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对《老子》形上学之诠释
方东美对《老子》形上学之诠释
曾春海
一 前言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大体上是以形上学为主,形上学统摄宇宙与人生,在整体上普遍原理赋予终极性的存有之解释。方东美说:“吾人于‘形上学’一词,势须取其‘多重义涵,不滞一偏’。盖处于不同时代之不同民族,对其形式、内容及其精神等,皆可能产有种种不同之看法。”他认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与大乘佛学同具三大显著特色:(1)旁通统贯论;(2)道论;(3)个人品格崇高论。事实上,这三大特色又是具有内在联系相互涵摄的。在中国形上学的通性上,他指出:“中国哲学精神之显扬,恒以重重统贯之整体为中心,可借机体主义而阐明之。”因此,本文以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形上学所勾勒之要义,探讨方东美对《老子》形上学之诠释。全文分为方东美的哲学观及其哲学途径;《老子》系以“无”释“道”,建立一个超本体论(Me-ontology);老子道论中之道体与道用的形上属性,以及老子如何以“道相”、“道征”阐发道化的人格典范,亦即个人品格崇高论。
二 方东美的哲学观及其哲学途径
方东美在台湾哲学界是位鲜见的能学贯古今、横跨中西的精英学者,他早年成名著《科学、哲学与人生》呈现了他以饱满深刻的学养,洞悉人类在精神文明上既有的辉煌成就,同时他秉着崇高的生命情操,对民族与文化之深情,对人类世界前途之关爱,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及人类世界未来的价值理想之前途。因此,他的哲学涵养及视野极为深广、开阔、旁通统贯、气势磅磗,气象恢弘,智慧深邃,颇具启迪人类心灵及对人类精神文明生发共同的愿景。他在晚年结交的诗友张佛千在方东美逝世时作的挽联:“大慧立言,综寰宇东西诸家奥学,独运精思涵众妙。哲人不死,创万世太平一统美德,定知弘愿验方来。”可反映出方东美的博学深智及企求“万世太平,一统美德”的心志。方东美心目中理想的哲学是哲学创造与艺术才情融为一体的,能统摄“人与宇宙全体之哲学体验及慧观”之生命哲学。他还指出“表现形上学之统一者”,亦即能旁通统贯人生与宇宙之全体大用,因为广大悉备、缔造无限美善与和谐的形上学是哲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其所谓“形上之统一”指人与天地万物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且内蕴含无限美、善之价值的形上学,亦即指向人生最高境界的境界哲学或生命哲学。可以说,他的哲学不但企求建立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文化哲学体系,也是以诗化的形上学将人与宇宙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
若要较准确地理解方东美一以贯之的形上学和人生哲学,有必要先厘清他所谓的人生哲学和形上学究竟具有何种与他人不同的特质。首先是他的人生哲学是一种与人本主义有区别的人文主义。他说:“我们不讲人本主义,我们讲人文主义。”他认为人本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世界之一切依据的哲学思潮,其“标语是:人是万事万物之准绳”、“宇宙之形态,世界之内容,均须听受我们感觉之裁决,其真实性乃得确定”。他认为人本主义若走得太偏颇,会流为“怀疑的相对主义,势必把社会的秩序搅翻了,使成一种无是非之正鹄,无真伪之准绳,无价值之格律,无善恶之轨度的混乱状态了”。他也澄清他的人本主义非希腊艺术所言以人体来设想所有的性质,如此,将艺术陷入主观的感性快乐中,或以人形来形容众神,使艺术沦为描述性。他说他所谓的人文主义,是“主张人在大宇大宙的万象运化中,能够不因其事功,便因其健行而与至高上天相埒相抗,进而参赞化育,静观自得”。以艺术为例,人文主义的艺术系以人类精神的活跃创造为特色,他进一步阐释这一特色为“将有限的体质点化成无穷的势用,透过空灵的神思而令人顿感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充满了生气活意”。由此可知,当他把人文主义纳入其哲学构成要素时,哲学不能只是言之成理的一套知识系统,而是要能令人“感受生命的机趣”、“衡论生命的径向,以树立价值的标准”。换言之,哲学应兼顾理趣与情趣,以情解理,以理释情,情理交融。“理”是人对世界客观环境的概念认知,“情”是人从所认知所寄存的客观世界中,更能饶富意义地孕育出无限的生命情趣来。因此,方东美认为哲学不能只是理解和解释存在,而更须关注存在的价值,以人的生命意义和饱满的价值为中心。他认为哲学问题的意识之核心应“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讨,文化创造之价值的评判”。
在形上学方面,方东美认为应避免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使用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等所树立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二分法的形式逻辑系统,否则,这种哲学思维方法将造成人与世界的对峙而陷入孤立系统。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思辨方法,将导致其形上学所呈现的世界为一个意蕴贫乏的机械宇宙观,人所认知的世界将成为由诸基本宇宙元素所拼凑而成的世界。方东美说他:“承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一紧密之封闭系统,视为毫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二分法及二元对立逻辑思维方法造成天人之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分崩离析,缺乏内在有机的联系和了无生命情趣之封闭的存在,一切只是由因果法则的锁链所联系的机械秩序和数理量化的单位及相互运作的规则。令人质疑的是,有没有一种形上学能够蕴发无限生命情趣,值得人可居可游可乐的生活世界呢?对方东美而言,那就是机体论的宇宙论了。在西方哲学的资源中对方东美形成其人文主义和机体论影响最深刻的哲学家以尼采、博格森、怀海德这三位为代表。尼采被方东美诠释为“生命的赞歌”,他借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把生命的价值凭意志的创造力(willto power)转化成上下双回向的创造历程,亦即生命意义开创的历程。他于1969年(70岁)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上,宣读其论文《从哲学、宗教与哲学人性论看疏离问题》论及西方哲学本体论所依据的静态同一律之形式逻辑时,特别指出:“不在此限的只有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录,尤其《诡辩家》,博格森的《创化论》,怀海德的《历程与实在》,以及海德格的《存有与时间》等书。然而,这些例外却证明了东方哲学时常应用的法则是对的。”博格森言生命本质的《创化论》及怀海德言机体宇宙论的《历程与实在》对方东美所形成的生命哲学之机体论有极深刻的影响。
至于何谓机体主义(Organism)?方东美分别在1969年参加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五届东西哲学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从哲学、宗教与哲学人性论看疏离问题》,1972年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王阳明诞辰500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论文《从历史透视看王阳明哲学精义》中,皆论及中国哲学形上学所具有的“机体主义”的通性,对“机体主义”的精义有较深入的论述。他的论述方法是先破后立,先破是就机体主义的消极意义而言,他说:
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约有两种特色。自其消极方面而言之。(1)否认可将人物对峙,视为绝对孤立系统;(2)否认可将宇宙大千世界化为意蕴贫乏之机械秩序,视为纯由诸种基本元素所辑辏拼列而合成者;(3)否认可将变动不居之宇宙本身压缩成一紧密之封闭系统,视为毫无再可发展之余地、亦无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可能。
消极含义是种遮诠法,亦即有针对性,特别是对西方常用的两分思维方法的批判。在消解二值逻辑的后遗症后,方东美从正面来论述“机体主义”的积极意义。他说:
自其积极方面而言之,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赜然纷呈,然克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统一圆满通达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生命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进而言之,此类披纷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出自王弼著《周易略例·明彖》,方东美借含义丰富的形上学命题来表征其所谓“机体主义”的核心意涵,“机体主义”旨在表述天人无隔,物我融通,自然万象皆具有内在有机的联系性。在相涵互摄的生命一体性上,一多相摄,物物相因,既是“交融互摄”的共生体,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在机体所构成的生命大网络中血脉相连,形成旁通统贯的广大和谐之共存共荣的价值世界。我们先理解方东美的哲学观及其所抉择的人文主义及机体主义,这一前理解后,才能进一步理解他对老子形上学的诠释意涵。
三 《老子》以“无”释“道”,建立起超本体论(Me-ontology)
方东美认为:“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者,探讨有关实有、存在、价值等。”形上学既然以存有与价值为研究的主题,因此,哲学的研究宜采取形上学途径,而他明确地将形上学界定为“本体论”。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有一共通点,那就是本体论(Ontology)一定要同最高的价值论(Axiology)融会贯通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亦即将人与宇宙一体俱融、一以贯之,成就“纵之而统,横之而通”的旁通统贯的生命世界。他认为老子由“有”追到“无(至无)”,就是避免从知识论的途径去探寻宇宙的根源。方东美所谓知识论的途径,就是:“从知识论上面把世界的客观,化成观念的系统;然后再从观念的系统所形成的知识去笼罩一个世界。”因为,我们对外在世界所摄取的知识是累积性的,当累积到很丰富且概括性很高的程度时才会具有抽象的分析性,而无法对宇宙的整体性予以把握。因此,老子认为哲学不止求知、讲学,还应该求“道”,《老子》第四十八章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换言之,知识论研究给予的经验世界,为现象之知,实然性的事实真理,这对老子而言乃属于“有”的存在范畴,老子是以统摄宇宙人生的现实为出发点,超越现实存在界的局限,而企求渗透至现象之有背后的形上本体界,以索求宇宙、人生整体的根源性奥秘。方东美指出,老子的思想路向是:“由无说到有,由有追到无,到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如此彻底了解后,才可以抵达宇宙之本源,宇宙之秘密,老子用个字来概括——玄。”
对老子而言,宇宙本源的奥秘深不可测,也无法穷尽其内蕴,重要的是现象界的“有”与形上界的“无”,不是隔而不通,亦非单向往而不返的。《老子》第二十五章云:“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道象征生成万物的动态历程,其历程有着周行不殆、独立不改的规律,《老子》第四十章所谓“反(返)者道之动”。“道”是恒作用于本体与现象之间,形上、形下双回向的脉动不已,《老子》第十一章谓:“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方东美诠释《老子》之“由有追到无”,谓:
宇宙之本源、宇宙之秘密,老子用一个字来概括——玄。但不能一玄了事,好像见了大海就沉下去了,不足以发掘其秘密。因此不是一度深去,而是“玄之又玄”,深之又深地向宇宙真相中追究,打破砂锅问到底,将一切秘密追剿出来,才可以了解全体。
探索宇宙“玄之又玄”的奥秘,也就是以形上超越的观省或玄览方法,打破砂锅问到底,步步逼近不可致诘之意境。然而,老子追究万有之终极根源,却不满足于至无而停止,而是在“无之以为用”之际,落实在现实世界,内在于天地万物“有之以为利”。方东美认为老子既有上回向追究至超本体论,又有下回向的宇宙发生论的论述,也就是以大道为至上存有后,方东美谓老子云:“向下说明宇宙发生经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把宇宙论放在最后阶段才讲,从理想转变为贴近现实,便是道家的一贯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二、三”乃是自然的序数,象征道化生万物是由一而多、由简而繁的衍生历程。换言之,“谷神不死”,道是不朽的且恒能生,其所生复为能生者,周行不殆,终而复始运行天地万物于无穷,道之由无至有,由有至无的永续历程是一个整合性的有机体系,活力无限的运作历程。方东美再进一步作了宏观通识的深层诠释,他说:
一个是“有”,一个是“无”;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超本体论”。但是,这两方面,自无而至有也好,或者自有而至无也好,都不可或缺。换句话说,宇宙的演变是“双轨的”程序。一方面要自无而至有,这是宇宙的发展;第二方面要归根复命,返于自然,这是自有而至无。
通常,形上学有两个主题:一是论究万物存在的根据,亦即追问万物存在的原理或超越根据,称为存有论;另一是据以形上原理或超越根据又如何演变自然万象,或自然万物与形上原理或超越根据之发展历程和关系,这是预设时空条件和宇宙元素的宇宙论。方东美将老子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道视为超本体论,把道生化宇宙论的“有”之结合看成是“哲学最高的智慧,精神上面的统一,以它为归宿,可以把荒谬的世界变成和谐、宁静的精神生活领域”。因此,老子的形上智慧在于将道与万物的相互关系,旁通统贯,一以贯之。在他称老子形上学为超本体论时,表明“道”不但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内在于万物的内在性,他说:
由此源头而流衍出一切生命原动力,超乎一切价值之上,所以必然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而非只是超绝性(transcendent)而已,若是“要其终”,则为善之完成,所谓“道”也就是在此历程之中尽性践形,正己成物;又因其包容万类,扶持众妙,所以也必然是内在性的(immanent),在万物之中彰显出造物主的创造性;如此在“原始要终”之间,正是大道生生不息的创进历程,蔚成宇宙的大和次序。
“道”就其功能作用而言,是一周行不殆的生成化育历程,其有机的统一性在于其遍在万物的内在性,使万物产生内在的有机联系,形成旁通统贯的有机体系,弥漫着宇宙万物全体的生命气象。
四 “道”所涵具之形上属性——道体与道用
方东美对比西方与中国形上学之差异时指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精神主义虽将古希腊哲学带出早期自然哲学的范围,而趋向真正的形上学,但是他们所使用的“二分法”、“二元论”,隔离了自然界与超越界的内在联系,也离开了人类世俗生活领域与价值理想领域,他特别指出柏拉图分隔观念世界与形下世界,造成形上与形下世界之间,难以构筑一沟通的桥梁,形成一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至于中国哲学形上学,则以其“超越”性而与西方传统形上学的“超绝”性有所区别。他说:“中国形上学表现为一种‘既超越又内在’之独特形态(transcendent immanent metaphysics),与流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之‘超自然或超绝形上学’迥乎不同。”方东美针对《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谓老子使用“有”、“无”,绝非西方用法。他指出:老子则要以“无”直指道之无上性相据以建立一套超本体论系统,其层级高于论“有”,亦即属于变易现象界之动态本体论。但是“有”与“无”,同出而异名,且玄通为一体之两面。
方东美认为道家引领人类的精神升华到一个崭新天地,有着心游于大虚,驰情于奇幻之境。他以象征性的语言喻示:“道家所寄托者,乃是一大神奇梦幻之境,而构成其境界空间者,正是美妙音乐及浪漫抒情之‘画幅空间’兼‘诗意空间’——所谓空灵意境也。”道家以高超的形上智慧,超然观照人世间千万种迷惘情执而发启迪人心的隽语。老子虽自称其言易知,由于言简意赅,指谓多重,致使知音者少。方东美有鉴于道家之亟须高明阐释,乃将老子哲学系统中至高范畴的“道”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微之含义,就道体、道用、道相和道征四方面来诠释其要义。他说:“就道体而言,甚至根本上就超本体论之立场而言,道,乃是无限真实存在之‘太一’或‘元一’。老子尝以种种不同之方式形容之。”他不时援引《老子》进行解说,我们可取其中内容加以叙述。《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方东美诠释为:“道为天地根,其性无穷,其用无尽,视之不见,万物之所由生。”“道”为天地的本根,万物之宗,有无穷的形上属性及无尽的妙用。《老子》第二十二章云:“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方东美谓:“道为一切活动之唯一范型或法式。”由“曲”至“全”、由“枉”至“直”、由“洼”至“盈”是指活动的历程常由不完全状态的一端发展至较完全状态的另一端,这是自然界物生于反的现象中寓有一律动的范型,方东美并未说明这范型的内容为何。我们似乎可用《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来理解量变的律则,至于“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的范型内容,或能由质的变化来做价值判断,世俗性的价值判断以“多”为贵。《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是感性刺激与满足的质量互变法则,感性的满足量化后易钝化,与满足度成反比,故“多则惑”。“少则得”指感性的满足次数愈少,则愈能珍惜而悖细品尝其真味。“敝则新”指东西用旧用坏了才有换新的机会,这是反向操作的一种价值感之变化规律。《老子》第四十章所谓“弱者道之用”、第三十八章“柔弱胜刚强”、第七十六章“柔弱者生之徒”,显示出道以弱为妙用的“法式”。《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方东美对此作了精辟的诠释,他说:
道为万物之最后归趋,万物一切,其堂吉诃德英雄式之创造活动,精力挥发殆尽之后,莫不复归于道,是谓“复根”,借得安息。涵孕于永恒之法相中,成就于不朽之精神内。盖自永恒观之,万物一切最后莫不归于大公、宁静、崇高、自然,一是以道为依归。道即不朽。
“道”是万物生命从“无”到“有”的原始起点,万物秉受“道”所赋予的自然本性及内在生命动力后,自发地依天性天律所包含的历程,由潜质潜能而成长成熟,当其内在本质所包含的美善充分实现后,在“反者道之动”下,回归于“道”的根性或自身的终极目的,安息于“道”的永恒法相之中。方东美看出老子以“玄之又玄”的重玄句式言“道”,这个非语言概念表述的超本体与柏拉图观念世界的永恒本体是不同的。他认为柏拉图“太着重逻辑、太强调清晰明了的语言,结果反而不能把这个深入的思想表达出来”。“道”是不可说的,是不能用概念的分解来界说的,而是要整全观照的“悟”道,亦即以玄智妙契道真。他认为就一般而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之处,就在于不可说处执意要说,他指出老子妙契道真的“悟”:“这需要以最高智慧去把握,超越了一切相对价值,才能达到绝对价值(超本体论)。”
就“道用”而言,“道”遍布在万物之中而显发其无尽的功能,指“道”在动态过程的现象中呈现双回向、双轨式的发用方式。方东美说:
其显发之方式有二:一曰“退藏于密,放之则弥于六合”;二曰“反者,道之动”。盖道一方面收敛之,隐然潜存于“无”之超越界,退藏于本体界玄之又玄,不可致诘之玄境;发散之,则弥贯天地宇宙万有。兹所谓有界者,实乃道之显用,而呈现为现象界也,故可即道而观察得知。
“道用”指宇宙发生论及万物原始要终的律动历程,“道体”或“道用”的分别只是为理解的方便而作的权宜之分。“道”双回向、双轨式的发用方式,可以顺向和反向来解说,顺向的道用指《老子》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由“无”至“有”,亦即道体显用的作用历程,成就自然万象的现象界,道有“放之则弥于六合”的顺向道用,就必然蕴涵“反者,道之动”的逆向道用。双回向的律动是道用的动态对比性的结构律则。同时,道用的双回向是往返于本体和现象之间,承体发用,即用显体,表征了道不离物、物不离道的有机之一体性关系,万物出于“道”,发展到最高峰时盛极而衰,再返回其根源性的“道”,获取再度新生的力量,重新开始,重构对由“无”至“有”,再由“有”返“无”,复由“无”至“有”的周行不殆之道用历程。《老子》第六章所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竭)。”
五 以“道相”、“道征”阐发道化的人格典范
方东美的机体主义并非仅涉及客观的经验世界,他将存有与价值兼融为一体。换言之,人在有机的世界之变化中,也处处显示出人与世界有机联系的意义结构、价值世界。他在1937年所发表的《哲学三慧》一书中,就个人和民族文化而言“三慧”,从个人言“三慧”是指“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闻、思、修不但是生发“慧”的必经历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三合一要件。就个人而言,有所闻当有所思,所思与身心修养应交互运行而无间,才能“修所成慧深”,形成成熟的思想系统而成就“自证慧”,这是第一流哲学家。就民族而言,则“互相摄受,名共命慧”,方东美站在世界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言“三慧”以概括古希腊、近代欧洲智慧和中国智慧。同时,他认为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哲学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整体性。他说:“哲学问题之中心便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讨、文化创作之价值的评判。”他揭示出世界性的“三慧”特性:古希腊文化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文化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文化的智能特征为“妙性文化,要在契幻归真”,“真”指存有与价值的永恒性和一以贯之的旁通统贯性。
方东美对中国“妙性文化”总结出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等六大特征。这些特征既然是中国妙文化的普遍特征,当然也适用于道家。他心目中的形上学是统摄宇宙与人生的,中国哲学是情理双摄的。纵观《老子》文本亦有相应之言,例如,《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所当效法的道生自然可见诸《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冲)。”“不仁”指跳出儒家亲疏远近的等差之爱,亦即宗法伦理中的尊卑贵贱之别,而能以冲虚的心境平等对待一切人。《老子》第四十九章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圣人在天下,歙歙焉(心不存偏好),为天下浑其心(质朴其心,无分别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道性自然,天地不仁,故能无为而无不为,其平等对待整个存有界,称为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玄德”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崇以虚静无执的大公心,兼容一切,持平等慧来长育、养覆一切存有者。
方东美以老子、孔子、墨子三位先圣代表中国民族生命的特征,其中,他认为老子的智慧在于显“道”的妙用,这三位先哲所代表的民族生命精神,从根本所言就是爱与悟双摄相成的精神。方东美说:“太始有爱,爱赞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觉是为中国智慧种子”,“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平等慧”是透过老子突出“道”的妙用所显示的玄德,包容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容相含,平等和谐的形上大智慧,方东美对此作了深刻的概念解说:
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慧相为尔我相待,彼是相因,两极相应,内外相孚。慧用为创建各种文化价值之标准,所谓同情交感之中道,道不方不隅,不滞不流,无偏无颇,无障无碍,是故谓之中。
“同情交感之中道”是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不方不隅,不滞不流,无偏无颇,无障无碍”也是老子形上智能所显示之“道”的妙用。“平等慧”的慧相指一切存有者皆处在相待、相因、相应、相孚的有机联系及充量和谐状态中。方东美在诠释老子的道相,亦即道之性相时,予以分为“天然本相”与“意然属性”。他所谓“天然本相”指“道”涵盖一切天德本相,无对待之间隔,应就道体永恒面而观照之才能一一朗化透显。他将天德本相,一一皆真的主要特征罗列如下:
(1)道无乎不在,其全体大用,在无界中,即用显体,在有界中,即体显用,且体不离用,故道本一贯。
(2)“无为而无不为”
(3)“为而不恃”
(4)“以无事取天下”
(5)“长而不宰”
(6)“生而不有”
(7)“功成而弗居”
他所谓道相中的“意然属性”,就是指依人的主观观点所臆测的道之属性。他说:“老子认为一般人只会就道之人为属性以意之、状之、摹之,特妄加臆测耳。”或许这就是《老子》前章开门见山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意指人以概念思辨,名言界说出来的诸般对“道”描述的属性,皆非本真性的道。换言之,“道”非界定语的对象。
方东美将道征诠释为“高明至德显发之”,效法“道”的天然本相立人道,将道体的形上属性模拟为人格典范的美德。圣人超越人的一切固有限制,修养德配自然无为的道体,使自己有虚静无执,包容一切的大公心,亦即有容乃公的道性,方东美说:
常人往往作茧自缚,圣人则一本其高尚之精神,并凭借其对价值理想之体认肯定,而层层提升,重重无尽,上超无止境,故能超越一切限制与弱点。常人冥顽不化,竟执著虚妄价值,趋于庸俗僵化,至误视之为真、美、善、义等;是以,恒不免陷于鄙陋、渺小与自私,而浑不自觉。……圣人有得于道真,故能超然观世,廓然大公,化除我执,而了无自我中心之病。
圣人的人格典范来自至上的道性,开拓一己的胸襟视域,不断消解俗我的自私、鄙陋、狭隘,超越世俗化的习心习性,破妄显真,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豪旷超迈,修持如道般的廓然大公之玄德,“淑世济人,而赢得举世之尊敬与爱戴”。方东美在天人合德的道征上,特别看重《老子》书中的三章旨义,除前引的第四十九章外,还有第二十七章“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最后一章“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方东美心目中的老学圣人是能以人的灵智虚静心对“道”有所爱、悟,归真返朴尚同自然,又能“为天下浑其心”、“以百姓心为心”拯救世间一切苦难者以转俗成真,离苦得真乐。
(作者单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