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老子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

自然无为是宇宙本原“道”的根本法则，国家最高的管理者（领导人）应该法道而行，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那么如何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呢？“无为”是否就是什么都不做呢？当然不能作这样简单的理解。老子的所谓“无为”，即是指不加主观意志的干扰而顺应自然，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本有的性质和法则去做，而不用主观妄为。所以，老子说：“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64章），即是说，要能辅助万物自然地成长而不敢妄为。老子描绘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补”（《老子》57章）。只要在上的统治者不贪得无厌，不追求过多的欲望；老百姓自己就能敦厚朴实。那为什么在上的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就能达到天下安宁、人民富足呢？在此，老子是作了一番研究考察功夫的。他认为老百姓所以贫穷，人民所以难治，其原因就在于在上的统治者违背了“无为而治”，不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强作“智巧”而治（即“有为”而治）的结果。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75章）。在上的食税太多，剥削太甚，所以老百姓挨饿贫困。老百姓之难管理，在于在上的好“有为”，违背了顺应自然实行无为的原则，所以老百姓难以管理。老百姓所以轻死，在于在上的奉养太奢侈，搜刮民财太多，致使民不聊生。可见，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皆在于在上的实行“有为”的结果，所以只有实行“无为”而治才能把人民治理好。老子又进一步分析说：“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老子》57章）。这是说，天下颁布的禁令戒条越多，弄得老百姓束手无策，只能越来越贫穷：在上的手中多“利器”和“伎巧”，社会上邪恶的事情就越多，国家就会昏乱；颁布的法令越多，反而越有盗贼；所以在上的圣人反对这些“有为”、“智巧”的管理，而实行无为而治，“以无事而取天下”。为此，老子说：“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65章）。反对“有为”的主观妄为，而主张实行无为的管理法。老子用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60章）。小鲜即小鱼。管理大国犹如烹煎小鱼一样。烹煎小鱼“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范应元：《老子注》）治大国不可多扰民，就如烹小鱼不可多扰一样，只能实行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为此，老子提出了“治人事天，莫若啬”的原则。“啬”有收藏的意思。《韩非子·解老》：“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爱惜其精力，收起你的主观妄作的巧智，即是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这是最省精力的事。为此，老子提出了圣人无心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49章）。也就是说，圣人治国只是顺应民心之自然而已。当然圣人无为，圣人无心，绝不是圣人任何事都不作，任何思想也不想。老子讲的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万物自然成长，不要妄为，而能达至“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可见老子只是想以无为顺自然，或以少为而能办成大事的。所以老子也提倡“为”，这个“为”不违背自然，并且提倡要少花力气就能办成大事的。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63章）解决难事，要先从容易的事上做起，要办大事必先从小事情上做起，终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要从小到大，从易到难，这确实也符合难易、小大的辩证法的。因此管理社会国家，不能等到问题大了难了时才去解决，而必须解决于动乱未发之时。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64章）这样做就能少花力气办成大事，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才能真正达到社会国家安定太平的目的。所以老子并不一概反对“为”，而是要通过少为、小为而达到治理社会的。

老子的这一“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之后为黄老之学所发展，提出了“君无为，臣有为”的国家管理学说。黄老学派就是借托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的名义来发挥老子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黄帝书，如《黄帝君臣》、《黄帝四经》、《黄帝铭》等，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现今皆已经遗失。可贵的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四篇著作，其中一篇命名为《十大经》（或称《十六经》）的，讲述了黄帝与大臣力牧的言行，应属黄帝书，其四篇思想基本一致，故有人称之为即是原有的《黄帝四经》。这实就是黄老学的著作。在先秦典籍中与这四篇思想相近的有现存《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等篇，可见这些篇也是黄老学的著作。黄老学已不同于原有的老子思想，它广泛地吸收了儒、墨、名、法诸思想，而不再反儒反法。如新出土的《黄帝四经》提出了“道生法”和形名法治的思想。《管子》中的黄老之作，是既讲礼义，又讲法治的。这是黄老思想与老庄思想不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十大经》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大争”的思想说：“今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不争乎？”这就与老子宣扬的“不争”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差别。黄老学最主要的思想，仍然是发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管理学说，阐述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无为思想。这在《管子·心术》中讲得尤为明显，它用生动形象的心与五官九窍的关系说明君臣之间的关系，文中说：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无代马走，无代鸟起，此言不夺能，不与下试也……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

这就是讲的君主不代臣劳的君主无为、大臣有为的道理。君主的职责在于设官分职，具体的事务皆应有百官分担，君主不应代劳。这也就是“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的君逸臣劳的君主无为而治的管理术。这显然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发挥。战国时期产生的黄老道家，到了西汉初期，人们刚脱离长年战乱之苦，生产需要恢复，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提倡不扰民的清静无为而治的黄老学正适应当时时代的要求，因此西汉初期黄老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文帝、景帝、窦太后皆以黄老无为治天下，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社会得到了安宁，生产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当时有一部主要讲黄老学的著作叫《淮南子》的。它进一步地发展了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对“无为”、“有为”两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何谓“无为”呢？书中认为，无为绝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那种消极的无为，而是指的“循理而举事”，遵循自然之理来办理事情。具体地说，即是“私意不得入公道”，“嗜欲不能狂其术”，“偃其智巧（小聪明）”，“循理而举事”，“事成而不骄”，做到了这些就是实行了“无为而治”。什么是“有为”呢？“有为”是指主观妄为，用己而背自然，谓之“有为”。“有为”就是违背了自然之理。所以无为与有为的差别关键在于一个是“循理”，一个是“违理”而已。这就把老子道家的无为思想讲得再透彻不过了。这应是《淮南子》在道家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