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德不德和损之又损
论上德不德和损之又损
萧鲁阳
上德不德和损之又损,都是老子的命题,也都是老子最早提出的概念,上德不德见《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论上德不德和损之又损原文为: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为何不德而有德?又缘何不失德而无德?这真是玄之又玄,令人难以索解。而至于“损之又损”,则见于第四十八章,论上德不德和损之又损原文是: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这句话也使注家蜂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游记》中孙悟空访道,那地方叫做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须菩提祖师夜半传道,一开口就是“难难难,道最玄”。虽然如此,须菩提祖师还是认为,若遇“至人”,还是可以传妙诀的。但在老子看来,“可道非道”,那是无人也无法可以传授了,故不可道。笔者以为,所谓可道非道,那当然是最高境界,他大概无非是想说,道是可以感觉,然而却又是无以言喻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但那不是道。各种方案规划,无论你论证得如何天衣无缝、头头是道,但实现出来却不总是全如预期,有的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甚或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而不如意者也并非没有,这也许就是可道非道的一种表现吧。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也可谓入木三分。老子说能用语言描述和表达的并非是道,孔子则认为说得好听做得好看的很少有靠得住的。这些话的确都很经典,是传统文化中值得咀嚼思考的东西。有人把《道德经》的核心归结为可道非道,上德不德,似乎也很有些道理。
一
中原大地,地灵人杰。老子是河南人,韩非子也是河南人,韩非子对老子涉猎甚深,他是韩国诸公子,是韩国的宗室。佐刘邦灭项羽定天下的西汉开国元勋大将韩信,也是韩国的宗室。韩信深明兵学,著有兵法,整理古代兵学典籍,然而不得其死。韩非则是为国出使,死于秦国。他的著述,即《韩非子》一书,其卷六是《解老》,于上德不德有专门的研究。他说: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有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贵无为无思为虚者,谓其意无所制也。夫故以无为无思为虚者,其意常不忘虚,是制于为虚也。虚者,谓其意所无制也。今制于为虚,是不虚也。虚者之无为也,不以无为为有常。不以无为为有常则虚,虚则德盛。德盛之谓上德。故曰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
韩非是早期最重要的老子研究者之一。这段话中,他说德者内也,得者外也,这样看来,德就是得了。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只不过韩非把得解释为得身,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可见,韩非解德,首先想到的是身全,是得身,这恐怕应是事出有因。若以身全为念作为出发点,笔者以为《解老》或许写成于他出使秦国之时。其时韩非随时都可能有性命之忧,是以不得不把全身当做大事考虑。惜乎其最终未能全身而归故国。继韩非之后,早期对老子传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是河上丈人。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说到河上丈人: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这位河上丈人,就是后人所说的河上公。自晋朝开始,人皆云河上丈人是战国时人,又有说河上公是汉文帝时人,未必准确。南宋薛季宣《浪语集》卷三十有《叙古文老子》,其中说:
盖书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弊于凿说,寖以大讹。故其书存失真众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实首分八十一章。《史记》乐臣公本师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传至于臣公,其弟子盖公为曹相国师,修黄帝老子学,则丈人者乃今所谓河上公也。
这里,薛季宣的话是有道理的。河上丈人与河上公为同一人,丈人与公,皆系尊称,改丈人为公,自是后来者抬举的结果。所谓河上公章句,当即河上丈人传本。《河上公章句》老子德经卷下说:
上德不德(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流行,民德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谓号谥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见,其功可称也)。
上德不德这种说法与君长相联系,解释迂远,与平民无关,恐其大失老子之旨。司马迁对于上德不德有自己的见解。《史记·日者列传》说:
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司马迁借日者之言,解上德不得,与韩非不同,与河上公章句亦有不同,而是自成一家之言。说的是卜筮者收人数百钱,而教人趋吉避凶,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凶患或以免,事或以成,这就叫做利大谢少。利大谢少,就等同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给人的利益大,所收的报酬少,就可视同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默默奉献,不取报酬,固然属于上德不德,而给予的多,索取的少,则亦可称之为上德不德。笔者以为,《史记》的说法极富新意。
唐朝有个叫李鼎祚的,名声很大,他讲上德不德,也与利相联系。李鼎祚《周易集解》说:“阳升居五,处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谓也。”阳升居五,即位居九五;以美德利天下,是说造福天下,不言就是不伐,以美德利天下而不伐,就是上德不德。他的解释是指向最高统治者。李鼎祚的写作对象,显然不同于司马迁,其出发点不同,解说也不同。李鼎祚是要教导皇帝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上德不德,千年之后,还真有一位皇帝和他相呼应,这位皇帝乃历史上有名的乾隆皇帝。乾隆选其日课各种文字,成《御制日知荟说》一书,其中有云:
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德者得于己之谓也,其德何似,量亦随之。上德之不德,其量不可量也。下德之不失德,其量犹可量也。夫有可量,则仍与天地不相似。天地以不可量者为量,此天地之所以为大。圣人之为圣,奚以异是?
古人论人,首重气量,次看道德,再看学问,再下为识见,最后才是才华,乾隆皇帝以量量德,并未脱出这个路子。他把不德和不失德,都看做是主观的感受,只可看做一家之说,其与老子本指,相去其实很远。不过,他要追求不可量,就是要与天地相似,也即要法天象地,这气派还是相当大的。乾隆的话,可以视做皇帝解老的一个例典。
北宋苏辙《老子解》卷下诠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时说:
圣人从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贵,勉强以求不失。盖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这是又一种解说,苏辙以孔解老,也是亦无不可。北宋陈晋叔著有《乐书》卷十《礼记训义》说上德不德,与人不同,他全是从礼的角度说德。他说: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子曰人而无礼,焉以为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则礼为德之容,乐为德之华,人而不仁,如礼乐何哉。今夫伯夷得于礼,而不得于乐,非有德也;夔得于乐而不得于礼,亦非有德也。所谓有德者,礼乐皆得于身而已。《关雎》之诗,以乐而不淫美后妃之德,则乐者乐也,不淫者乐也。《静女》之诗,以城隅彤管刺夫人无德,则“俟我城隅”,礼也;“贻我彤管”,乐也,后妃以得礼乐为有德,岂不信哉?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由是观之,德者得也。能无失乎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未能以无德为德,而德乎不德,非体道者也,同于不失德者而已,其德虽与上德同,其所以有德则异矣。
这是又一个从礼乐的视角以绕口令一样的方式论证上德不德的例典,当然也是言之成理的。他说得很对,德者得也,只不过他所说的得,是礼乐全得。
韩非是第一个提到德者为得的人,司马迁是第一个把上德不德与物质报酬联系起来思考的人。笔者认为,早期的解老,还算比较朴实,而后来注家的说法则越来越玄,然而正是由于玄,恐怕其离老子的本旨也就越来越远。
笔者认为,德者得也。老子关于德的范畴,有上德,有下德,有有德,有无德,有不德,有不失德,上德为有德,下德为无德。上德不德者,上德不得也。下德不失德者,下德不失得也。如此看来,德是不得,不失得是无德。当然,老子意中的得,是否指不当得?可单独讨论。总之,上德不德就是在任何情况下特别在掌控权力资源时,不谋私利,所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说挖空心思,不放过任何可能增加财富的机会,所以是无德。这样理解,虽然有把圣人从圣境中拉回世俗境界的嫌疑,但是这样或许更接近老子的本意。
二
“损之又损”见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河上公章句》第四十八章《忘知》说:
为学日益,(学谓政教礼乐之学也,日益者,情欲文饰日以益多),为道日损(道谓自然之道也,日损者,情欲文饰日以消损),损之又损(损失之,损情欲也。又损之者,所以渐去之也。损情欲又损之所以渐去),以至于无为,(当恬淡如婴儿,无所造为也)。
对于为学日益的解读,历来较少歧义,而于为道日损的诠说,则可为言人人殊,见仁见智。《易》有《损》《益》二卦,所以研究易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能避开为道日损而不表示态度的。研究老学加上研究易学,向来对为道日损发表见解者极多,虽不能够全归于一,但都可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则是可以肯定的。由此可知,对任何一种学说,尽可讨论,而不必轻易否定。对所有的人和事,似也应如此,这就是凡事采取分析的态度。
苏辙的《老子解》有如下之说:
去妄以求复性,可谓损矣,而去妄之心犹存。及其兼忘此心,纯性而无余,然后无所不为,而不失于无为矣。
苏辙说去妄复性是为损,但是仅此还不够,还要兼忘此去妄之心,才算纯性而无余。对此,我们也只能视做一家之言。
南宋杨万里与尤袤、陆游、范成大齐名,他的集子叫《诚斋集》,又有《诚斋诗解》和《诚斋易传》。《诚斋易传》卷十一关于《损卦》有如下解说: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此所谓损不善以益其善也。观《兑》之说,君子得之以惩其忿;观《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静,如泽之清,其忿也或触之,其欲也或诱之,岂其性哉。深戒其触之之端,逆闭其诱之之隙,损之又损,则忿欲销而一性复矣。
《损卦》是山泽损,上为山,下为泽。《兑》下《艮》上。兑为说,艮为止。君子得说以惩忿,得止以窒欲。这是杨万里的说法。宋代还有一个叫冯椅的人,著有《厚斋易学》,将损与益相联系。他说:
损益盛衰之始也。二卦合言之者,此损则彼益,此益则彼损也,损之又损则日衰矣,益之又益则日盛矣。故一损一益,乃盛衰之始;此衰则彼盛,此盛则彼衰也。
老子此处讲损益,分为为学、为道二事,冯椅则有所不同。冯椅将损益看成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此损则彼益,此益则彼损,冯椅将损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比较全面,用意也很深刻,可谓深意存焉。
范仲淹易学造诣很深,有专门著述,就是《易义》,是讲授《周易》的讲义,范仲淹的周易讲义是给宋仁宗皇帝授课用的。范仲淹讲《损卦》很有特色,很有思想,与众不同,他说:
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夫阳实也,阴虚也。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以实益虚者也。虚者反实,则实者反虚矣。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也(兑为说);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无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斯之谓欤!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言,其心系天下,关心民瘼,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给皇帝讲课,也讲为民的道理,的确很有新意。他说《损卦》之损为务取下以伤民,这个说法在范仲淹以前没人说过。损之有时民犹说也,是说取之于民有所节制,也还罢了;而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则是说无休止地横征暴敛,民将不堪。泽将竭焉,泽竭则山崩。中国历史经验,黄河徙而殷迁,三川竭而周亡。所以,不能说范仲淹的这些说法对宋仁宗没有警示意义。当然,范仲淹的目的是为了赵宋政权的安定和永固。
损字多义,有自损之损,有贬损之损,有损益之损,有减损之损,要看各人如何领悟了。司马懿所理解的损,是自我谦抑。《晋书·宣帝纪》说他“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恒诫子弟,‘盛满者道家之所忌,四时犹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损之又损之,庶可以免’”。司马懿为了保命保身保富贵,实行的损之又损是深自谦抑,恭谦处事。唐代陆贽和李藩所理解的损之又损,则另有深意,陆贽在《旧唐书》卷一三九中说:“损之又损,尚惧汰侈之易滋;艰之惟艰,犹患戒慎之难久。”此说将损之又损解释为俭约,其目的在苏民力。与此相似的,还有唐代李藩说:
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于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唯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自然帑藏充羡,稼穑丰登。若人君竭民力,贵异物,上行下效,风俗日奢,去本务末,衣食益乏,则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自然国贫家困,盗贼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鉴前古,思跻富庶,躬尚勤俭,自当理平。伏愿以知之为非艰,保之为急务,宫室舆马衣服器玩必务损之又损,示人变风,则天下幸甚。(《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
二人所理解的损之又损,都指俭约,而且都是指帝王的俭约,看来古人也深知“抓头头”的道理。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对睿宗阴阳术数之问回答说: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知见者,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其智虑哉?
司马承祯是“世外高人”,他所理解的损之又损,乃不扰其心智,不误其清修。以出家人的身份,固当如是,此亦悟道之语,睿宗问阴阳术数是不得其问。
北宋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熟悉唐代史实,人称唐鉴公。他有一篇《上哲宗论丧服俭葬》的奏章,其中说:“臣诚知国家山陵送往,俭于前代。然犹以为言者,欲于俭约之制,损之又损,使天下知其中无所有,见其中无可欲,则万世之利也。”厚葬薄葬,损之又损,论及帝王葬仪葬礼葬制,范祖禹的胆子还是挺大的。
在苏辙那里,损之又损,还是问学的津梁,《栾城集》后集卷六有《孟子解》:
道及心必有所守而后能不动,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学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应也,是以落其枝叶,损之又损以至于不可损也,而后能应。故孔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这里所说的则是治学的门径,即心无旁骛,业精于勤,道立于一,至于他事,损之又损而已。
陆游有一篇《上殿札子》,说君王应该损之又损,他说:
人君与天同德,惟当清心省事,澹然虚静,损之又损至于无为。大臣不得而窥所好,则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窥所好,则谄谀侧媚之风止;不以从其所好而加赏,则憸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则端士进;玩好无益之物不好,则不接于目;诙谐败度之言不好,则不闻于耳,大抵危乱之根,巧之机芽,奸邪之罅隙,皆缘所好而生。臣下虽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无奉之者也。人君则不然,丝毫之念形于中心,虽未尝以告人,而九州岛四海已悉向之矣。况发于命令,见于事为乎?且嗜好之为害,不独声色狗马宫室宝玉之类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则张禹之徒足以为乱阶;好文士而不责实,则韦渠牟之徒足以败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汉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者,惟无所嗜好而已。
陆游的札子是写给宋高宗赵构的。其实赵构对于损之又损,自有心解。他在南宋临安建有损斋,并撰有损斋记。宋高宗说:
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谓道也。世俗修身炼形,以求飞升不死。若果能飞升,则秦始皇、汉武帝当得之矣;若果能长生,则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贵清浄,苟侈心一生,虽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期与一世之民同跻仁寿,如斯而已。
宋高宗身登大宝,有九五之尊,去声色之好,置经史书籍于一室,清心寡欲,以求长寿。说是损之又损,实际情况则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无所作为,此固非残民以呈,然亦不足以取法矣。当然,示大臣以恬淡寡欲,有戒除侈靡之风的积极意义,倒也不能不给以某些肯定。
关于损益,老子的名言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夫损益者,二卦名也。凡谈易者,无不就《损》《益》二卦有所诠释。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炎著有《周易象辞》,其卷十二说:
凡天下禄位名寿动人欣慕者,无不可损我者也。则其损为亏损,为伤损,皆为恶德。加以减省为义,用廉革贪,用静胜躁,用简御繁,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声色则耳目聪明,损驰逐则百骸和调,损罔念则心思睿智。百姓所说,我躬独止;血气所说,天君独止;宁处不足,毋处有余;宁安卑下,毋安崇高。则其为损也,亏损伤损何得而入哉?夫惟能自损,故不受人之损,此以人事而合天者也。天者何时而已矣?时者,理势之自然,天地鬼神所不能违。大传谓盛衰之始,盛衰即盈虚也。虚者衰之终。损之至,盛之始也。盈者盛之终,益之至,衰之始也。盛衰相倚如循环,必视盈:而逓转,能损则虗,恒虗则不终于衰。日中月望,君子不由也。卦以损下益上为义,国以民为本,高以卑为基。损下益上,固非美事。
这番议论相当辩证。损为亏损,为伤损,故为恶德。但是,损有减义,即为减损,为减省,那么,用廉改贪,用静制躁,以简御繁,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具体地说,有损声色,损驱逐,损罔念,宁安卑下,不安崇高,宁处不足,不处有余。他所说的,是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为政之道,为君之道。虽然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免是迂腐之谈,然而在当时来讲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三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反映的是老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日益,就是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为道日损,可以是谦恭,可以是节俭,可以是清心寡欲,可以是一以贯之,可以是薄葬,可以是远离侈靡,可以是以廉改贪;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富而好义,分财共义。损之又损,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与为学日益相联系的为道日损,主要是通过物质的行为以体现精神的价值,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老子》第七十七章说:
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说“为道日损”,这个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显然应是天道。所以,为道日损,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而不是从事聚敛,聚集财富,损不足以补有余。“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说明老子有很明确的分财共义思想,有反对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思想。天下财富有个总量,益此则损彼,益彼则损此。益谁损谁,老子很明确。老子思想中有共同富裕思想。以有余奉天下,奉者养也,有财者要损己而让不足者得以温饱,这就叫做为道日损。而且,不是一般地损,而是彻底地毫无保留地损,要损到无的程度。这就不是富者的慈善领域的事情了,这应该是一种朦胧的解决两极分化的思想。老子说,这就是天道。这是一种富而后仁、富而见义的主张。历来研究老子的人有如满天星斗,解损有余而补不足者不知其凡几,囿于闻见,未见说到贫富悬殊者。历史上有一个超级文化名人,就是河南先贤墨子,他主张:
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
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可以视做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思想的细化。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墨子的“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先河,墨子说为贤之道,就是老子说的为道。老子为道日损思想,应是墨子分财共义思想的一个源。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可以理解为有德者不追求个人利益。那些不愿失去什么,总想捞取什么好处的人,不论他采取什么手法和形式,无论黑色灰色,归根结底都是无德。德就是得,但不是个人得到,个人得了就是不德;得是不德,不得是德;而让天下人得到,则是德,且是大德。为学日益,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在提高思想觉悟上下工夫。为道日损的道是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以有余奉天下。老子有朴素的分财共义思想,是可以肯定的,能否说老子有共产均贫富的思想?难以有此结论。老子是由何种社会现实产生有余与不足的认知,目前亦尚不得而知。对此,似应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