意见，才容易与人交往和沟通，人际关系才能变得和谐融洽。

包容与宽容是人类的美德，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与黏合剂。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人们应该从老子的和谐思想中汲取智慧，崇尚包容精神，培养宽容品格，以包容与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这样的话，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多几分理解，多几分和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人们都能像老子所说的那样具有包容之心，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二　“不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原则

在老子的和谐思想中，“不争”之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争”之德源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对道“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34章）之本质的认识。所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2章），实际上就是老子“不争”之德的思想基础。既然自然、道和圣人皆具有“不争”之德，那么，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更应该“不争”，更应该和谐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提出的“不争”之德，实际上正是老子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基本原则。

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曾8次提到“不争”，足见老子对“不争”之德非常重视。为论述方便起见，让我们先看一看老子有关“不争”之德的论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8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第22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68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73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

老子讲“不争”，是把它置于多种背景下来讲的。首先，老子是把“不争”作为天之道来看的，他认为天不去争斗，却能善于获取胜利，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他把“不争”之德称之为符合天道的规则，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自然法则。其次，老子认为“不争”是“圣人之道”，因为圣人只讲给予和付出，从来不与世人争夺利益，不为自己考虑，也不谋个人私利，“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正是因为他们不与天下之人相争，具有“不争”之德，所以才没有人能够与他们相争。老子认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把它作为《道德经》的终卷之语，并以此来突出强调《道德经》的主旨，显示了对“不争”之德的高度推崇。再次，老子还从实现社会和谐的角度，提出了不推崇贤能的主张，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崇尚有贤德的人，为天下树立了学习的榜样，那么就会让天下人萌生名利之心和名利之欲，若此，百姓就会为了名利而相互争斗，社会就难以实现和谐。所以，老子认为，要想让百姓不去争名夺利，就不要崇尚贤能。这种观点虽然不无偏激，但也有其辩证的一面。最后，老子以水为喻，来说明“不争”之德，他认为最好的品德就像水那样，滋润万物却又不与万物相争，它总是默默地奉献，默默地做好事，默默地发挥自己的优长，而从不与外物相争。正是因为它具有“不争”之德，所以才从来不会有什么过失。在老子看来，不论圣人还是万物，只有谦下，才能“不争”。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汇聚之处，是因为它们善于处于低下的位置；圣人之所以能够居于众人之上，是因为他们在百姓面前能够言辞谦下，能够把个人利益置于百姓之后。

在老子思想中，“不争”之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自然之道、天之道与圣人之道的重要原则和规范，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及人与人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则。唯有不争，人们才能和睦相处，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进而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唯有不争，才能避免和消除许多矛盾，才能把人世间的各种矛盾化解于无形，才能形成共识，凝聚合力，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唯有不争，才能消弭人际纠纷与社会矛盾，化解各种冲突，平息各种怨气，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如果人们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相互争斗，甚至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就恨不得争个你死我活，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应有的关爱和信任，社会就失去了和谐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很高境界的“不争”之德，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炼成的。要修炼这种品德，需要适宜的社会条件，譬如老子所说的“不尚贤”，就是其中条件之一。老子认为，为政者若不尚贤使能，百姓就不会有争斗之心，没有争斗之心，自然也就没有争斗，百姓之间没有争斗，社会和谐也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这一点，与主张尚贤使能的儒家和墨家有根本的不同。儒家虽然主张为人要谦和，要不事张扬，能够包容，但在社会理想方面则向往贤明政治，把社会的和谐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墨家视“尚贤”乃为政之本，主张使贤任能，量才录用，有所谓“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贤者之治国家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之说。既要尚贤使能，就难免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难免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可预见的后果就是许多人会因此而去竞争，甚至采取不公平竞争或恶性竞争手段，其所衍生的另一后果就是增加了实现社会和谐的难度。如果更多的人把精力都用到这个方面，那么，实现社会和谐就更为困难了。老子主张“不争”，推崇“不争”之德，劝世人与世无争，表面看来是消极的，但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老子这种“不争”原则确实也存在着积极意义。

三　“四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在谈到社会治理时，老子时常流露出“愚民”意识，认为若想把社会治理好，就不要让平民百姓明白更多的道理，了解更多的事情。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65章）在老子看来，善于推行道的人，不是要用道来让老百姓明白更多的道理，而是用道来使百姓更加淳朴愚拙。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关键就在于他们富有聪明智慧。所以，用智慧来治理国家，那是国家的灾难。不用智慧治国，才是国家的福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老子才主张“愚民”，即让老百姓多一些淳朴愚拙，少一些奸诈机巧。

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多些淳朴愚拙、少些奸诈机巧呢？老子开出的“妙方”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在措施方面，老子提出了“三不”：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河上公以为，“不尚贤”就是“不富之以禄，不贵之以官”；“不贵难得之货”就是说“人君不御好珍宝，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不见可欲”就是“放郑声，远美人”。高官厚禄，金银珠宝，绝世美色，悦耳音乐，都是唤起人们欲望的外物，可以迷人心智，让人做出过分的事情，所以，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12章）若想要百姓淳朴愚拙，就要通过“三不”来减少或消除人们的欲望，欲望少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就可以期待老百姓不争、不盗、不乱。在老子看来，通过“三不”让老百姓不争、不盗、不乱，是天下获得治理的前提。因此，圣人治理天下，要使百姓心中空虚，填饱他们的肚子，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壮他们的筋骨，让他们经常处于无知无欲的状态，这样的话，即使某些人有智慧机巧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只要按照无为的原则去做，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显而易见，老子的“愚民”主张是与其无为而治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老子之所以主张“愚民”，是出于他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他认为，国家、社会、人伦及人际关系，在最初的时候都是很淳朴的。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人类社会最初的关系与自然一样，阴阳平衡，强弱互补，动静得宜，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融洽。但自从老子所主张的“道”遭到废弃之后，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越来越糟糕。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大“道”被废弃了，才提倡仁义；智慧机巧出现了，才产生了虚伪奸诈；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和睦了，才提倡父慈子孝；君主昏庸国家混乱了，才出现忠臣。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根源都在于大“道”被废弃了。为此，老子提出了回归自然的主张，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既然大“道”被废弃之后才出现仁义、大伪、孝慈和忠臣，那么就应该废除这些，重新回归自然，回到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状态，回到社会和谐的状态。为此，老子提出了“三绝三弃”说，即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只有放弃了聪明智慧，百姓就会得到百倍的利益；放弃了仁义道德，百姓就会重返孝慈的天性；放弃了机巧和贪利，天下就不会再出现盗贼。老子不仅告诉人们不要做什么，而且还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就是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正如王弼所说：“圣智，才之善也；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老子所说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倘若人们真的能够像老子所说的那样保持素朴，减少私欲，那么，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会变得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比较容易达到和谐。但人是生活在各种关系相互纠结的社会上，而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有这样那样的欲望与想法，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只能是一种希望，而很难变为现实。老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又提出了种种消弭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想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守道：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第35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

只要坚守大道，天下之人就会都来归顺，归顺之后又不相互伤害，就可以社会和谐、天下太平。作为侯王，如果能够坚守大道，天下万物都会自然顺应其变化，如果在变化时有私欲萌生，就要用道来镇服它，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私欲。没有私欲，且能回归安静，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老子所说的“安平太”，是一种理想社会，也是人们所说的和谐社会。其内涵与今天所说的和谐社会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却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老子讲和谐社会建设，主要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讲的。所谓坚守大道，是对圣人或侯王而言的。从普遍意义上讲，建设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尽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力。但是，从主导意义上讲，建设和谐社会主要的应该是执政者的事情，因为执政者负有引导、提倡、督导、管理等责任。社会能否实现和谐，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但执政者的责任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所以，老子在论及如何实现社会和谐时，特别强调执政者的责任，提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四自”说。

所谓“四自”，即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语出《道德经》第57章，其文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是在讲如何以正治国的时候说这番话的，其着眼点是圣人（我），是当权者或执政者，其落脚点是民，目的是要通过圣人的作为来影响和感化百姓，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由此可见，老子的社会和谐思想是建立在对执政者坚守大道的基础之上的。

老子的“四自”，实际上是对执政者的要求。

自化 要求执政者要像老子一贯主张的那样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的社会理想，其核心不是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什么也不做，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换句话说，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上面说到的让百姓多一些淳朴愚拙、少一些奸诈机巧，以及让百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应该做的，则主要是尚贤、贵巧、见利、杀伐等可以引起百姓欲望的事情。老子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认为执政者应该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引导百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向自然本性回归，而不要随意颁布法令，用法令约束百姓。倘能如此，则百姓自然就会被感化，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谐起来。

自正 要求执政者喜好清静，不好财货，不爱珍宝，更不要好大喜功，大事铺张。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认为人要心灵虚寂，自甘淡泊，自甘清静，不要追求那些与修身养性无关的身外之物。执政者如果能够无为而治，甘守清静，百姓就会上行下效，清静自守，那么，他们的行为自然就会端正，就不会去做危害他人或社会的事情。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哪里还有社会不和谐的道理？

自富 要求执政者要真正为百姓着想，体恤民情，了解百姓疾苦，不要增加税赋徭役，大兴土木，更不要轻启战端。要体恤百姓疾苦，与民休养生息，为百姓营造安定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执政者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不扰民，不增加百姓的负担，百姓就会安心生产与生活，自然也就会富裕起来。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无事”就是对百姓的最大关爱，就是真正地还富于民，藏富于民。

自朴 要求执政者清心寡欲，返璞归真。要消除对声色犬马、奇珍异宝、美味佳肴等的欲望，不要有贪婪之心，不要崇尚技巧和智慧。执政者如果没有贪欲，那就是无声的号召，是最好的榜样，百姓就会群起而效之，就会回归自然淳朴，生活就会变得简朴，民风就会变得淳厚。倘若如此，则百姓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了。反之，如果当权者奢侈浮华，穷奢极欲，追求财货美色、声色犬马等物质享受，怎么能够期待百姓“自朴”呢？

“四自”虽然是老子设计的“以无事取天下”的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实现天下“安平太”的途径，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其最核心的东西是“崇本以息末”。无为、好静、无事和无欲，都是夺取天下、治理天下、实现社会和谐最为根本的东西。老子推崇这些，目的则是为了让百姓实现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正如王弼所言：“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成克巩则视此四者为无事以取天下之证，他说：“此则取天下常以无事之证也。由无为，故好静。夫唯无为，则民自化，而弃技绝巧。好静则民自正，而盗贼无有。由无为好静，故无事而无欲。以无事则民自富，而无忌讳之贫。以无欲则民自朴，而无利器之昏。其道然也。”老子提出的“四自”之说，是要求执政者从根本上入手，从人的天性出发，针对人性的弱点，来解决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社会问题，这样就比较容易变被动为主动，变管理为倡导，变干预为引导，让百姓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状态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　“深根固柢”与“慎终如始”

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执政者，但根本则在于民众。执政者无论有多么好的设想，也无论如何按照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要求去做，但最终都要归结到民众能够被感化、被影响、被引导上，民众要接受你那一套才行。倘若民众不能被感化、被影响、被引导，不能接受你所提倡和鼓励的那些东西，而是我行我素，执政者的一切想法都要落空，最后可能仅仅是洁身自好而已，而无法真正让“近朱者赤”。所以，为了保证促进社会和谐的诸多方法与手段能够奏效，能够让民众接受，并转化为民众的自觉行动，还必须深根固柢，慎终如始。

“深根固柢”之说是老子论及治理国家时提出的，他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59章）老子论治理国家和修身养性，首先提出了“啬”的概念，认为不论治理国家还是修身养性，都没有比“啬”更好的，因为只有“啬”，才可以说是早早地服膺大道。什么是“啬”，自汉代以来，学人的解释各不相同。河上公以为，“啬，贪也。治国者当爱民财，不为奢泰；治身者当爱精气，不放逸”。河上公用“贪”来解释“啬”，有爱惜、珍惜的意思。后人据此而把“啬”解释为“节俭”，如清代徐大椿以为：“啬，俭啬也。不尽其用，而留其有余。以此治人，则人性不漓；以此事天，则天心尝眷。”王弼则把“啬”解释为农夫，他说：“啬，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古代“啬”与“穑”相通，“穑”为收获庄稼之意。王弼把“啬”解释为农夫，也有一定的道理。比较而言，成克巩的解释似乎更合乎老子的本意，他说：“外以治人，内以事天，皆莫如啬。啬者，谨于内，闲于外。内心不驰，外心不起之谓。”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因此，他主张“致虚极，守静笃”，注重内心的修炼和精神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克巩把“啬”解释为“内心不驰、外心不起”，是深得老子思想精髓的。

清楚了老子所说的“啬”的真实含义之后，就比较容易理解老子所说的“深根固柢”的内涵了。老子所说的“深根固柢”，是从守道、行道的角度出发，就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而言的。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把“深根固柢”解释为“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人能以气为根，以精为蒂。如树根不深，则枝蒂不坚，不坚则落。言深藏其气，固守其精，使无漏泄。”不论治理国家还是修身养性，都需要有充足的精气神，而不能乱用滥用，随便消耗。治理国家应顺应治理之道，遵守社会运行规律；修身养性应顺应人性之道，遵守人们的生活规律。应谨慎行事，珍惜国家的精气神和个人的精气神，不能随意用之，更不能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假如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及早服膺自然（道），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样就可以达到深根固柢的目的，进而实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实现个人修养的自我完善。

所谓“深根固柢”，实际上就是藏气守精，藏精守锐，藏锋敛锷，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守拙”。不论治理国家还是个人修身养性，都需要守拙，只有守拙才能寡欲，只有守拙才能不争。寡欲和不争，既是个人修身养性应该遵守的分际，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深根固柢”对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个人修身养性是长期之事，国家治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深根固柢不是一时之事，而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长期坚守，需要善始善终。老子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了“慎终如始”说：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

老子认为，万物在其脆弱不牢固的时候容易分裂，在其细微弱小的时候容易消散。因此，应在祸患发生之前果断处理，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前。同理，在社会还没有发生动乱之前就应着手治理，把动乱的因素消灭在萌生之前。一抱那么粗的大树，是从极小的树芽长成的；极高的高台，是用一筐一筐的土垒起来的；千里远的路程，是一步一步行走才能到达的。事情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轨迹与规律，应该顺其自然，按规律办事，而不能妄自作为，不能强硬施行。如果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必定要失败。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做事情一开始很谨慎，事情做得也很顺利，但常常是在快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由此，老子提出了“慎终如始”的观点，认为不论做事情还是治理国家，都要善始善终，有始有终，始终以谨慎之心对待要做的事情，这样就不会遭受挫败。

军事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慎重初战。战争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不能轻启战端。如果不得已必须打仗，那也一定要慎重，尤其是第一仗，一定要慎之又慎。不打则已，要打就一定要打赢，否则就不要打仗。在人们的生活中，许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同样也很重视，十分谨慎，也十分努力，但时间一长，热情一过，慢慢就松懈下来，半途而废者有之，虎头蛇尾者有之，不了了之者亦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类似的事情非常多。由此联系到治理国家与建设和谐社会，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就是从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讲慎终如始的。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要坚守大道，顺应自然，始终如一，一以贯之，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老子把促进社会和谐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既强调“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注重从源头抓起，从小事抓起，从事物的萌芽时期开始就高度重视，同时又强调“慎终如始”，要求自始至终都要十分慎重地对待每一件事情，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不要敷衍塞责，半途而废，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失败。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譬如民不畏威、民不畏死、民之难治、民之轻死，等等。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执政者应该怎么办呢？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严厉制裁，无情打击。老子则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不是百姓的过错，而是问题出在执政者身上。他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无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第72章）如果老百姓不惧怕统治者的威权，那么，可怕的祸乱就要来临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老百姓不畏惧统治者的威权呢？是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逼迫得老百姓无法安居，压迫得老百姓无法生活。老百姓已经无法安居乐业，甚至无法生存，对统治者，他们只有厌恶而没有敬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怕什么呢？所以，老子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老百姓已经连死都不怕了，统治者还用死来吓唬他们，会有什么用呢？统治者只有不去压榨百姓，百姓才不会厌弃你；不用死刑威胁百姓，百姓才会尊重你。老子言之谆谆，意味深长地告诫统治者，希望他们有自知之明，而不要老是刻意表现自己，要懂得自重自爱，而不是自己抬高自己，常常凌驾于百姓之上，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民众面前。这样的话，他们才可能赢得百姓的尊重和喜爱，也就不会出现“民不畏威”、“民不畏死”的情况了。

在老子看来，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他们贪得无厌，胡作非为，奢侈无度，给百姓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第75章）老子把百姓的一切痛苦与灾难，都归结到统治者身上，认为百姓疾苦是统治者税赋太重，百姓难以治理是统治者强作妄为，百姓轻死是统治者生活过于奢侈，可谓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上，说到了社会难以实现和谐的根子上。在农耕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辛辛苦苦耕种一年，往往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可是，统治者不了解民瘼，不体恤民情，只知道无休止地向农民索取，沉重的税赋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胡作非为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痛苦，百姓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为了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据此，老子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社会治理上，统治者要清静恬淡、无为而治。老子认为，这样的统治者，要比那种贵生厚养的统治者好得多。

老子关于社会和谐的理论，全部都是围绕着统治者应该如何做展开的。这是老子独特思维方式的又一表现。看问题也好，解决问题也好，都要抓住关键，抓住主要矛盾。关键环节一通，许多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就不难解决了。在实现社会和谐的问题上，老子立足于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基本立场，始终抓住统治者应该如何做这一中心问题，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探讨，表现出老子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全面且深入的思考。在老子看来，国家要实现大治，社会要实现和谐，从最高层面来讲，统治者必须信奉大道，坚守大道，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从社会层面来讲，要相互包容，提倡“不争”之德；从统治者的具体作为来讲，要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以此让百姓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统治者不能加重百姓负担，不能奢侈无度，不能胡作妄为，否则就可能造成民不畏威、民不畏死，最终导致“民之难治”；从动态的角度来讲，社会和谐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深根固柢，慎终如始，持之以恒，不能见异思迁，半途而废。否则，国家大治与社会和谐是很难实现的。

（卫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