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太上之君”才能顺乎道之自然，合乎民心

唯“太上之君”才能顺乎道之自然，合乎民心

19.问：道即自然，这一观点在先生的学说中处处体现。它是自然哲学，也可以衍化为政治哲学。先生一贯坚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简化为“人法自然”四个字。当人们坚持以自然模式为依据来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时，一切都应该遵循一部默默然却无时无处不在起作用的自然法典“道”的规律。这一主体精神表现在政治运作上，就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先生，不知这样认识对不对？

答：你用现代语言对我的政治观点作了哲学解释，应该谢谢你。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这样解释。治国的圣人应该是“道”的化身。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其最重要的原因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因自然、因道，“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政治和自然的一体化，这就是我的政治思想的中心议题。自然原则在政治中的具体表现和实际运作，就是无为而治，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第三十二章）道永远是无名的，“朴”（即道）虽小，天下也没有谁能去支配它。侯王们若能遵循它的原则，万物将会自动地服从他们。天地间阴阳之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人民没有叫它均匀，却能自动均匀。这就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在社会的管理和政治的运作上，道理和原则也是一样的。

我又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三十二章）有了管理，就会有管理机构和管理官员的名称。王弼说：“始制长官，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注》第三十二章）然而，官名既然产生，还必须懂得管理和领导的过程中应该适可而止，不可过度。知道适可而止，才能避免由于“有为”而产生的危险。这一提示（也可以说是警告）是中肯的。但是侯王们很少能听得进去，更谈不上遵照办理。他们制定了官名，设置了官府，于是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该做的也去做。结果，有过之无不及，往往以招祸致败告终。

20.问：清代的魏源在注释这几句话时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守其无名，始可制有名。制者，裁其朴而分之。礼乐政刑，皆自居也。然苟逐末而忘本，将愈远而失宗。是故无过恃，无多求，仍贵其止。止者，镇之以无名之朴而已。”（《老子本义》第二十七章）魏源很理解先生的观点。他也认为，制官名从政是可以的，但不能忘了“无为”之道的根本，实践中不能过恃、多求，要适可而止。如果舍本逐末，反“无为”为“有为”，过度不“止”，那就要走向反面，很危险。

答：在这一章（三十二章）中我说的最后一句是：“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道”为天下之所归，如一切小河流最后流归于大海一样。政治之于“道”，也是一个道理。“道”之在天下，犹水之入大海，末而不离其本。一切当权者不能不懂这个道理。政治不自弃于“道”，才能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殆。王侯守“道”而治天下，则万物归之，万民顺之，譬如万谷之川流入大海。“道”者，即万物之所宗；江海，则川谷之所归。江海，水之钟（集中）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者，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有如水。万谷之水归于江海，有如万民万物归之于“道”。万物宾其所宗，这宗，就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