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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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盗竽”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再论“盗竽”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29.问:我想起了先生在《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对统治者尖锐的讽刺和谴责,您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统治者的宫室那样整洁(“朝甚除”另一种解释是:官府的狱讼那么繁多),遍野的农田却是一片荒芜,仓库里空空如也,达官贵人们穿着绣有文采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精美的饮...

再论“盗竽”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29.问:我想起了先生在《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对统治者尖锐的讽刺和谴责,您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统治者的宫室那样整洁(“朝甚除”另一种解释是:官府的狱讼那么繁多),遍野的农田却是一片荒芜,仓库里空空如也,达官贵人们穿着绣有文采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精美的饮食让他们倒了胃口,统治者的财富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头子!您把这些当权派骂得太痛快了!“盗竽”这个词,也用得巧妙。韩非解释说:“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货资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韩非子·解老》)这正是先生前面对我说过的,社会风俗之所以变坏,所以嗜私、欲,求巧、利,讲圣、智,怀仁、义者,正是各级统治者这些“大奸”带头的结果。上有所好,下必甚之。他们是盗竽,是强盗头子。是他们不顾老百姓死活,巧取豪夺,以满足自己骄奢淫侈的生活要求。他们的所作所为,同先生的“道”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答:一唱而百和,“盗竽”的作用可谓大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盗竽”的问题。顺便再说一个版本问题,即“盗竽”抑是“盗夸”的问题。王弼本和别的一些本子作“盗夸”,不对。“夸”字无义,“盗夸”二字不可解诂。这是“竽”“夸”二字字形相近传抄致误的结果。有些训诂家说“夸”(或“”)是对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统治者都是“盗竽”。“大道其夷,而民好径”(第五十三章),大路是平坦的,而人民贪图走捷径,什么原因?是因为有“盗竽”在倡导。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范应元注云:官吏“服文采之衣,带鉴利之剑,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卫民,假法为非,瘠民肥己,餍饫美异之饮食,积聚有余之余财,此皆劫剥于人以恣纵于己,是谓为盗。”(《老子集注》第五十三章)这些话容易懂,不必解释了。

30.问:先生警告这些“盗竽”们不要走得太远,不要因为他们的恣纵和剥削过重,把老百姓逼得活不下去,否则他们就会自食其果。先生的名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七十五章)这些话,我以为,只要社会上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永远是真理。人民之所以陷于饥荒,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租税太多的缘故。人民所以难治,是因为统治者喜欢有为。人民不怕死,用生命去同统治者对抗冒险,是因为统治者竭力保养自己的生命而不顾人民的生命,这才逼得人民用生命去冒险。

先生这些话,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立统一的关系,统治者的恣肆有为和人民受苦受难的关系,饥荒和租税的关系,压迫、剥削和反抗、斗争的关系,说得太深刻了。人民苦难的原因,一切动乱的起因,都与统治者的有为即恣肆放纵有联系。您讲清了政治上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历代统治者读到您这几句话没有不胆战心惊的,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也只有哑口无言。清醒一点儿的统治者,实行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就算不错的了。暴君和明主的分野,就在于统治者对您说的这些真理认识与否以及实行程度的区别。

答:“食”与“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物质经济关系的具体体现。食者,是供统治者庖厨之用;税者,是被统治者输送给统治者的赋(按户口征用的银两等)。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有食和税的征求。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食用当俭,赋税当轻,使被统治者承受得起。统治者对百姓征收的食税过多,就是夺百姓口中之食、囊中之钱,使他们陷于饥饿贫困的绝境。统治者的库藏,积聚的是老百姓的膏血,也是人民的怨愤。统治者不会让自己的库藏空荡荡的,但是,千万不要让它积得太满,不要把老百姓的膏血抽尽吸竭。如果贪官污吏们非法诛求,视天下百姓猪狗不如,而官吏们的珍馔美味多得吃不完,老百姓却饿得吃不饱糟糠,怨气郁积,那就势必有一天如火山爆发,似雷霆震地,大乱大祸就会降临,天下就难以收拾了。

统治者必须明白,老百姓其实不难统治,这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至于说老百姓难治,十之有九是因为统治者欲求太过。所以王弼说:“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下也。民从上也。”(《老子注》第七十五章)民之从上,上从什么呢?上从“无为”。无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立,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朴。无为,首先是指统治者的无为。统治者无为,就无所谓食税之多。无食税之多,就无所谓民之治和民之难治。只因为“上之有为”,才导致“民之难治”。这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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