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易传》与《老子》的辩证思维

试论《易传》与《老子》的辩证思维

郑万耕

《易传》以讲阴阳变易学说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朱伯崑先生曾经指出，战国前期和中期，阴阳学说是由道家倡导起来的；而儒家的代表人物，从孔子到孟子都不讲阴阳说。余敦康先生则认为，《易传》非道非儒，亦道亦儒，是在战国末年学术大融合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型世界观。也就是说，《易传》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其阴阳变易学说，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本文仅就《易传》与《老子》辩证思维方面的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

《老子》与《易传》都以讲辩证法思想而著称，这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按照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产生于战国中后期，持有“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思想原则的《易传》，不可能与《老子》辩证思维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易传》精湛的辩证观点首先在于，它承认事物存在着两重性。它认为，从自然现象到人类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对立面，一切事物都由这样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系辞上》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天地、乾坤、高卑、贵贱、动静、刚柔都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在《易传》中，对于这种相互对立的现象的表述，翻卷可得。例如日月、风雷、山泽、水火、寒暑、阴阳、男女、夫妇、君臣、上下、大小、远近、难易、损益、盈虚、终始、进退、往来、屈伸、爱恶、情（真）伪、善恶、吉凶、得丧、存亡、安危、治乱等，都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其于《序卦》和《杂卦》中，甚至把六十四卦都作为两两相对的卦象进行阐述。由此可见，在《易传》看来，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矛盾。所以，《说卦》总结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天道、地道、人道，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没有对立就没有一切。这就充分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就是对上述大量矛盾现象的抽象概括。由此，又进一步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视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为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的规律。

《易传》这种肯定矛盾普遍性的思想，与《老子》是相通的。在先秦的著作中，《老子》较早地具体考察了万有世界的矛盾运动，天才地猜测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其对矛盾现象的叙述，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的许多方面，例如，大小、多少、高下、远近、厚薄、轻重、静躁、华实、寒热、壮老、雌雄、母子、正反、同异、阴阳、刚柔、强弱、智愚、美丑、善恶、祸福、利害、生死、荣辱、兴废、进退、主客、是非、巧拙、难易、真伪、公私、怨德、贫富、治乱，等等。并且将这种对立面相反相成的道理，看做是一切事物普遍的、恒常的规律。即所谓：“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第二章）这无疑给《易传》以深刻影响。

然而，于对立双方各自地位的认识和处理，《易传》与《老子》却有很大差距。

在处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上，《老子》守静，而《易传》尚动。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第一个探讨了运动和静止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作为世界本原和归宿的“道”，是绝对静止（“归根曰静”），没有任何变化的。只有“道”产生万物之后方有运动可言，而且这些万千事物的运动都要回复到它的老根，即绝对静止的“道”那里去。“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第十六章）静止乃事物的本性。因此，又认为静止是运动的主宰，“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最后，要求人们要“致虚极，守静笃”，于纷纷纭纭之中体认万物复归其老根，此即“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第十六章）。与此相反，《易传》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甚至认为，“静”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系辞上》解释运动和静止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静就是翕，动就是开。又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动一静，一开一合，由开到合，由合到开，便构成运动变化，这种过程连续不断，就叫做“通”。这就是说，“阖”是运动变化过程的一个环节。“阖”就是运动，就是变化。这种对于运动变化的认识，包含有以运动为绝对，以静止为相对的思想。这也就是《易传》所经常推崇的“至变”、“至动”、“变动不居”。毫无疑问，在运动与静止的问题上，《易传》反对《老子》以静为绝对、以静为主宰的“守静”思想。

在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上，《老子》崇尚无为，而《易传》强调有为。《老子》认为，天道自然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十章），听任万物自生自化。人道也应该效法天道，“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第六十四章），听任百姓自作自息，不加干涉。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这样，老百姓就会自我顺化，自我端正，自我富足和淳朴起来，即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只要当权者无为而治，就不会招致失败，天下自然也就安定了。《易传》则不同。其推天道以明人事，是要人道效天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德合无疆。《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财”同裁。“财成”，即裁制完成。就是说，对自然规律有所裁节控制，并加以辅助，使其完成生化万物的大业。《系辞上》又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即裁成之义。又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所有这些，都是讲辅万物之自然而有所为。《彖传》讲“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用大矣哉”（《革卦》）；“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卦》），赞扬变革的作用，要求圣人养育贤能之士和平民百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达到“身安而国家可保”的目的（《系辞下》），也是强调人道应效法天道，有所作为。《易传》在肯定自然规律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要求人的行为与天道相和谐。这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的“无为”观念大相径庭。

以刚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说明事物的两重性，是《老子》提出来的。《易传》提出刚柔说，以刚柔区分乾坤两卦和奇偶二爻的性质，作为说明卦爻象的范畴，并进而解释世界的运动变化，当是对《老子》刚柔说的继承和发展。但《老子》贵柔，《易传》尚刚，又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主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所以《吕氏春秋》评论说：“老聃贵柔。”（《不二》）与此不同，《易传》则注重刚柔的统一，“刚柔者，立本者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下》）。在刚柔二者之间，似乎更加崇尚刚。《易传》解经，以刚爻处于上卦之中位，即九五爻，最为吉利。如其解《需卦》说：“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九五爻既当位，又居上卦之中位，称为“天位”，即天子之位，所以此卦卦辞为“亨，利贞”。因此，后世解《易》者，以乾坤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天子之占，称帝王为九五之尊。其又以刚乘柔、柔承刚为顺，柔乘刚、刚承柔为逆，顺则为吉利，逆则为不吉利。如《巽卦》初六承九二，六四承九五，《象传》解释说：“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而《归妹卦》六五乘九四，六三乘九二，则解释说：“无攸利，柔乘刚也。”就是说，刚爻在上，凌驾于柔爻则吉；而柔爻凌驾于刚爻之上则不吉。这反映了《易传》尚刚抑柔的观念。

以阴阳作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也始于《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老子》的阴阳说在战国时代影响很大，道家和阴阳家都倡导阴阳学说。而战国中期以前的儒家学者并不讲阴阳说。

这说明，《易传》以阴阳变易学说解释《周易》原理，不是本自儒家的传统，而是受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然而，《易传》与《老子》又有区别，《老子》尚阴，而《易传》重阳。《老子》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辱，垢黑之义。“守雌”、“守辱”，即其尚阴思想的反映。前述“守静”、“贵柔”，也集中体现了《老子》尚阴的观念。《易传》虽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强调阴阳的和谐统一，但更加注重“阳”的作用。《象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九家易》解释说：“阳称大，六爻纯阳，故曰大。乾者纯阳，众卦所生，天之象也。”就筮法来说，乾卦六爻皆阳，阳爻初画既是乾之始，又是六十四卦之始，故称“乾元”，六十四卦象皆由此而始出，为阳爻所统率，故说“万物资始乃统天”；而阴爻初画，为坤卦之始，辅助阳爻初画，形成六十四卦象，并顺承于乾。就世界观而言，前者指万物皆赖阳气而始有，并统率天象；而后者指万物资取地气而生成，并顺应天象。一为主导，一为辅助；一为统率，一为顺承，其间的主从、轻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易传》又以乾为阳物，坤为阴物，乾为至健，坤为至顺，联系起来看，其重阳抑阴的思想，昭然若揭。其又以乾为天，坤为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尊一卑，一贵一贱，阳主而阴从，阳唱而阴和，阳君子而阴小人。这是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一个重要含义。此种尊阳而抑阴的观念，同《老子》贵柔守雌的崇阴观念也是截然不同的。

与《老子》相比较，《易传》关于对立面相互关系的论述，也更加细密了。《易传》认为对立双方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既相排斥又相渗透，既相反又相成。《彖传》说：“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卦兑上离下，兑泽为水，离为火。水火相处，或水灭火，或火煎水，此即“水火相息”。又兑为长女，离为少女。二女同嫁一夫，即“二女同居”；相争相忌，即“其志不相得”。这是以水火相息、二女相争解释革卦之义。照此说法，革即对立面相排斥，排斥的结果，势必改变既有的局面，故曰：“革”。一寒一暑相互排斥，相互推移，方形成四时的变化；汤武革命，暴君与仁政既排斥，又相推移，方有社会的变革，此种变革既顺乎天道，又符合民心。又说：“睽，火动于上，泽动于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天地睽而其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卦离上兑下，同革卦正相反。认为火焰上腾，泽水下流，背道而驰；二女同嫁一夫，其心相背。以此解释睽卦义为乖异。此卦上下卦象虽乖异，但亦有相通之处。所以天地、男女、万物这些对立的双方，虽相背离，却又相通，异中有同。因为存在共同点，虽相反却又相成。因此，对立面的作用是非常伟大的。《说卦传》又说：“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这是说，水火不相及，可以并存；雷风不相排斥，可以相容；山泽之气互相沟通交流，然后形成世界的变化，尽成万物。这些本来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极不同一的东西，《易传》都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性质。这种性质，《易传》将其称为“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阴阳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构成一个统一体。

《易传》不仅论述了对立面相互排斥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看到了对立双方并非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相互转化的。《易传》认为，事物的盈虚消长是一个物极则反的过程，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向其反面转化。《象传》详细描写了《乾卦》从初九“潜龙勿用”，经过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到上九“亢龙有悔”，逐渐积累，向上发展，最后发生转化的过程。其中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进一步解释说：“潜龙勿用，下也”；“飞龙在天，上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穷”即穷极之义。从初爻到上爻，意味着阳的势力不断增长，至上爻发展到极点，盛极而衰，要走向其反面，所谓“盈不可久也”。《周易正义》发挥此种观点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正义》概括为“物极则反”，是符合《象》文本义的。对此，《系辞下》则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是说，事物的变化总是穷极则变，转化为其反面，变为反面之后又有新的发展（“通”），新的发展又要经历一定的时间（“久”）。然后，还要逐渐达到“穷”的阶段，又发生新的转化。这就是所谓“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

“穷极则变”说，是以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为基础的。《序卦》通过对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解释，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在释《泰卦》之后为什么是《否卦》时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通达，因而通达就要向其反面——不通达转化，所以“泰”卦之后，就继之以“否”（阻塞）卦。又说：“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震者，动也。物不可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如此等等，就卦名的字义说，每两卦一组，都是相反的。二者的关系是“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即物穷则反、互相转化之义。《序卦》对六十四卦两两相对的卦象，大致都作了类似的说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的解释。“既济”有完成之义，“未济”即尚未完成。之所以置“未济”于最后为其结束，是因为“物不可以终穷，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意思是说，事物的转化没有穷尽，一事物的完善，没有终结之时。这就透露了，《易传》认为，事物永远处于变易的过程中，对立面的转化没有穷尽。

《易传》还认为，这种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彖·丰卦》）日正中的时候，便要向西斜转化；月最圆的时候，就要向月缺转化。天地万物一盈一虚，人事国家一盛一衰、一存一亡，乃至鬼神的赐福降祸，无一不在转化、变化。《系辞下》又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危险向平安转化，平易向倾覆转化，这个规律的作用极其广大，一切事物都不能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对立面的转化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

此种观点的理论思维，是承认对立面存在着同一性，与《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种以为《易传》未能上升到抽象的理论高度的观点，是不符合《易传》实际的；说《易传》没有“反者道之动”的命题，也仅仅是从字句上看问题，而未能深入其理论思维的实质。《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伏，福兮祸之所倚，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五十八章）福与祸、正与奇、善与妖，这些对立面是经常转化的。《老子》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为事物向它的反面转化，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但是，《老子》讲转化时不讲条件，把对立面的转化看做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因而，福与祸的转化没有一定的界限，美与丑的差别也相距不远（“美之与恶，其相去何若？”），曲就是直，巧就是拙，辩就是不辩。这样，就包含了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倾向，以至于导致了后来《庄子》“齐万物”、“齐生死”、“齐是非”的相对主义。而《易传》涉及对立面转化的条件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缺陷，从而把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又推进了一步。

从上述对《易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它认为对立面的转化不是一开始就能实现的，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或限度才能转化。就其对《乾卦》的解释说，只有到达上九，发展到极点，才能“穷则变”，这已经包含了关于对立面转化的条件性的思想。《文言》进一步解释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是说，亢龙所以有悔，是因为只知晋升，而不知引退，满足于现状，不懂得有丧失的危险。圣人则不然，兼知进退存亡两个方面，又能符合中道，所以不会走向反面。《系辞下》也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即是说，安于其位，结果招来倾危；保持其现状，结果招来灭亡；自恃其治理国家已经安定，结果则招来祸乱。这样就从物极则反的法则中，引出防止和警惕走向反面的经验教训，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三不忘”原则，作为身安国治的保证。此种观点，是承认对立面可以转化，安可以转化为危，存可以转化为亡，治可以转化为乱。并且认为此种转化是有条件的，治转为乱，其条件是安于其治；亢极则反，是因为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易传》还经常讲到“时”和“位”。就是说，认为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条件。《文言》说：“亢龙有悔，与时偕极。”《象传》说；“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所谓“时”，就包含有损益、盈虚相互转化的条件的意义。比如《节卦》九二，阳爻处于中位，本应为吉利，而爻辞却为凶。《象传》解释说：“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就是说，九二虽处中位，由于没有抓住机遇，失去了自己“时”的条件，吉就转化为凶。所以《易传》概括说：“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下）“变通”就是转化，就是发展。“趋时”，就是说要把握一定的时机，达到一定的条件才能转化。不过，这个所谓的“时”，讲得太抽象了。《易传》讲“位”，比如某一卦六爻本应皆为吉利，但由于某爻“不当位”（阴爻居阳位或阳爻居阴位），吉利则转化为凶悔；某一卦六爻皆应为凶悔，但由于某爻“当位”（阴爻居阴位或阳爻居阳位），凶悔则转化为吉利。例如《文言》解释《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是说，君主虽处于上九之高贵处，但由于不当位（“无位”），民不拥护，朝无贤臣，所以“动而有悔”。也就是说，《乾卦》本为吉利（“元亨，利贞”），前五爻亦都吉利，但由于上九爻不当位，即转化为凶悔了。显然，这里关于“位”的说法，也包含有矛盾转化的条件的意义。同它所讲的“时”一样，“位”这个条件也是抽象的。《易传》未能具体说明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这是它的缺陷。但开始突破了《老子》讲转化而不讲条件的局限，堵塞了通向相对主义的后路，这是《易传》对于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大贡献。

基于对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认识，《老子》和《易传》都充分肯定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二十三章）《易传》亦常用“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样的句式说明天地万物盈虚消长的变化过程，显然是受了《老子》的影响。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老子》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主张守柔抱朴，保持现状，以使事物不走向反面，表现了一种消极退缩的态度。而《易传》则十分强调变化，变化的根本要义是“生生”、“日新”。《系辞》上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万物生生不息。“日新”就是不断更新。“生”就是创造；“生生”就是不断有所创造。新的不断代替旧的，新陈代谢，持续不已，这就是“生生”，这就是“易”。《易传》还多次阐发这个思想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彖·大畜》）“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杂卦》）这种去故取新、变化日新、新陈代谢的观点是相当精湛而深刻的。这是对事物的变化和对立面的转化，取积极态度，要促进事物的发展、转化，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老子》消极退守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讲事物的运动变化，并没有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而《易传》则探讨了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问题，提出了“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系辞下》）的命题，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并且认为，此种刚柔相推，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即宇宙的普遍法则。《系辞下》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日月相推，方有光明；寒暑相推，方有岁月；屈伸相召感，方有利益之事。从自然现象到人类生活，事物的变化，总是对立面往来相推，相互召感的过程。《易传》还认为，在刚柔相推的过程中，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表现为“相交”、“相感”、“相摩”、“相荡”、“相攻”、“相取”等不同的形式，概括起来，即相交和相攻，也就是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彖传》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否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这都是以对立面的相互交感解释生化的根源。《系辞》下又说：“天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