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　不结怨于人　不争而顺天道

与人为善 不结怨于人 不争而顺天道

15.问：人生在世，同各种各样的人发生关系，有和谐，也会有对抗。有矛盾是必然的。矛盾发展为对抗，就会留下隔阂的后遗症，成为积怨。一旦有了积怨，再想彻底消除，那就很难了。个人如此，民族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因此，重要的是不要与人积怨，尽量与人为善，不要到处树敌，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制造民族仇恨。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也可以理解为这些以暴力与人、与人民结怨，制造民族仇恨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谈到这个问题，我想起先生有论“大怨”的一章内容，专门劝世人千万不要结怨于人。我以为先生这一思想也很重要，研究者似乎重视不够，没看到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答：这是《老子》一书的第七十九章，开头是这样说的：“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16.问：“和大怨”，是因为有“积大怨”，重点在“积”了“大怨”，现在虽然企图和解重大的仇怨，但已结下的“大怨”的伤痕、隔阂早已留下了，这怎么能算是“善”呢？以不善之心待人，以狂暴之手段对付老百姓，用仇恨来煽动、挑拨民族仇恨，势必造成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深仇大怨。与其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还不如开头就不要结怨。我的重点在“和”，化解。先生的“和大怨，必有余怨”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和”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适用。自古以来，世上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的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又深深影响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

答：与人为善，则人自无怨；为政以德，则民自无怨。如果因为利害关系，以不良、丑恶、嫉妒之心待人，人家吃了你的亏，认识了你，自然永远不会忘记你。如果统治者以刚强多欲之心，对百姓取之无度，逼得他们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老百姓也会记恨统治者。积怨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反弹，就会反抗，施怨者（压迫者，统治者）就会遭到报复。等到祸乱大作，施怨者再以抚绥手段企图和释已激化的矛盾，那就迟了，即使矛盾和缓了，积聚的余怨也是很难消解的，这怎么能谈得上是“善”呢？与其如此，还不如开始就不要结怨结仇，那才是真正的善。

17.问：秦昭襄王时有个宰相叫范雎，说过一句名言：“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一个人，受睚眦之怨尚不能忘，又何况受到横逆大怨的煎迫呢？结下大怨，即使和解了，藏怒宿怨从根子上是很难消除的，芥蒂未去，心中耿耿，终生也不会忘。与其如此结果，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结怨于人、结怨于民。

答：我又说：“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第七十九章）这是什么意思呢？“契”是古代借债的一种凭据。在一块木板或竹片上刻下字据，从中劈开，借贷双方各执一半。讨债时债权人拿出左边一半，向持另一半的债务人讨债。“彻”是古代贵族对农民收租的一种制度，“司彻”的人为了多收租，收租时总要对交租人斤斤计较。圣人虽然握有别人借据的存根，也不强迫人家归还。就是说，即使自己有理由，也不结怨他人。而无德的人，就像收租时“司彻”的人那样，对交租人穷凶极恶，斤斤计较。这些人是典型的聚敛之徒，他们是专干结怨于人的蠢事的。“执左契而不责于人”的圣人是“有德”的不结怨别人的人，“无德司彻”的人是专门同别人结怨的人。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天道对人是无所偏爱的，是永远帮助善人的。这两句话也不是我的发明，是古人的话，见刘向《说苑·敬慎》引《黄帝金人铭》当中的话。《后汉书·袁绍传》注引作《太公金匮》语，又《后汉书·郎袴传》袴引《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赏善罚恶，在冥冥之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应该有这种清醒认识：为自己，也是为别人，为什么不做善人，偏要充当损人不利己、到处结怨的恶人呢？要有这样清醒的认识，也要有这样明智的选择。

18.问：现实的社会生活，使人有利益之争、名位之争、权力之争。在利益的驱动下，种种阴谋、无耻、暴力、奸诈的行为世代不绝，层出不穷，也因此，积大怨，结仇人，你斗我，我斗你。你对我玩心计，我对你使绊子，一拳来，一脚去，冤冤相报，何时能了？人类社会因此纷争不已，乱哄哄，闹纷纷，不得安宁。究其终极原因，是“有欲”和“有为”的结果。先生以“无为”的思想审视人世，处理问题，我看是讲到根本上的。但是，我想，现实社会对您的指示可能永远也做不到。“无为”的指示，道德的呼唤，抵挡不了物欲对芸芸众生和权势者的有力诱惑。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不合情理但又合乎逻辑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所以，我说，先生的美好理想，只能写在《道德经》中，而不能变为社会的现实。

答：别人不能“为”，我却能“为”。因为看到别人不能“为”，所以我早早就出关去了。但我必须留下我的告诫，听不听是你们的事。终将有一天，在人类痛定思痛以后，他们将会反思：我两千多年前讲的话是讲对了还是讲错了！

19.问：先生主张淡泊、退守、无为、不争的处世哲学，您自己的一生，也的确在实践您的处世哲学。所以，我们在您长寿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看到您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您是在不断地读书、思考中度过漫长而冷寂的岁月的，这种寂寥的环境、动荡的社会，对您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凝聚与升华作用。周王朝衰落后，您出了关，来到幽静的秦岭深处（是不是楼观台？）隐居起来，也是为了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如果不是别人要求，也许您不会留下五千言，我们也会因此失去一份宝贵的思想资料。此外，宁静淡泊、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在乱世中也保护了您，成就了您，使您长寿，不必为那些无聊的人事纷争殚思竭虑，而沉溺于哲学的思考，而且有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世人、对后人，都是富于启迪意义的。

答：我在《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中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不顾一切后果的勇敢，就会有死亡在等待他；勇于“不敢”的退让，就会在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活下来。两种不同的勇敢，后果也不同，有的得利，有的受害。匹夫之勇、强梁之勇，由于好斗、狂暴，每每因此而杀身。这种勇敢，实为大害。世人往往以怯懦、退让为有害，然而实际结果每每能保全自己。因此，这种“不敢”之勇又是有利的。“不敢”之“勇”，是一种明智的勇，是“勇于敢”者不具备的勇。世俗之人，但知趋利避害，很少人懂得隐藏在利益后面的无穷祸害。因此，为趋利而争斗，而“勇于敢”，而获其害，而得其杀，而亡其命，是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完整的必然的过程。相反，常能虚静、退让、谦柔，安于不争之地，循理应物，顺乎自然，才是合乎天道的明智之举。人有这种不敢之敢，才能谋其事，获其利，得其生，存其活。勇于敢则死，勇于不敢则生，这乃是人事物理之常则。因此，我一向主张不要去争什么，一切听其自然摆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