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治国之道的领导学解读

老子治国之道的领导学解读

纵观《道德经》上下篇，处处闪耀着治国之道的思想光辉。研究老子的治国之道，吸取其中的精华，可为更新领导观念、创新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借鉴。

一　老子的治国理世之道

1.　老子治国之道的客观基础

老子的《道德经》是写给谁看的？历来有不同见解。老子具有“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和“柱下史”的身份，虽不居显赫位置，但也属于统治集团高层中的人物，他耳闻目睹朝廷政治和天下政治，对采取何种办法治国理世思考多多。同时，他所处的春秋末年又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号称拥有天下，但诸侯国越来越不买他的账，越制愈礼之事时有发生，对此，老子肯定也会思考身为君王应如何应对。而诸侯国的小君主们，有的兴，有的衰，有的广受百姓拥护，有的则使民怨沸腾，如此种种，也不能不引起老子深入地思考。春秋短短242年间，列国军事行动计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司马迁《史记》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且诸侯间“争地一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天下可谓一片狼藉。身处乱世，老子的思考当更为深刻。从这些方面解析，老子的《道德经》实在是有感而发，他是写给周天子和诸侯们看的，是从如何治国理世角度出发写的。正因为这样，老子著作问世后，最先在统治集团上层流传，并被诸侯国作为教育后代传人的必读书。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墓主系楚太子的老师，该书作为陪葬品足以说明老子著作对于治国理世具有重要价值，已受到当时统治集团重视，并成为王公大臣和太子们的必读书。

老子的《道德经》既然是写给周天子、诸侯国王们看的，便以圣人立言，通篇洋溢着治国理世的感慨和体会，这种感慨和体会就形成了老子的治国之道。

（1）老子的治国之道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人自身成长规律乃至生命运行规律的遵从之上。老子所倡言的“道”，是“恒道”，是从平凡的“道路”概念上提炼而成的“天下大道”，是内在于大化宇宙、茫茫自然、人类社会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巨大作用。大化宇宙的运行，自然界的生生灭灭，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都能够在“道”的框架里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老子明确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万物由“道”而生化发展，又受“道”的统摄，只能遵从“道”，效法“道”，而不能违逆“道”，背离“道”。老子的治国之道是从治国理世角度对道的功用的发掘和阐释，在老子看来，只有遵循“天下大道”，才能在治国理世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家、国君与百姓、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进而引导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否则，将人心丧尽，国将不国。

（2）老子的治国之道建立在对民心民意的遵从之上。老子倡言“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他从夏、商、周三代的风雨历程中看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作用，深刻认识到百姓的力量，开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先声。在老子看来，要以“百姓心为心”，就必须把自己融进百姓之中，以不争、守柔、谦下的姿态对待天下百姓，而不要以争、刚强、骄傲的态度对待天下百姓。他认为，国君越谦下，越柔弱，百姓越喜欢，越向往，这实在是一种文明的凝聚人心的技巧。当然，老子也认识到，国君是从百姓中产生的，必须虚怀若谷，善于听取百姓方方面面不同的意见，知道不同阶层百姓的不同要求，如此，治国理世方能得民心，顺民意，方能赢得天下。

（3）老子的治国之道以“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为核心。“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治国之道的核心，并贯穿于老子治国之道始终。老子为何大力倡言“无为”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一些国君太有为了，而且是造作妄为，如此，便会头脑发热，举止失常，决策不当，违反民意。而且种种有为之举，多不被百姓所接受，多违背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会遭到百姓的反对。医治这种头脑发热症的良药就是“无为”，老子开出的这个药方甚为管用，他自己称做到“无为”，就可以“无不为”，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论断的正确和眼界高远。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皆建立在遵从规律的“无为”政治之上，而秦朝的速亡，则是因为出于建立大一统的、强大的秦帝国的需要，秦始皇太有为的缘故。可见，“无为”是顺应民心的“无为”，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不去违背民心民意的造作妄为，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进入“无不为”的崇高治理境界。可惜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真正能进入这种境界的不多，仅个别朝代的个别时段而已，可见这种境界到达之难。

（4）老子的治国之道建立在统治者修其身、养其性的基础之上。老子深刻认识到，在君权高度集中的统治模式中，最高统治者的素养高下至关紧要，身处一言九鼎的地位，确需具有超乎常人的头脑和行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少统治者的自身修养状况令老子担忧，他们往往身处高位，忘乎所以，大权在握，旁若无人，甚至于远君子，亲小人，把整个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把好端端的天下搞得四分五裂。更有甚者，骄奢淫逸，奸臣当道，朝纲不振，天下将倾。所以，老子的《道德经》中，通篇都在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这种强调，是说给朝廷听的，尤其是说给最高统治者听的。老子所提出的道德修身的方法，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德治之道”，成为他治国之道中的闪光点。

（5）为了实行治国之道，老子提出了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方式、方法，意在让统治者实行起来，少走弯路。其中，最基本的方式、方法就是前文述及的“无为而无不为”。同时，谦下、贵柔、知足、知止、尊道、贵德、抱朴、守中、虚、静等等，如果实行其中之一二，治国理世结果便会大不一样。

可见，治国之道是老子思想的精华。它既是老子对前人思想成果的梳理和继承光大，又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认真吸取和借鉴老子治国之道精华，运用到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的领导活动实践之中，将使我们终生受益，将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提升境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2.　老子治国之道的内容

（1）从宏观上阐述治国之道的前提是把握“道”，亦即探索天地的总根源和万物的总奥秘，进而把握“大道”，亦即天地万物运行发展中人们要遵循的客观规律。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情况下，老子提出“道”与“大道”的观点，并从治国之道角度阐述应遵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十分可贵的。老子认为若掌握了“大道”并且甘于自处微小，而不妄自为大，就能成为明君，成为“圣人”，正所谓“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2）揭示治国之道的基本内涵。

第一，阐述辩证之道。这是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老子的辩证观点虽然是朴素的，但他以这种思辨色彩极浓的辩证的哲学思想告诫执政者，既是老子对中国和世界哲学宝库的一大贡献，也是为后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古代治国之道所作的哲学思想的奠基。作为一种观察世界、分析事物的方法论，他所提供的思路，早已超出哲学和治国之道的范畴，而及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并作为内蕴丰盈、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沉积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成为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人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藏。老子从六个方面阐释了辩证的治国治世观点。一是以美恶之辨引出辩证观点。辩证的现象存在于万事万物，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是指出万事万物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并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告诫当世执政者，必须把正反两方面统一起来，并以此来治理天下，方能奏效。三是将辩证观引入观察事物之中。强调“大成若缺”、“大盈若盅”，因而，看事物要全面，不可以偏概全。四是将辩证观点引入为人处世。认为天道不盈，“功遂身退”，才是“天之道”。干大事必须从小处入手，“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指出德怨相互转化，能够“报怨以德”才是圣人之道。五是将辩证观引入自身修养。提出“自视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为人要认识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六是将辩证观引入“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执政者“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要把握始、终，善始慎终。以水为例，指出“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安邦平天下应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所谓“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

第二，阐述修养之道。一是提出执政者修养的最终目的在于“不行而知，不见而明，弗为而成”。即通过日积月累，不断强化自身修养，在通事明理的前提下，可以知情，明道，最终取得成功。二是提出执政者修养的胜境在于“无为而无不为”。即认为达到知物知道和无欲无为的境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三是提出执政者修养的基本途径为“四戒”、“四追求”。所谓“四戒”，即一戒“感官之伤”，“圣人之治为腹（求实效）不为目”；二戒宠辱若惊，应“贵以身为天下”，宠辱不惊；三戒不知足知止，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戒把“道”作为谋事的工具，而不把它视为做人的根本。所谓“四追求”，即一要追求“不私不欲”的品行，认为这种品行“禄禄若玉，珞珞若石”；二要追求“上善若水”的境界，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三要追求“营魄抱一”、高深幽妙、无私无为的“玄德”品格；四要追求“建者不拔”的品质。

第三，阐述用兵之道。用兵牵涉到外交。老子提出“谦下”说，认为“大邦”只有“谦下”，才能争取到“小邦”的友谊，兵伐是万不得已而为之，能以“谦下”之德争取到良好的外交局面，消除兵祸方为上策。用兵牵涉到内政。老子提出“三宝”之说，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认为“三宝”首推“慈”，有了慈爱这件法宝，“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如以慈垣之”。一是用兵牵涉到战争规模，老子提出以柔克刚说，认为不能穷兵黩武，“柔弱处上”，“兵强则灭”。二是用兵牵涉到将帅，老子提出为帅之道即“用人之力”，将帅要善于运用众人之力，善于优化客观条件，将强调这是“古之极也”。三是用兵牵涉到战略，老子提出用兵之道即“哀者胜矣”，认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即要在战略上重视敌人。四是用兵牵涉到战术，老子提出“微明”说，将以柔克刚观点运用到战术之中，即“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用兵争战毕竟于国于民都不利，因此，老子又进一步谈了对用兵的总体看法，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正因如此，武将要“以德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不能以武力逞强于天下。同时，要功成身退，否则“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早逝）”。

3.　老子治国之道的核心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治国之道的核心，学习老子治国之道，吸取其中的精华，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核心。

值得提出的是，多年来，一些人仅从字面上理解，认为“无为而无不为”反映了老子消极避世的治国思想。是否如此，还要看老子的阐释。老子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可见欲，使民心不乱”；“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就形成了“圣人之治”，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最高境界。老子的“无为而治”，看似无为，实际是对执政者更高的要求。只有以不懈的修身养性，达到至道至纯的境界，以自身行大道的大德之行感染人、影响人，才能使百姓人心所向，安居乐业而没有非分的欲求。“无为”含义深刻，实质上是要求治国者在修身养性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治理国家处理政务中有“大为”。

（1）为了丰富“无为而治”的内涵，老子提出六个观点。一是“至柔”观。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以柔克刚，施行“不言之教”，以“至柔”达于“至坚”，是治国者之首选。二是“虚”“无”观。以轮辐、坯体、房屋虚实相合，而“虚”（空间）带给人的益处更大的精彩比喻，说明“有”和“无”、“实”与“虚”相得益彰，而“无”、“虚”的作用更大，以此印证“无为”的作用。三是“无争”观。认为“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治国者不去和人们去争（无争），那么天下人也都不和他争，如此也就能安安稳稳地治理天下了。四是“守中”观。提倡以“守中”（保持虚静无为）治天下，顺其自然，使百姓有自主的活动空间，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而不是靠繁多的政令教喻，事事处处替百姓筹划安排。禁锢太多，适得其反。五是“自然”观。主张自然平和，反对行为狂暴。指出治国者做事平和符合“道”，就能像“道”一样自由顺畅；做事平和符合“德”，就能像“德”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六是“重静”观。认为“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应以稳重、镇静治天下，反对轻浮、急躁。如果轻浮、急躁，则会“失根”、“失君”（失去臣下和民众的信任）。

（2）老子阐述了治国者施行“无为而治”应具备的基本操守。一是“后其身”、“外其身”的献身精神。治国者只有“后其身”、“外其身”，才能“身先”、“身存”。应认识到天地之所以长久，是因为它们从不图谋自己的存在；治国者要想得到人们的拥戴，也不能一事当前先替自己谋划，只有这样，才能保全生命并被人们推举在先，从而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二是以“民心为心”。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且影响深远的命题，即“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是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的先声。以“民心为心”，就要广泛听取百姓的意见，而没有一点自私的欲望，就要完全遵照百姓的心愿，而没有一点自利的主张。这样一来，便能进入“百姓皆属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的胜境。三是“重积德”。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人心向背问题，指出治国者注重“积德”就会人心所向，得到民心，就会攻无不克；攻无不克，民众就能够积累无法估计的力量，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这样也就把握住执政的根本了。掌握了执政的根本，就可以长治久安了。老子在有关章里对执政者修身养性的阐述，落脚点在使执政者“重积德”，解决人心向背问题，抓住了执政的根本。四是“镇之以朴”。执政者应尊崇“道”，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这个前提下，治理国家要“镇之以朴”，即用无私无为的常朴胸怀，去宾服由人们的私欲驱使而产生的种种胆大妄为，收到“天下将自正”的效果。

（3）老子提出了治国者施行“无为而治”的基本方法。一是“去甚、去奢、去泰”。治国者应适其物性，顺其自然，不固执己见，不奢望最好，不强求划一。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老子已意识到天下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有一个冥冥的主宰（规律性）在起作用，面对这个主宰（规律性）芸芸众生要适应它，并进而把握它。提倡遵循规律，不能违逆规律，不可将主观意志强加于规律之上。二是“为道愚民”。认为善于执政的人，不是明察人们的过错，而是让人们生活得愉悦。不是人民难以治理，而是统治者总是利用机巧治国，其结果必定形成激智斗奸、上蒙下欺的局面，给国家带来祸患。因此，不以机巧治国，善于“娱民”应是治国者长久把握的基本原则。三是行“天道”，以善心善行待民。这样做是为“有德”，否则便是“无德”。四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告诫治国者要胸怀全局，掌握平衡，不能朝令夕改，那样会把国家搞乱；应追求“两（鬼神，圣人）不相伤”、“德交归焉”的执政效果。五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这里表达的是老子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认为只有遵循天道的有作为的治国者才能做到这一点。

二　“无为而无不为”的“善治”境界

老子之所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复阐释“无为而无不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唯有遵循“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才能进入“善治”境界。对于这种“善治”境界，老子不仅心向往之，而且作了系统阐述。

1.　“善治”境界的前提

老子认为，要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善治”境界，治国者必须具备一个大前提，亦即把握天下之道，并进而“得道”。那么，治国者如何“得道”呢？老子《道德经》在11个章中（第15、16、27、28、41、50、52、55、56、70、81章）回答了这个问题。

（1）如何认识和把握“道”。老子提出的基本途径是见微知著，他认为：“见小曰明，守柔曰强”，既要认识“天下母”（天下的母体本源），又要把握“其子”（其间的子系万物）。通过见微知著的工夫，“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则“没身不殆”，他告诫治国者：“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袭常”。

（2）提倡通过“致虚守静”来认识和把握“常”。认为“常”（规律）的作用甚大，“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亦即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明达事理；不懂规律，逆道而行，就难免招致祸患。所以，认识和把握住规律就会宽容、公正、周全，就能在治国理世过程中顺其自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3）体悟并把握治国之道中的七个要点。一是治国者“无为”的程度是“善行无迹”，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而驭民。二是治国者“谦下”的程度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这样就不会失去永恒的德行，就能复归于“道”的浑朴。凭这种德行制定政策，治理天下，出发点就不是割裂人们的形神，而是引导人民都回复到浑朴的状态。三是治国者“以百姓心为心”的程度是“善执生者”，即做一名顺天体道、与物齐一、志厚气和、邪不可犯的人，使天下百姓都愿意与之友好相处，谁也不想致他于死地。四是治国者“上德”、“有德”、“建者不拔”的程度是“德比赤子”，从不逞强。逞强是自找衰老，不合天道，不合天道就会早死。五是治国者“不争”的程度是“无积”。以天道与人道相比，认为二者是相通的。天道是利于万物而与它们无害，人道是帮助万物而与它们无争。天道人道相合，就能形成自然和谐、社会安定、人性纯真、百姓畅快的大好局面。六是治国者“自是不彰”的程度是“解纷玄同”。一般的有道之人能够做到“自是不彰”，但治国者要立足于“得道”利民，达到堵塞欲之漏洞，关闭私之门户；收起争之锋锐，化解斗之纷扰；上和光荣，下同尘俗的“玄同”境界。这样，才能被天下人所珍重和爱戴。七是既然“天道不盈”，治国者要做“善为道者”，其特点也是“不盈”。此乃“人道”，只有行“不盈”的“人道”，在治国理世过程中经常除旧布新，才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4）坦言自己是“被褐怀玉”，虽然生活窘迫，穿着粗布衣裳，但却胸怀着宝贵的真理。正因为真理掌握在得道的少数人手中，所以才不为污浊纷争的社会所容，不被贵族官僚所取。但老子对自己的见解终将为世人所用充满信心，认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自己所发现并倡扬的“道”，一定会被芸芸众生所认知，并终将成为天下大道而为世人尤其“得道”的治国理世者所施行。

（5）阐述“道”之深远广泛和治国者悟道、体道、得道后将受益无穷。老子认为“道隐无名”，道就隐藏在千千万万难以名状的事物之中，人们听不到、看不到，但它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才能悟道、体道，加上“勤而行之”、坚持不懈的日积月累工夫，最终进入“得道”的境界。治国者到了这个境界，便认识到了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住天下“大道”，就会至真至纯，能够自然而然地生发一切、成就一切了。

通览《道德经》，贯穿其中的是老子对治国理世认识的朴素唯物辩证观点，从这些观点出发，老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朴素的社会历史观，论证了朴素的治国之道。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入世用世，积极进取，是企盼君主圣明，得行大道，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老子是以简约的语言，阐述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辩证哲理，谈论治国者的为政治国之道，揭示做人处世之理。

既然老子是在阐释治国理世之道，是积极的、入世的，那么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什么不取道家而取儒家呢？根本原因是《道德经》中所提出的“圣人之治”很少有人能达到。老子把治国者列为“上德”之人、“下德”之人、“上仁”之人、“上义”之人、“上礼”之人五类，而不少封建统治者能达到“上礼”之人的作为就不错了，少有对“上德”之人的追求，老子的治国之道很不合他们的口味，倒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之类更合他们的胃口。历代封建统治者无心学“道”、悟“道”、体“道”，无意于“得道”，便只有师法孔子了，如此一来，儒教大行于天下，统治中国封建社会达两千多年，也就不奇怪了。对此，连老子自己也不讳言。他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大哲人，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忠奸不辨、美丑不分、是非不清的污浊纷扰的社会中，“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即太相信道德的本原力量，太追求社会的完善和谐，太遵奉人性的天真浑朴了，这样的“贵道异于人”，自然不见容于污浊社会，封建统治者也是不会施行的。在《道德经》第70章，老子说得更明白：“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他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懂，也很好做，可贵族官僚不可能认识它，也不可能去做。因为他们不理解作者的志向，也不理解作者做的事情，根本就不了解作者，所以老子慨叹：“圣人被褐怀玉。”尽管不被理解，在当世行不了大道，但是，真理终究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也终将被人们所认识并大行于世！

2.　“善治”境界的影响

老子运用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概念，推演深邃细密的观点，构成“无为而无不为”“善治”境界的系统观念，张一门之帜，成一家之言，形成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源头，并对后世产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

（1）由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提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约束君权、防止滥用的“无为”之道，对治国理世积极意义甚大。

第一，无私心、无私为之“无为”。“无为”即在“为”中无私志、无私欲，“不为私为之为。”刘安在《淮南子》中指出：“何谓无为？智者不以位为事；勇者不以位为暴；仁者不以位为患，可谓无为矣。”在因循自然、顺势循理、从民之愿的作为中，不掺入私志私欲，不图名，不谋官，不居功，不自大，不以己私害公道枉正术就叫“无为”。这种“无为”，主要指人臣学子，自然也适用于国君，但对于国君，还有更高的要求。

第二，君道无为，臣道有为。道家首先明确将“无为”界定在君道上。《管子》说：“国君殊形异势”，他的地位太独特了，应该行“不言”、“无为”之道。“君臣共道，乱之本也。”就连《庄子·天道》也说：君臣不能同德同道。“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上与下同德。上下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那么，君与臣怎样“异道”？《管子》指出：“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命，以御群臣，此主道也。人臣处卑贱，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职，此臣道也。”《庄子·天道》说：“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上，详在于臣。”《吕氏春秋》说：“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虚静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使官自司。”《淮南子》说：“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听言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上述君道、臣道，近似君臣分工。如此分工之“无为”，不过是以无为为有为，它是臣下有为的制衡与补充。可见，“无为”论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君权，防止滥用，避免暴君暴政，减少失误，杜绝国君的瞎指挥，同时淡化和限制为臣为学者的功名权力欲，少些假公济私，不搞揠苗助长，更不要“藏仁以要人”。如果国君真能够这样“无为”，为臣为学者也能够这样“无为”，那么对于国君来讲，是不难收到少犯错误、少上当受骗之益的；而对于为臣为学者，也会少些违反自然，违背客观规律的无效有为、有害有为，至于对于社会，则会避免灾难性的有为之害，从而有益于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是有益于自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文景与贞观之治，是再好不过的正证，而秦皇汉武的多欲政治，又是再好不过的反证。所以，对于无限制的君主制来说，“无为”论是一种进步，也不失为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

（2）由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提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民为邦本观点，形成民本思想。

民为邦本思想在夏朝就已出现，《夏书》的佚文就有“后非众无与守邦”的说法。随着夏、商、周的灭亡，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批诸侯的灭亡和部分诸侯国的兴起，人们逐步认识到君主和国家虽处于统治人民的地位，人民为其所属，但人民对他们的存亡也有制约作用。孔子指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孔子还曾形象地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春秋谷梁传》则说：“民者，君之本也。”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秦王朝遭到摒弃，但通过秦末农民起义和秦王朝的速亡，人们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加以肯定。西汉的政治家贾谊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为巩固汉朝的统治，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隋王朝在隋末农民起义下被摧毁，这种历史事实对李世民教训很深，他看到民众的巨大力量，认为民心可畏，要维护统治，必须重民、保民。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进而总结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

民本思想反映了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从政治国实践中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民本思想并非认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人，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君为主的统治。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民众、国家、君主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对维护君主的统治有重要指导作用，是确定统治方法的重要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较大，曾经成为促进封建盛世形成的指导思想和抑制专制君主暴虐无道、残害百姓的思想武器。

（3）由于老子重“积德”、“建德”，追求道德修养的极致“上德无为，而无不为”，实现“以正治国”的提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修齐治平、为政以德的主张。

《礼记·大学》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所述将“修身”视为根本，放在首位，是对老子提倡的“得道”必须先经过自身悟道、体道的修养过程和孔子倡导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及“修己以安百姓”观点的系统发挥。以个人修养为基础的修齐治平理论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从控制每一个人、每一家庭出发，以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另一层是告诫治国者要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南宋的朱熹作《大学章句》，并将《大学》列入《四书》，使之成为“修己治人”、“化民戒欲”的政治教科书，使修齐治平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老子“积德”、“建德”基础上提出的为政以德，对中国古代治国之道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和久远的。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朝代更迭史及其相应的政德思想传统，政德作为从政的关键一直保持着三个不变。一是政治须以德为先的指导思想不变。“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语）即用德来治国安邦的为政者，犹如北极星被群星拱卫一样，能备受广大百姓的拥戴。二是为政者须以德修身的立世态度不变。“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桃李不言，下身成蹊。”道德修养对为政者来说，无疑是第一位的因素。三是以德帅才的选人、用人、育人的原则和标准不变。“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语）要求治国者要正确认识“德”的地位和作用。

（4）由于老子行“天道”“娱民”，不以机巧治国，而以善心善行待民，使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提出，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教民”、注重社会教化的主张。

历代专制政权都把教化作为主要行政内容之一，即实现秦始皇泰山石刻所谓“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的理想。社会教化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基层政权和基层行政人员即所谓“乡官”的作用尤其受到重视。《汉书》：“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西汉时的乡官三老备受朝廷恩宠，皇帝往往亲自下令赐予钱帛酒肉。《唐律》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封建伦理的基本原则，如忠、孝、仁、义、礼、信等。对教化即道德伦理力量的重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突出特色之一。在教化中，历代治国者都注重并致力于德化。《韩非子》有“圣人之德化”语，主张通过正面的宣传和感化，使民众思想不超越一定的规则，使文化在预先限定的范围内发展。这被历史统治者视为理想的风范，标志着意识形态管理的成功，即孟子所谓“善教得民心”。除了宣传的技巧外，历代治国者还注意借助其他力量实现“德化”，包括宗法宗族的制约、传统道德的影响、天帝鬼神的威慑等，于是逐渐铸造出以忠、孝为精神主体的服从心理，使人们产生“温、良、恭、俭、让”这种出自内心的严格的自我约束力。

三　“无为而无不为”与当代领导科学

对老子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核心的治国之道进行当代领导学解读非常必要。

中国领导科学同外国领导科学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老子治国之道不同于西方治国之道一样，它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处世方式、生长环境下的产物。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正是这种民族特色、中国特色，才构成了带有浓郁传统文化印记的中国领导科学的亮丽风景带。

中国领导科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的年代里，中国领导科学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邓小平语）的宏大历史进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涌现出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行为方式、新的思维方式，社会朝着日益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既需要思想观念的持续不断更新，又需要在领导工作中及时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时代发展给各级领导者提出的诸多崭新的课题，需要探索，需要琢磨，需要得出结论，试想，方向不明，思路不清，方法不当，如何有效实施科学领导呢？正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使中国领导科学的诞生成为现实。30多年来，中国领导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由小到大，由弱而强，走出了一条逐渐为各级领导者接受和社会认可的艰难跋涉之路。目前，身处领导岗位，就必须学习领导科学，已成为大多领导者的共识。问题是，如何学习并掌握运用好领导科学呢？方法很多，最为关键的，需要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尤其是老子治国之道中汲取思想营养。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又集书法家、诗人、文章大家于一身，他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战争年代，他提出的著名军事思想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敌我双方斗争中，他提出的著名指导原则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并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在建设年代，他认为“集中多了，就放一放，放得多了，就集中一下”。凡此种种，均深受老子避实就虚、柔弱胜刚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影响。毛泽东对老子治国之道了然于心，对老子著作爱不释手。外出视察时，指名带上《道德经》，床头书案，随处放着《道德经》。

邓小平在处理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一国两制”方针，认为大陆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可以仍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正是坚持这一指导方针，我们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并将实现台湾回归，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来自多方面的思想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也受老子“和光同尘”“和合”思想的影响。在老子看来，和实生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一种极高的和而不同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万物方能自适其性，自行其乐，和谐生存。在“和合”的大框架里，允许有一定的差异，但诸种差异都是万物个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万物产生发展之必需，这种流露，只会有利于和谐，这是一种自适式的和谐，是一种在自我不断调节基础上的和谐。运用老子“和光同尘”与“和合”思想处理较为棘手的民族关系问题、国与国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却是邓小平对老子思想的灵活化运用，这种点石成金创造性的思维，充分显示了邓小平驾驭全局，善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和的高超领导艺术。当然，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震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间陷于低潮的“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毛泽东诗）的逆境中，邓小平坚定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干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邓小平强调不要以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易帜，马克思主义真理就不行了，过时了，没有那回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邓小平的坚定信念，既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信，也源于老子抱朴守静、谦下贵柔思想的启示。

江泽民认为，领导科学就是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他明确提出要通过大力改进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干事创业氛围，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面对腐败分子与党和人民反复较量的严峻形势，江泽民要求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堂堂正正做人，扎扎实实干事，以昂扬的士气、蓬勃的朝气、不懈的锐气为人民谋福利。他在中纪委会议上引用老子“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的名言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求大家像老子说的那样“知足”“知止”，不要被灯红酒绿和私欲贪欲迷住了心窍。1994年6月24日，他在泉州清源山老君石像前合影留念，并嘱咐随行人员和当地领导要“多宣传老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继承光大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1997年11月1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指出：“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已经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其中也包括老子治国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带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奔赴西柏坡，感受革命前辈当年的工作、生活情景，深入农户嘘寒问暖，提出各级领导者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著名论断，制定了对农村实行粮价直补、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提出东中西部互相协调，共同开发等，均深得民心，合民意。同时，提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都能从老子治国之道中找到思想渊源。老子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应以柔弱不争、谦下贵弱的姿态治理百姓，如此，才能天下归附，成就圣人之治。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善于用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丰富自己、武装自己并指导自己的行动。老子治国之道中蕴涵着丰富的治国理世智慧，肩负着继往开来重任的当代领导者，应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注重吸取老子治国之道精华，有效提高执行力，实施科学领导。

（1）吸取老子治国之道辩证哲学的合理内核，用辩证观、发展观指导工作实践，养成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执政行为方式。

第一，开阔视野，着眼全局，实现执政思维方式的全局性。一要广泛开阔。能够高瞻远瞩，放眼长远，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全局着眼进行思维，制定行动纲领，搞好基础建设，培根固本，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求长远、全局之大计。二要多种层次。既要从外延上扩大领导思维空间，又要从内涵上增加领导思维容量，既着眼全局，又了解每一部分、每一环节。三要立体考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作重点已有了新的变化，工作面日益扩大，内容日益丰富，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必须面向全局，面向整个社会。四要多维交换。注意吸收外界信息，接受他人成功经验，实行多维联合，跨地区，跨部门，联纵联横，优势互补，多头发展。

第二，系统分析，综合比较，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多向性。一要多指向。分析问题，考虑问题，尽可能全面透彻，做到有正有反，正反结合；有纵有横，纵横结合；有顺有逆，顺逆结合。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得心应手，应对自如。二要多侧面。东西南北中，上下左右，前后内外，都要全面认识，通盘考察，注重事物的各种变化和联系，寻找规律，抓住关键环节，使得各项工作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三要多变化。既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原则，又要有具体灵活的方法和策略，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领导思维方式，做到审时度势，适时而动。

第三，掌握规律，善于预测。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预见性。一要掌握规律，明确思路。二要把握方向，大胆构想。三要展望未来，善于预测。实现领导思维方式的超常性。做到破旧立新，敢于求异，不囿于旧观念、旧框框，不拘于条条本本，对过时的、落后的观点和方法敢于及时更新，不拘泥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思路、一个模式。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特色。稳中求进，善于突破。在事物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大胆促进事物质的飞跃，推动工作上新台阶，不能踌躇不前，丧失时机。

（2）吸取老子“自然”、“无为”观的积极成分。“自然”与“无为”是老子治国之道的两个基本命题，“自然”是因势利导，“无为”是不做无用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者适当采取一种“自然”、“无为”的态度来执政理事，是有利于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无为”也就是意味着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对经济不去妄加干预，这样才有利于经济的繁荣与进步。领导者还要明白“清静为天下正”的道理，在领导活动实践中做到清静不扰民和简政安民，不要朝令夕改，反复折腾，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贯性和严肃性。只有循此治理才能使民心安定，局势平稳，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另外，从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以及“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出发，领导者应多抓、多干实事，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从无谓的争论和复杂的琐事中超脱出来，真抓实干，少说多做，这样才能有力地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3）吸取老子“以百姓心为心”，“娱民”、“富民”观的积极因素，处理好领导活动实践中的党群、干群关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领导者以“民心为心”的现阶段的衡量标准就是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的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因此，领导者必须摆正“公仆”和“主人”的关系。马克思早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负责的公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公仆”和“主人”是领导活动的两个基本要素，服务于领导的对象是“主人”，履行服务与领导职责的是“公仆”，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就失掉了共产党人执政掌权的本质。所以领导者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和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出发；在执政活动过程中，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总结检查自己的工作时，要着重看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符合“公仆”的要求，是否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其服务效果如何，只有这样，才体现了以“民心为心”和共产党人执政掌权的本质。

（4）吸取老子宠辱不惊、“上善若水”、“营魄抱一”、“建者不拔”、重“积德”思想的积极方面，注重道德人品修养，进入堂堂正正做人的崇高境界、堂堂正正做人，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个人品质，也是对领导者的起码要求。堂堂正正做人，就是要光明正大，诚实正直，善良勇敢，主持正义，坚持操守，心底坦荡，胸襟宽阔，品德高尚，人格健全，关注现实，勇于进取。领导者堂堂正正做人，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加强理论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事业顺利发展的指导思想，是确立正确世界观的思想基础，它决定着人们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因为，领导者只有实现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政治上的坚定，进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才能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和处理问题，在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原则问题面前，明辨泾渭，旗帜鲜明，主持公道，维护正义。

第二，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投身工作，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自于领导者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有了这种亲子之情，领导者就会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为党和人民忘我地工作；有了这种亲子之情，领导者就会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办事，正确对待名利、地位，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此，领导者要努力培育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发奋工作，开拓进取，干一番辉煌的事业。只有这样，才无愧于人民，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做官。

第三，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崇高的人格力量影响人。领导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周围群众都有很大影响。群众既听其言，更观其行。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要严于律己，自正其身，率先垂范，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用党纪政纪严格约束自己，每日“三省吾身”，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检点自己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增强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免疫力，自觉地培养浩然正气，抵御歪风邪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只有如此，领导者才能在群众中树立崇高的威望和形象，才能以崇高的人格力量折服人，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陈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