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孔子的前辈，孔子向老子问礼

我是孔子的前辈，孔子向我问礼

24.问：现在再请教先生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先生生活的时代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先生生活的时代是在孔子之前还是在孔子之后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传》和《孔子世家》里都记载了孔子向您问礼的事。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有人认为您是战国时代人，生在孔子之后，孔子不可能向您问礼。主张这种说法较早的，清代有汪中（《老子考异》），近现代有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您生活在孔子之先，比孔子年长，是孔子的前辈，孔子确实以后学的身份向您讨教，向您问礼，您不仅回答了孔子的问题，还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诲。主张这种观点的有马叙伦（《老子校诂》）、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人。这两种意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事实只能是一个，不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先生能对这个问题说明您的看法，同时澄清事实吗？

答：我比孔子年龄大，在他之先，他向我问礼，这是没有问题的。假如我在孔子之后，孔子又何必向我问礼呢？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传》和《孔子世家》里都提到孔子向我问礼的事，只是具体的时间没有讲清楚。因此，以后的学者就各说各话，说孔子见我的时间或在30岁（司马迁），或孔子51岁（庄子），或34岁（阎若璩），或34岁至41岁（胡适）。问学地点或在沛，或在鲁。孔子见我向我讨教则是没有疑问的。此事的记录四见于《礼记·曾子问》，八见于《庄子》的《天道》、《天地》、《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篇，又见于《吕氏春秋·当染》。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大家，对基本的史实的记载是郑重的，不会把没有的事写入史书。

当时的儒家并不以孔子向我问礼为羞，也不回避孔子向我问礼的事，所以都老老实实记下了这件事。《庄子》虽多寓言，但总得有孔子见老子的事实，才能借此事做文章。何以庄子不记孔子见杨朱、见墨翟，单写孔子见老聃？只能因为这是基本事实，而且是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所以庄子才这么写。《吕氏春秋》是集纳诸家之说和历史事实的，所以《吕氏春秋·当染》也说：“孔子学于老聃。”

孔子向我请教，这是没有问题的。从前某些儒生认为孔子是“至圣先师”、无冕之王，如果向我请教，既降低了他们祖师爷的身份，也坍了他们的台，所以千方百计考证，要否认孔子向我求教的事。我觉得很可笑。我比孔子年龄大，懂得比他多，理解人世比他深，他也承认我的智慧比他高，他虚心向我讨教，有什么不可以？这些儒生真是死要面子，他们忘了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就在于他肯学习，肯虚心向一切有学问的人学习、求教。所以我也委婉地批评了他，指出他的不足。他也听得进我的批评。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也不妨碍他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成为“圣人”、“至圣先师”。

25.问：先生说得对。先生不是好为人师的人，孔子也不是不肯向人讨教的人。他向您讨教问礼，您向他说您的看法，有何不可？

答：关键还在于基本事实。基本事实就是孔子向我请教过，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人们争论的孔子是在17岁至30岁之间向我请教（《史记·孔子世家》），还是51岁向我请教（《庄子·天运》），是见了一次，还是见了两次，我记不清了。我不记日志，也没有留下档案，向我求教的人不少，《庄子》里就记载有庚桑楚、南荣趎、柏矩、阳子居等人向我问过学。我记不清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孔子何时来过，也记不清了。他是在鲁国见我的，是在沛见我的，还是在周室见我的，都不是重要问题。基本事实是孔子见过我，请教过问题。近现代学者有关这些问题，做了许多考证文章，也算是一门学问吧，不然他们怎么成为专家、学者呢？

26.问：确定一个人的时代，一是靠材料，二是靠分析。就第一点说，《史记》就是最基本的材料，其他材料可以作为参证、旁证。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材料会有错误或衍夺，但其基本事实（孔子见您这件事）不会出入太大。就第二点说，进行思想时代上的分析也是重要方法。孔子见您时谈到他的思想观点和您对他的回答，正切合你们二位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判断。这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至于梁启超所说老子的八代孙和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为不可能，从而认定您应在孔子之后，不是您长于孔子一辈有问题，而是司马迁《史记》所记的“老子之子名宗”的断语有问题。

答：如我上面所说：“宗”不是我的儿子，而是太史儋的儿子，是我的后代，我同孔子子孙世系碰不拢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一切就都可以解释通了。后世许多学者好钻牛角尖，有些牛角尖钻出了名堂，有些就越钻越糊涂。梁启超如此聪明的人都钻进了牛角尖，把自己搞糊涂了，也把别人弄糊涂了。材料出处有问题，对材料的理解有问题，走进死胡同，怎么钻得出来？

27.问：也难怪后世学者要讨论您的时代问题，因为明确了您所处的时代对研究您的思想有意义。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分期问题之争，什么奴隶制、封建制，奴隶主阶级、领主阶级、地主阶级啊，闹得不亦乐乎。这些问题又同中国革命的性质，应该由哪个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有直接关系，难怪要争论不休呢！

答：还有这许多名堂啊？我可没想到我们这些人和先秦诸子会在两千多年后的政治斗争中成为借用的玩偶，可我对此没兴趣；有兴趣的后代人拿我们做文章，我也无权干涉。我还是我。你们的胡适博士说过，历史和古人都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但希望不要把我这样的老朽也打扮成大姑娘。

28.问：先生的幽默，表达的是先生的大智慧。今人喜欢借你们古人做文章，正说明先生思想之不朽价值，说明先秦诸子思想之不朽价值。

答：我早就朽了。人岂有不朽的？你们今天考证，有说我活了160多岁，也有说活了200多岁的。活得再长也是要朽的。不然世界上住不下这许多人。但是，你说的思想可能不朽，倒是有些道理。有真理价值的某些思想可以不朽，但也有时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