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乱之首

礼，乱之首

25.问：先生谈到您的思想同儒家思想既不同途也不同归，我想提一个问题：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对儒家的政治观进行批评的？您曾对儒家的仁、义、礼、忠、信进行过猛烈的批判，认为这些东西是对“道”的破坏，是对无为而治的反动，是社会上的“乱之本”，主张把它们统统抛弃掉。您对儒家思想和儒家政治观的批判在先秦诸家中是非常突出的。这种批判同您“无为而治”的政治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请先生就此进一步谈谈您的观点。

答：提到我对儒家政治观的批判，大家就会举出我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的这句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这个东西，它是忠信的不足（“薄”，作为“厚”的对立面解释，可释为“不足”），是大乱的祸首。一般人就以这句话作为我批判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其实，这句话是顺着我前面讲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演绎过来的，讲了由于“道”的丧失而演变的一个过程：“道”丧失后才有“德”（即“得”），德丧失后才有仁，仁丧失后才有义，义丧失后才有礼。“道”的丧失是启端，“礼”的出现是后果。这里强调的是“道”的丧失。因为“道”的丧失，才导致我对礼的批判。

礼是什么？“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按照你们现代学者的定义来说，礼是以等级制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基本规范。孔子也同我一样感受到社会的动荡和周王朝的没落，但他与我不同，还力图用“礼”来挽回周王朝的颓势，他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认为只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他想有所为，以礼来重新整合这个因动荡而乱了规则的社会，恢复原来的贵贱尊卑有“礼”的社会秩序，以礼明是非，以礼定规范，这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我看来，恰恰相反，礼非但拯救不了衰世，而且是衰世一切祸乱的祸首。为什么这么说？自从“道”丧失后，社会秩序就每况愈下，于是不得不求医治社会病的药方：相继以德、仁、义来挽救社会的颓势。等到诸药方相继失效，再找到礼的方剂来治病时，已到了死马当活马医的阶段了。“礼”这个药方使用后，出现的祸乱就更多，它不能治病，反而加剧了病症。宋代范应元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自失道之后，愈降愈下，人鲜能尽己以实，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后约之以礼，使之循规蹈矩，弗畔于道。及其末也，以文灭质，反为乱阶之首也。”（《老子集注》第三十八章）他说得有理，繁文缛节的礼的制定和实行，实际上是人际忠信不足的标志，是社会动荡的表征，不是好事情，是为乱之首。

韩非也说得对：“礼繁者，实心衰也。”“今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而资之以相责之分，能毋争乎？有争则乱。故曰：‘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韩非子·解老》）心衰导致礼繁，这话说得很深刻。本想以礼来规范社会的无秩序，结果反引起争斗，引起争斗社会就更混乱，礼不是乱之首吗？事实上，孔子倡礼，为礼奔波了一辈子，世事并没有因为他倡礼而有任何转机。道衰失了，礼越倡，世越乱，最后礼崩乐坏，周王朝也不成其为周王朝了。我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是刻薄，而是坦率，只是道出真实、讲明实质而已。

26.问：先生倡导的是无为而治的“道”，孔子倡导的是有为而治的“礼”。在先生看来，道为本，礼为末。道已衰，礼越倡，世越乱。所以，先生认为举礼即举末，世乱找不到出路。王弼对《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作了注释，这也许是他注解《道德经》最长的一段文字，大约有一千一百字，我没有全部看懂，只能大概了解。但他最后讲的一段话却涉及本与末的问题。他说：“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老子注》第三十八章）这几句话，用在对礼的评论上，我以为是正确的。

答：解我《道德经》的注家历代可谓多也，但我一直比较欣赏王弼的注解。也许是时代的原因，也许王弼的天分高，他对我思想的领悟比较深。我对礼的批评，王弼还这样解释：“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注》第三十八章）他以为礼本来就是“忠信不笃”的产物，仁义本身也是虚伪的，即使乔装打扮，也不能长久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