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对利器（赏罚）的发挥适应于君权集权的需要

韩非对利器（赏罚）的发挥适应于君权集权的需要

21.问：先生这一解释，使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本意。我也长期有这样的误解（不是存心曲解或有心歪曲），以为这是先生的权谋之术、权谋之诲。历代有许多人，包括大思想家、大学者在内，都对先生这句话产生过误解或曲解。例如，韩非以“势”为渊，以赏罚为利器；子由以柔弱为利器，河上公以权道为利器，宋朝的王雱以刚强为利器。他们对“利器”的不同解释，很容易使人把“利器”理解为权谋之术。先生刚才解释了，才知道不是先生的本意。先生在这句话前边已经说过：“鱼不可脱于渊。”（第三十六章）就是点明人不可离开道，犹如鱼不可脱于渊。为人主者如果不以“道”示人、化人，只以“利器”示人，就是“鱼脱于渊”，不能存活。读书不求甚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把事情搞乱了，也把先生的思想扯混了。我原来就是这样理解的。今天得到先生的指教，才弄明白了。所以错误理解，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句话，正好写在讲策略思想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八句话以后，容易使人从权谋之术的角度去理解“国之利器”就是权术。

答：韩非是主张君主集权主义的思想家，于是，他就从他法、术、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来借用并改造我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观点，把它改变为君御臣的君王南面之术。他说：“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当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子·喻老》）韩非认为，君王是靠权势来驾驭臣下的，权势不能丧失，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一定要保住权势。权势的保障须借助于权术。所以，他又说：“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他明确把君王的赏罚看成是“利器”，君王就是用赏罚这个“利器”来驾驭臣下，使臣下服服帖帖拥戴君王。这样解释有问题。赏罚确实是君王驾驭臣下的有效手段，人人都知道它的作用。这算得上是“不可以示人”的“利器”吗？可见，韩非也曲解了我的思想，改造了我的思想，适应了他君主集权主义理论的需要。《淮南子·道应训》也顺从韩非的解释，说：“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真是以讹传讹，天晓得！

22.问：我认可先生自己对“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解释。不过，总还会有人坚持这是先生的策略思想，或谓权术。他们会坚持，权术还是权术，区别只在是圣人使用还是奸人使用。策略是手段，是方法，是实现目标的过程，本身无所谓好坏善恶。如果是圣人用之，则为大道；奸雄窃之，则为纵横捭阖的阴谋诡计。孙、吴、申、韩等人，可以把您的话引申发展为陷人于死地的权术，论者也可以把“利器”说成是您老先生的一大发明，先生也因此推卸不了责任。

答：正因为如此，我早就申明：“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从兵家到政治家，他们以兵法权谋打仗治国，争城略地，争权夺位，那是他们的事。对他们的一切作为，我不承担任何责任！历史学家要算账可直接去找他们，不要找我，我不是“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