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贾母》人物形象赏析

贾母：古代中国之第一母仪

小 引

《红楼梦》前5回，是全书之序。在序中，曹雪芹凝墨点染了中华民族始祖女娲的故事①。故事原有三个部分：抟土造人、求媒构婚、炼石补天。曹公以此预示了此书立意之厚重博大。随之，曹公泼墨塑造了贾母的艺术形象，作为人间老母，与女娲相对应。

贾母的形象复活了潜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母亲崇拜情愫、情怀。她是红楼脂粉英雄、才干卓异的女儿们的培育者、持护者、引领者，她也是这些女儿们的悲剧的见证者、体悟者、恻悼者。

人类的女性崇拜意识，在历史发展历程中一分为二，成为少女崇拜意识和母亲崇拜意识。这是曹雪芹构建《红楼梦》的强大动力和坚厚基石。只关注少女崇拜，而忽视母亲崇拜是片面的。母亲崇拜在《红楼梦》中是举足轻重的，它由贾母、刘姥姥、李纨、凤姐等构成独立体系。贾母虽独居于贾府之一隅，但每有大事，最终必经她方能解决。有了她，《红楼梦》的女性题旨、女性文化才是完整的。

贾母形象集中凝聚了我国古代老祖母的一切思想、理念、情怀、风范等特征，我国古代老祖母的正负面文化特征，都在她身上极其自然地、和谐地体现出来。同时，她的形象又显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母亲的主要时代精神和文化形态，虽然有些时代精神在她身上还处于萌芽状态，与传统的旧东西糅杂在一起，但是，早期民主启蒙主义的曙光却是醒目的，令人神往的。除了后40回中一些令人遗憾的拙笔、败笔严重损毁贾母形象之外，贾母的形象可谓“处处见标标总好，总观标格胜于诗”。在她面前，所有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相形见绌了，显得单薄、虚假、苍白、失真了。曹雪芹的美学意图在这里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

贾母形象素描

关于贾母的形象，已有很多论析，本文只对其性格中的新文化因素作一些素描式的勾勒。

一、从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看

贾母和凤姐一样，都直言不信神鬼不吃斋念佛，她们虽曾参与清虚观打醮、祷天之类活动，但是，她们已反复表明，那只是她们以打醮为借口，让平日出不得门槛的女孩们出去逛逛，消消夏而已。贾母在动员大家都去时说：“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经她一说，谁不要去？在逛时，贾母、凤姐一再申言：“我们不过来逛逛。”确实如此，这次打醮完全是一次郊游，而并非迷信鬼神和宗教活动。

第94回写怡红院枯了的几株海棠忽又开出好花来，众人都说“古怪”，闹得合府上下惊惊惶惶，怪论四起，但是贾母却力排众议，凭着她不信鬼神的基本观念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对春花冬开现象作出了基本上是唯物的解释：“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还迟，算是十月，应着阳春的天气，因为暖和，开花也是有的。”但一时正不压邪，说兆喜兆忧的人都有，贾赦竟公然抛出了“花妖”说，贾政也附和他。贾母当即指责说：“你们不许混说！”为了清除“花妖”说的影响，这位老祖母挺身而出，宣示：“若是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面对如此有理有据、有胆有识的老母，赦、政二人只得怏怏地走了。

第106回写贾母祷天，那是有特殊背景的特殊活动。大难从天而降，合府无一人能够分忧，对于老祖母来说，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谓“但有办法不说命，无可奈何方叫天”。何况在祷词中她是说了实话的：“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也不敢作恶，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以致合府抄检。”说得多么坦率。她并没有掩盖真相而祈求老天保佑。当然，我们不会把老太太拔高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上去，她是不可能扫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的，当时的启蒙思想也没有达到这一高度，更何况一个封建家庭中的老祖母。

由于不信神佛，贾母是不求来世美好、死后进入天堂的。她追求的是现实的人间幸福、人生乐趣。她说：“我是极爱寻快乐的。”（第109回）她既不同于愚昧拜物的“老地主婆”②、苦行僧的禁欲主义者，也不同于一味骄奢淫逸、暴殄天物的享乐主义者。她的生活情趣十分饱满而广泛，对于一切人生乐事，她都兴味十足。看戏、品诗、观画、听音乐、赏月赏雪、品茶饮酒、猜谜语、说笑话、游览园林美景、评说居家摆设、批评小说人物与服饰，她都颇有独特见识，处处透露出纯正的贵族气质。逛清虚观是凤姐出的点子，她是第一个热忱响应者；中秋赏月，王夫人认为夜冷风大，不宜在外边赏月，贾母却坚持要到凸碧山庄赏月，不但兴致最浓，而且最为尽兴。她的人生享受有两大特征：一是层次高。在享用生活物质时，从内容到形式，她都是着意追求精神化、审美化的（下文将说到这一点）。二是与人同享，而不是独享。大观园中的孩子们是她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幸福之源，她常常有意识地置身于他们中间，和“孙子孙女儿顽笑”，从他们那里获取生活乐趣；同时，她又与他们共享人生幸福，而不是旁若无人，唯我独乐。以美食为例，作为一位高龄老人，她的吃有四大特点：第一，爱吃。她始终保持着很好的食欲，对于生命的第一需要，她很坦然，绝不扭捏。她适口为珍，并不只求山珍海味。在形式方面，她并不拘泥于陈规旧套，对贾宝玉提出的分食制，她也欣然表示赞同。第二，与人同吃。她吃她爱好的食物，总是想着这个又念着那个：吃红稻米粥，想着送点给凤姐吃；她爱吃红枣泥馅山药糕，也让人送点给秦氏吃；李纨、尤氏等等均得到此类关爱。有一次晚餐中她竟想到六七个人。对家人如此，对外人亦如此：刘姥姥来了，她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菜拣了给她和她的外孙吃；对演戏、吹笛子的小女孩，她也没有忘了给她们送节日食品去。最令她心情畅快的事，就是“看着多多的人吃饭”，仿佛别人津津有味地吃喝，比她自己吃喝更能使她获得美食的快感、美感。第75回写众人在她那里吃饭，她“负手看着”，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仿佛别人吃和她自己吃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的。第三，善吃。她不是那种一味追求大鱼大肉的酒肉崇拜者，她已相当讲究饮食文化。螃蟹宴中，众人无不兴高采烈，但她没有忘记蟹味虽美，但性寒，不可多吃，所以她适时教导孩子们：不要因为好吃而多吃，“吃多了肚子疼”。两宴大观园时，凤姐、鸳鸯捉弄刘姥姥，拿大套杯让她吃酒，贾母适时阻止说：“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一杯罢。”又关照刘姥姥：“慢些，别呛着。”这里边都是蕴含着饮食经的。综观她的美食观，主要是美在心上，而不只是美在口中。她总是在吃中追求心理上的满足，物欲的满足已退居次要地位。第四，审时度势，自我节制。她不是那种“穷吃”—“吃穷”，陷入享乐主义泥坑而不能自拔的人物。当贾府经济危机日渐显现时，她能主动以“克己”为原则，严于自律。她几次要各房把送给她的菜送回去。最后，她作了这样的归结：要能“享得富贵”，“也能受得贫穷”。她将自己的这一体验作为人生金箴传授给儿孙。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位令人亲令人敬的中国老祖母。她的幸福观是进步的，是与时代精神同步的。“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③在这里开始得到切实的体现。

人死观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最后一环。贾母的死，虽不是前人说的那样“贾母之死也使人羡”，但她的死是体现了她的进步人生观的。她似乎已经领悟了人生的真谛，故能泰然面对人生的终结，没有死的恐惧。她曾对凤姐说过：人都是要老要死的，别人死了，只留下她们，岂不成了老妖精。所以面对死，她是那么大气，确是视死如归。临终前，她将自己天责范围内的事作了有条不紊的安排，面面俱到又轻重主次有别，爱憎体现得明明白白。但作为一个老祖母，她对所有的儿孙都是倾注了母亲之爱的，特别是散余资时，虽是有区别的，但又让所有的儿孙都得到了母爱的最后滋润。待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好了，她便“脸变笑容”而去。她的死和她的生一样，是美的。

二、从伦理道德观方面看

母爱是贾母的伦理道德观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诚如冰心老人在论女性时所说的那样：“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护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厂里一架‘爱’的机器。”④贾母便是适例。唯其如此，她便常和以阶级等差为原则的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难以相容。在矛盾冲突中，她不但没有“克己复礼”，处处恪守封建名教，反而对直接危害其母爱的旧礼教旧道德进行排拒、改良，越“礼”、破“礼”，她曾对贾政说：遇到难处，就该“越些礼办事”。这虽是在处理宝玉的婚姻问题时说的，但是带有普遍意义，是贾母对于“礼”的基本原则。在一次晚餐中，她让尤氏的丫头银蝶和尤氏等人一块吃饭，称：“等你们离了我，再立规矩去！”（第75回）就是说：在她这里有时候是无须那种老“规矩”的。黛玉进贾府后，她原拟将宝玉挪出去，让黛玉与她同住。但宝玉说不必挪出去，愿与黛玉同住一屋。贾母“想了想”，竟然同意了。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老祖宗，她岂能不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老规矩。这是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铁律”，所以她要“想一想”。结果是：破掉这一礼。

在人际关系上，她借母爱之伟力，尽力填平“代沟”“性沟”。她的爱是襟怀宽阔的，不但有爱无类，而且常常逆旧观念而行之，把她的爱最大限度地倾注出来。她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天理”，她对凤姐的支持，对李纨的怜爱，对秦氏的喜爱，她把所有的贾府孙女都安排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养，而且调教得很出色，对湘云、黛玉亦复如此，女孩儿们都是她的“心肝儿肉”。就是对远房穷本家的四姐儿、喜鸾，亦无两个标准。她八十大寿，两个女孩来拜寿，她对她俩如同家里的姑娘一样看待，为防止家人歧视她们，她说了一段极为严正的话：“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未必把她俩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她们，我听见了可不依！”⑤她那个时代，本是以富贵取人的时代，而贾母却深恶之痛绝之，并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反复叮嘱，而且层层落实，一丝不苟。对此，不管人们作怎样迂曲的“分析”，都是难以否定其博爱情怀的。

她常和小儿女们共创共享人生欢乐，和青少年们相处得那么融洽、亲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能多方设法填平代沟、性沟，而且善于以身作则，不让自己成为小儿女们寻求欢乐的障碍。螃蟹宴中，因风大，王夫人让她不要久留，她想的却是小辈们：“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芦雪庵诗会时，因天冷风大，没有请她参加，但她却自个儿来了，一到场就发表声明，反复强调说“你们只管照旧玩乐吃喝”，“我也来凑个趣儿”。她要大家：“就如同我没来时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她把自己视为她们当中的一员。为了创造欢乐的氛围，她甚至以自己幼时的隐私和头上的伤疤说笑逗乐，莲舌生花，令人解颐！每遇贾政等老爷们在场妨碍孩子们身心自由时，她总是适时地把他们支开，然后对宝玉和姑娘们说：“你们乐一乐罢！”“让姑娘们乐一乐！”于是众儿女立刻欢跃起来，“如同开了锁的猴儿一般”。这开“锁”的人就是贾母。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她竟故意不让贾政们离开，而要他们也参与娱乐活动，甚至要贾政当众说笑话，说不好还要挨罚。贾政说笑话，这本身就是个大笑话，乐得小儿女们心里直痒痒。在和小辈相处中，贾母不但不倚老卖老，作威作福，而且在自己有失误时，不管和谁有关，她都能及时公开认错，并且切实纠正疏误。这种精神境界，有力地消解了古稀老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代沟。对于家教，她是断然反对贾政的棍棒教育法的。贾政往死里打宝玉，在贾政看来是大义灭亲，是严父教子，但贾母却愤然抗争，如同母狮一般凶猛，绝不苟同。这中间体现的原则是：母爱是不顾一切的。她敢于冲决“夫死从子”的“天理”，对贾政大发雷霆之怒。她的话中有一句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她责问贾政：“你说你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这句话很含蓄，但像一个掌心雷一样有力。个中详情，小说中没有正面交代，但有侧面补笔，赖嬷嬷曾对宝玉说：“……当年，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还有大老爷，也是天天（挨）打。”这说明，其一，在贾母看来，“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原则是失败的；其二，当年作母亲时，贾母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从无情的棍棒下拼死救出儿子；其三，贾政贾赦们有什么资格摆出光宗耀祖的面孔来？这不但补出了贾母的母爱史，而且表明她的母爱是恒久的、发展的。正是这样的母爱，为宝玉黛玉等人的叛逆性格筑起了一道挡风挡雨的墙。

婆媳关系是封建家庭中最复杂难处的人际关系之一，婆媳往往是对立的。媳妇们总是左右支绌，动辄得咎，终日如履薄冰，甚难做人。但贾母却没有这种恶劣心态。她认为家常过日子，婆媳原该和和乐乐。对于大小媳妇，她从不念紧箍咒，而是施以母爱，连年轻媳妇们羞于启齿的闺中情怀，她都想得周全，安排妥帖。中秋之夜，尤氏陪她一会儿，她就叫尤氏回去与贾珍“团圆”去，尤氏说她要陪老太太一夜，贾母说：“使不得！你们小两口儿，今夜也要团团圆圆的，如何为我耽搁了！”元宵之夜，她对贾蓉说：“蓉儿，你和你媳妇坐一处，倒也团圆了。”被抄家后，贾赦、贾珍去服刑前来向贾母请安，贾母也没忘记关照：“你两个且各自同你们媳妇说说话儿去罢！”母爱在这里已有了重视人性的深度。虽然贾母没有理论语言，但就实质而言，她的言行是与王夫之、戴震等人的思想同源的。她引导了人的正常情欲的复苏，为母爱增添了新的历史因素。对于大小媳妇，她也有批评指教，但基本上是慈母式的教导。不过，当已经蜕化为男权奴隶的邢夫人为贾赦谋求人财两得，阴谋讨鸳鸯作妾，充当说客时，贾母忍无可忍了。对贾赦，她认为是糟蹋人家女孩子；对邢夫人，她是极严峻的，上纲上线，直捅本质：“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三从”“四德”“贤惠”本是封建妇德最重要的规范，但这些都成为贾母讽刺的对象。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贾母的母爱并不是无原则的溺爱和没有历史内容的糊涂账。它表明，曹雪芹已让贾母突破某些樊笼，不再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樊篱。这是具有历史震撼力的。

毋庸讳言，贾母对宝玉、黛玉是有所偏爱、溺爱的，但这是有其具体而深刻的原因的：一是宝玉生得奇特，引起她的特别垂爱；二是宝玉酷似她早逝的丈夫，黛玉是她最疼爱的女儿贾敏的唯一遗孤，对于一个老年寡妇、一个隔代老妇人来说，她要寻求爱的宣泄渠道，自然要把双重的爱转移到宝、黛身上；三是宝玉是她亲手抚养大的，他和黛玉都很孝顺贾母，她自然要格外施爱于他们。这原是很自然的。

贾母的母爱并不是以宗法血亲关系划界的，她的母爱已泛化到了她所能达到的范围，可以说，已达到了“情不情”的程度。对于她遇到的每一个孩子，她均表现出爱怜之心。对身边的丫头鸳鸯、晴雯、傻大姐等，她无不疼爱，见到秋纹身体瘦弱，便生爱怜之心：“可怜见的，生得单柔！”对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对演戏、吹笛子的小艺人，她都施以关爱。清虚观的小道士冲撞了女眷，遭到凤姐的打骂，贾母闻知，忙道：“快带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过这个势派？倘或吓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呢？”她照例作了一番具体的叮嘱、安排。没有一颗博大的爱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爱幼和敬老是一体的，是母爱的两翼。对刘姥姥，贾母一见如故，一声“老亲家”的招呼语，就把她和刘姥姥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个是一品诰命夫人，贾府的老祖宗，一个是从乡下穷困农家来告穷的老农妇，其地位本是天悬地绝的，但贾母总是主动问长问短，诚心夸奖刘姥姥，同时，又诚心自嘲自贬，不矫不饰，恳切诚挚，使人如坐春风，感受到了人间之爱的温馨。对李婶、族中老妯娌乃至张道士、王太医等老辈人，贾母均表现了尊老之情。

三、从婚姻观和女性价值观方面看

对宝玉择媳之事，贾母反复强调：她的标准是婚姻当事人的模样儿、性格儿，而不是出身高低、富贵与否，甚至特别指出：“不管她家根基、富贵”，“就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姑且不说这是否是针对皇商薛家说的，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择媳标准是闪烁着时代精神的。她首先考虑的是当事人自身，而不是家族状况与利益、婚姻的政治影响和义务，封建婚姻最重要的标准“门当户对”也被否定了。不管贾母是否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但其反传统的基本倾向是鲜明的：对于把迎春嫁给有权有势的孙绍祖家，她是反对的；第84回写有人来贾府说媒，说张老爷家“富贵双全”，但张家小姐性格儿不好，贾母当即断然否决了。

婚姻观历来是与女性观直接相关互为因果的。在女性观、女性价值观方面，贾母常是别开生面，与流俗迥异的。

与“男尊女卑”观念相反，贾母对女孩儿始终是疼爱有加的。她说得很清楚，对儿女辈，她最疼爱的是女儿贾敏，而非儿子贾赦、贾政。有时，即使是宝玉亦莫能外，她把宝玉看都未给看的两件陈设品给了宝钗，她把宝玉也没让穿的凫靥裘斗篷给了宝琴，她把孙女们都放在身边亲自教养，使她们有了爷们不可企及的优长之处，“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并非泛语。贾政说：“老太太实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政老爷此语倒说到了是处。持家是母亲之天责、本能，贾母有一整套持家方略，突出的特点是：抓大放小，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她总是挺身而出，独当一面，显现出大家风范。可以说，她是中国母亲持家风范的集大成者。到了老年，她坦然追求现实的人生享受，但她又能瞻前顾后，能上能下，没有陷入享乐主义之泥坑。当贾府总危机爆发时，她说：“是我早知道了的。”人们都抱怨凤姐惹祸，但贾母不这么浅薄，她一直认为“那些事原是（他们）外头闹起来的”，是“他们爷儿两个”干的勾当。贾府被抄，老少爷们一筹莫展，凤姐病重失势，唯她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挑起持家重担，说：“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她将“做媳妇时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让全家人能活下去。但作为持家老母，她并未忘记历史教训和对于爷们的警惕，散余资并非天女散花，而是向女性方面倾斜的，以防爷们再度挥霍。散余资后，她并没有“知道穷了，就着急的要死”，她把人生穷通看得很透，所以能处变不惊，从容应付。

贾母不但自己是持家能手，而且还积极支持孙媳凤姐、孙女探春持家，贾府的“脂粉英雄队”的形成，显然是贾母直接培养和支持的结果，是她的女性价值观的体现。

对于贾政逼着宝玉读书做官，她是大不以为然的。她明确对张道士说：“他（指宝玉）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儿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同时，她却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黛玉一来，她便问她念什么书，对见多识广的宝琴一见就十分喜爱，她曾不无炫耀地对刘姥姥夸奖惜春会画画。到了潇湘馆见到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放满了书，刘姥姥以为是哪个哥儿的书房，老太太笑指黛玉说：“这是我外孙女儿的屋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女孩儿们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活动以及各种游艺之事，她都给予热忱的支持、鼓励和赞助，在她那里，“女儿本分”论、“杂书坏心”论等等是没有踪影的。对《牡丹亭》《西厢记》等戏曲艺术精品，她不但自己十分欣赏，耳熟能详，而且也让女孩儿们欣赏。行酒令时，黛玉急不择言，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句子，宝钗不但当即予以警示，随后又加拷问，但贾母却并不在意。由于她艺术欣赏经验十分丰富，为了不让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受到精神污染，对《凤求鸾》这类低级、庸俗甚至包藏祸心的作品，她是禁止的。她坦言，有时为了解闷，她也听几句，但孩子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她不但让孩子们知其坏，而且让他们知其所以坏。她指出：“这些书就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她还指出：“把人家的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得连个影儿也没有了。”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内容到艺术，都是低劣的，是胡编乱造的。她还尖锐地指出：编这种书的人，有的是心理阴暗的，是有见不得人的目的的。应该说，这是所有有责任心的母亲的共同心声。

四、从审美观方面看

母亲是生命的孕育者，也是美的培育者。贾母正是这样一位生命之花、人生之美的孕育者、赞赏者和呵护者。不管对自然美、艺术美，还是对女性美，她都充满兴趣并有非凡的鉴赏力。

女性是人类自身美的重要载体，是人类自我审美的主要对象。但是封建社会的总的原则却是抹杀、扼杀女性美的，对女性美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态度。

王夫人是一位被男权中心主义文化腐蚀了的母亲，她对女性美的态度和贾母是完全对立的。晴雯是自幼即被贾母喜爱和赏识的丫头，但是，她的标致、伶俐、巧手、巧嘴、爱强、会打扮等，在王夫人心目中都是丑的，甚至是罪恶，她悍然声称“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并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袭人说得倒明白：“太太只嫌她生得太好了。”“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很嫌她，像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这确是王夫人对女性美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的概括。在她那里，美的就是丑的，丑的却是美的；美的要毁灭之，丑的要赞美之。由此可见，她的心理已阴暗到何种地步！所以，迫害了晴雯之后，她又绞尽脑汁，对晴雯进行恶毒的诬陷，借以欺骗老太太。但是，老太太还是说：“晴雯这丫头，我看她甚好，言谈针线，（别人）都不及她。”对于王夫人所说的晴雯“变坏”了，老太太是持怀疑态度的。

对宝琴之美，贾母是极赏的。当宝琴披着凫靥裘斗篷出现在雪坡上时，身后又有个丫头抱着一瓶红梅。贾母一见，立刻发现了这个人物美和自然美完美结合的画面，忙向众人说：“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她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经她一指点，众人立刻明白，都说：“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着的仇十洲的《雪艳图》！”贾母却摇头笑道：“那画的哪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这样好。”人们自然不会忘记，这生活中的《雪艳图》之所以比画更美，是与老太太的培育和发现直接相关的。对其他姑娘，她的基本态度亦无不如此。

贾母反对爷们的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但这绝不妨害她对正常生活中美的追求，她十分关注对女孩儿的爱美之心和审美能力的培育，为黛玉的潇湘馆换窗纱、为宝钗重新装饰居室都是显例。对于宝钗那种丧失少女的爱美热情、缺乏生命光彩的“素净”“俭朴”，她是难以忍受的。面对宝钗那近于寡妇式的居室，她摇头直言：“那使不得！”她认为：“年轻的姑娘们，屋里这么素净，也忌讳。”读者极少看到她对女孩儿作如此直言不讳的批评。接着，她又讲了她的居室美化原则：“要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只怕俗气，好东西也摆坏了”，要“又大方又素净”。而且又不用重金现购：“有现存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呢？”也就是说，宝钗居室那样素净是违背正常生活之理的，不能容忍的。所以她当即吩咐按上述原则，取几件装饰品来，替她装饰。她还现身说法，要姑娘们学会收拾、美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游大观园时，李纨送来一大盘菊花，贾母首先自己拣了一朵大红的簪在鬓上，又忙回头招呼刘姥姥：“过来戴花儿！”真是英雄老去心犹健，风流不让小儿女。

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贾母均善于发现之、欣赏之。对于天上人间诸景俱备的大观园，她常领着人们去游览，而且常游常新；她深爱在那美妙的情境中欣赏艺术美，使自己进入完美的艺术欣赏境界，获取最美妙的艺术享受。听音乐，她指出：在藕香榭中隔着池水听，效果最佳。因为通过一池碧水的过滤，音色更纯净、乐声更清亮了。中秋赏月，她提出：必得去凸碧山庄。赏月时，她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她很善于将大自然中的良辰美景和艺术美交融为一体。继而她又补充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于是她提议只吹奏笛子；吹奏时要远远的慢慢的，以此美声来陪伴人们赏月。为培育演奏者饱满的艺术情绪，她又让人送去月饼、热酒。当艺人进入角色。笛音从桂花树中呜呜咽咽、悠悠扬扬飘来时，贾母亦渐入佳境，超越了人间的功利，进入忘我的艺术欣赏之境。与其说她是在欣赏，不如说她是在参与一次音乐美的创造活动。第54回写她让芳官唱《寻梦》时，她有意识地要在戏曲音乐伴奏艺术上进行改造、创新⑥，结果，使得在场的人无不称奇道绝。已如上述，对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低劣之作，她是敏锐的，是不让小女儿们受其毒害的。

应该说，贾母的思想、精神境界，也是与她精于审美直接相关的。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说，就是：“在艺术欣赏中，自己也随着提高了。”⑦

诚然，老太太是一位相当高雅的艺术欣赏者，但是，她对于通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很欣赏，她是一位民间艺术欣赏者、评说者，就如同她在生活中一样，能上能下，上下自如，体现了一个老祖母的艺术向度和雅量。雅俗相兼是她审美的基本原则，把雅和俗很妥帖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家庭成员中各个不同层次的人的审美需求，从而使艺术在家庭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活力，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说笑话、猜谜语、行酒令等等，她都兴致很浓；对于太太小姐们很雅的酒令，她赞赏，对于刘姥姥的富有泥土香味的俗令，她也很赞赏。刘姥姥按照自己的生活编的令词，贾母听了，连连称赞，说：“说的好，就是这么说！”因为“本色”“通俗”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真正懂得艺术的人，总是主张百花齐放，以丰富多彩为贵的。给家庭生活，特别是小儿女们的生活带来多姿多彩的内容和色调，也许正是这位老祖母的审美观的落脚点吧？

贾母与凤姐

贾母与凤姐和黛玉、晴雯、探春、尤三姐等女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脂粉英雄”系列。不管从小说家的主观创作意图还是作品的客观美学效果来考察，这一艺术理想是充分达到了的。

但是，对这两个人物和她们之间的关系的误读，却是严重的。由于种种非艺术、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学术思想、思维方法方面的缺陷，特别是以现实政治生活原则取代艺术美学原则，以阶级斗争取代一切人间关系，使这两个艺术典型的评价出现了不少讹误。贾母总是难以摘掉“封建家长的总代表”之类帽子的，直到1995年，仍有人把贾母归结为“万恶的刽子手”。⑧对凤姐的概括更语出惊人，诸如“胭脂虎”“美女蛇”“女光棍”等等。最具概括性的判词是：贾母是“老地主婆”，凤姐是“小地主婆”；她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地主婆之间的狼狈为奸、相互利用，家庭的阶级的利益是她们的“总出发点或基本内核”。⑨

上述观点的致命之处在于：不是从小说提供的故事情节出发，而是从某些片面的原则和前人的某些陈旧的观点出发。这样，片面性自然难以避免。

我和一些当代研究者认为：贾母是大观园里女儿们的精神领袖和庇护神，凤姐是大观园活动的赞助人和总干事，在贾府脂粉英雄队中，她们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自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又彼此呼应，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显示了脂粉英雄们的群体特征和人生价值。在很多问题上，她们或有约而同，或不约而同，采取同一态度同一步调，至少在主导方面、基本方向上，人们可以从凤姐的言行中看出老太太的意向，从老太太的意向中看出凤姐将有的言行。

是的，贾母和凤姐都是封建贵族之家贾府的显要人物，她们的思想意识自然不可能没有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但是，对一部题旨极其精深、含蕴极其广博的艺术巨著，仅仅作这样的论述是很一般化的、偏狭的，仅就其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论，也是比阶级斗争的内容广阔得多的。必须注意到，她们是贵族人物，但不是秦汉也不是唐宋时的贵族人物，而是封建末世的贵族人物；在她们的时代里，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突破了冰封千年的封建大山，与封建主义展开了多方面的顽强斗争，这种斗争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各阶级阶层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无视这种独特背景，是不可能正确评价这些人物及其关系的。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贾母、凤姐以及包括宝钗在内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是带着这个时代的人的全部复杂性，出现在曹雪芹的小说中的。如果把她们放在特定的文化思想背景上考察，她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三大特征。

一、它反映并揭示了新的人际、人伦关系的萌芽

贾母和凤姐是太婆婆与孙媳妇的关系，但纵观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许多事件中（关于“掉包计”，后文另有分析），她们却是和封建时代的婆媳大相径庭的。第38回写凤姐以老太太额上的伤疤作说笑资料，王夫人是看不惯的，她说：这是老太太把她惯坏了，“明儿越发无礼了”。老太太却不以为然，当即说：“我倒喜欢她这么着，——况且她又不是那真的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说说笑笑，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她神鬼似的做什么！”她集中表达了元春、探春等所期望的家人之间本该“欢天喜地，大家快乐”的天伦意趣。可以将此作为贾母改良传统婆媳关系之宣言。她的那些违“礼”、抗“礼”、破“礼”行为，都是这一宣言的具体体现，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第3回写凤姐出场时与众人迥异的“放诞无礼”言行，她却是很赞赏的。第38回螃蟹宴中她和凤姐互相戏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戏闹几乎没有差别。第50回踏雪赏梅时，她们相互体贴，也是发自内心的。连吃到好东西，贾母也要留下一点，叫人“送给凤哥儿吃去”。怎么能说她们之间的关系“纯属封建统治阶级中人物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毫无真情可言”呢？第85回写凤姐给贾母提醒黛玉过生日之事，贾母笑道：“我这凤丫头是我个‘给事中’。”这一比喻很确切，可以视为贾母对她与凤姐的婆媳关系的总概括。凤姐已经成为她的得力助手。令人瞩目的另一点是：她们婆媳之间谁有了过错都不掩饰，常是主动认错，坦然改错，显示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凤姐泼醋”事件中，凤姐错怪了平儿，老太太也误以为平儿“背地里使坏”。但明白真相之后，贾母立刻当场承认并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叫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她受了委屈，明儿我叫她主子来替她赔不是。”她说得出做得到，次日，她便当着满屋子的人，让贾琏向平儿赔礼道歉。凤姐也自愧自悔，最终也按老太太的要求抚慰了平儿，尔后又当着众人对平儿说：“我当着你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元宵之夜，袭人未随宝玉出来，贾母以为她“拿大”了，经凤姐说明原委，贾母当即承认自己不对，并抚慰了袭人。为贾赦阴谋逼取鸳鸯为妾，贾母错怪了王夫人，一经探春提醒（弟媳是不便干预大伯之事的），贾母当即说：“我老糊涂了！”还让宝玉代她向王夫人赔不是，又责怪凤姐说：“凤姐儿也不提醒我！”凤姐调笑说：“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她用“歪岔”的喜剧手法派出了贾母的“不是”，使误会得以圆满解决。小说中多次写了类似情景。作为太婆婆，贾母改变了婆婆们历来奉行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封建主义人伦关系的僵死原则。作为当家少奶奶，凤姐也在老太太的影响和教导下，改变了某些仗势凌人、文过饰非的恶劣心理。这不是一种平等意识萌芽的体现吗？这在有权有势有钱就有理的时代里，在理学正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是具有绝不可低估的文化思想意义的。

贾母与凤姐关系的最动人的描写在第107回至第110回中，贾府被抄了家，数案并发，形成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到这个时候，贾母和凤姐之间还有什么可以“相互利用”的吗？还能成为狼和狈吗？还有什么“奸”可为吗？没有了，是事变见人心的时候了。但贾母一如既往，甚至更理解、更关怀体贴凤姐了。第106回写内外交困，凤姐力诎失人心，又病倒了，平儿要求贾琏延医为凤姐看病，贾琏竟啐道：“呸！我的性命还不保，我还管她呢！”然而，贾母却截然不同，她吩咐鸳鸯：“将我的体己东西拿些给凤丫头，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按：而不是交给贾琏），好好地服侍凤丫头，我再慢慢地分派。”散余资时，贾母十分关照凤姐，不但分派的东西和贾赦、贾珍一样，又特别叮嘱：“只可怜凤丫头操了一辈子心，如今弄得精光，也分给她三千两。”并且明示：给贾赦、贾珍的三千两银子，只许他们用一部分，另一部分交给邢夫人和尤氏；给凤姐的三千两则全叫她自己收着，不许贾琏用，又交代：“如今她还病的神昏气短，叫平儿拿去。”一经比较，婆媳之间的真情便显现出来了。

正当贾母最后向子孙们阐述她的人生感悟时，丫头来报：凤姐病危！老太太当即要前去看望。贾政按照封建主义的规矩急忙劝阻：“……就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叫媳妇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亲自过去呢？”然而贾母根本不理睬他那套老规矩，当即让人带了东西去凤姐那里。见了凤姐，老太太忙加以软语抚慰、开导，最后又叮嘱：“好生服侍，缺什么，到我那里要去。”

到老太太诀别家人时，小说家再次渲染了贾母与凤姐婆媳关系中的新因素。在老太太临终关怀的人中，在宝玉、贾兰之后，不是别的人们，而是凤姐。她对凤姐的最后叮咛，有教诲，有期望，有托付，也有批评。这段故事表明：直到最终，她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狼狈关系，并无“为奸”劣迹。第52回曾写众人对凤姐的公开评论，说她的感情并不是“礼上的面情儿”，对老太太是“真孝顺”；老太太对凤姐，更是真体谅，真爱护。她说：“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怕）众人不服。”就是说，她们之间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二、它揭示了女性的一种新的文化心态

曹雪芹对女性的新文化心态的赞美、倡扬，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中，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重点介绍了三个人，凤姐是其中之一。冷子兴说：“贾府上下无一人不称颂她的，琏爷倒迟了一射之地，论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引起了贾雨村的思考，他认为凤姐是“正邪两赋”的人物（既不是封建淑女，也不是美女蛇式的坏人）。这些，自然都会引起读者对凤姐的兴趣和关注。到黛玉进贾府这个关键时刻，小说家浓墨重彩地突现了凤姐与贾母的新文化心态。贾母刚与黛玉洒泪倾诉衷肠，忽听得后院传来笑语声：“我来迟了……”这在黛玉心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此刻，众人“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这来者是何等人物，敢于如此放诞无礼”？“放诞无礼”四字，使境界全出，“无理而妙”。凤姐和贾母的文化心态，正该用此四个字展现。在两代婆婆与众人面前，凤姐没有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小媳妇心态，在她面前，似乎关于媳妇的种种封建主义的清规戒律已开始淡化了，开始失效了。而作为太婆婆，贾母对凤姐的这种情态不但没有感到突兀、反常，反而是很欣赏的。受到凤姐感染，老外婆转悲为喜，极为诙谐地向黛玉介绍了这个“凤辣子”，赏识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营造一个宽舒的家庭环境，贾母从未要求凤姐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对凤姐大说大笑、放手放脚的行为，贾母一般是喜欢的。她们常常如同两个相声演员那样一搭一挡，配合自如，有时由贾母发端，凤姐展开，有时由凤姐点题，贾母发挥，在客观条件大体具备的情况下，都能达到酣畅淋漓、饱满圆熟之境。

老太太在贾府，在大小儿媳妇们面前是有权威的，但她的权威并不来自权力和威严，即使是对媳妇们的过失，她也很少声色俱厉地斥责和惩处，她的批评责备总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基本上是以爱为立足点的。在清虚观，她对凤姐的粗俗的言行是不满的，但说得很委婉：“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地狱？”凤姐也并未一听批评就紧张起来，依然谈笑风生。临终时，贾母对凤姐的教导，亦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这表明，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始终如此的。

三、它初现了女性主体意识

人类潜意识中的母亲崇拜意识，在民主启蒙思潮的启迪、诱导下得以复苏，逐步升华为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这在贾母和凤姐的形象中也得到了一些体现。

“夫为妻纲”吗？凤姐“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女子，嫁到荣府之后，便使当家少爷贾琏相形见绌了。秦氏称她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她。凤姐开始改变着附属于男子的弱女子的地位。秦氏死后，宁府家反宅乱，内里竟无一个可以料理，贾珍只有犯愁而已。宝玉向他推荐了凤姐，称：“管保妥当！”贾珍一听，茅塞顿开，道：“果然妥帖！”因为他知道，凤姐从小儿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在荣府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凤姐则信心十足，走马上任。宁府总管赖升连忙传齐同事吹风道：“那是个有名的烈货”，“小心伺候”！于是，凤姐第一次得以在整个贾府大展才干、能力与智慧，使上上下下的男人都“迟了一射之地”。

“夫死从子”吗？在老太太面前，贾赦作为长子，只能对母亲敬而远之：心怀不满，却无以发泄；心怀鬼胎，却不能得逞。次子贾政在贾府男子中是个权威人物，但到老太太面前，他却近乎窝囊废。他要管束宝玉，但贾母却管束着他，使他无法对宝玉施加父权的淫威。当他决心要充当忠臣毒打宝玉时，他是气壮如牛的，谁也挡不住他，但是贾母一到，他就只有叩头请罪的份儿了。老太太不但没有“从子”之意，反而步步进逼，要与贾政分道扬镳。她的话虽属策略性的威胁之词，但是，除了凤姐，谁敢对男人发出这样的威胁？她们让人们活脱脱地看到：“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随着男权中心主义开始衰败，贾府的爷们都已成为“垮掉的一代”，而女子们却风生水起了，行止见识皆出于他们之上。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贾母就是年老的凤姐，凤姐就是年轻的贾母。

凤姐的掌权持家和老太太对她的有力支持，均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意象，象征着她们已具有一种新的历史向度：不依附男人而独立施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胆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于“凤姐泼醋”事件，很多研究者有过论述，很多文章均以此论证两个地主婆的种种丑恶。我以为，从女性的角度来考察，在处理这起家庭内部矛盾冲突中，贾母的角色定位是极明确的：她不是清官、道德家、族长之类，而是一位通达的老祖母。在整个事件中，她只以老祖母的心理和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既明辨是非，又是粗线条的，既惩前，又顾后；方法上既有热处理，又有冷处理，既有面对面，又有背靠背，既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的轻重缓急又是大不相同的。当凤姐跑来惊呼：“琏二爷要杀我呢！”贾母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还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她让大家看到：她是是非分明、态度明朗的。“下流种子”干了下流勾当，这是事情的关键，因之她明确给它定了性。但是，她并没有像贾政毒打宝玉那样往死里打，也没有按照“万恶淫为首”的说法无限上纲，而是比较平实的。她认为：那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对于贾琏之类甚至是难免的，并不能因之就处以重刑。在众人的支持下，她首先镇住主要责任人贾琏，转过头来，她又劝解、批评了凤姐：你凤丫头也有不是：既发了酒疯而泼了醋。继而又一转，说出了她的处理意见：明天让贾琏向凤姐赔不是，但今天凤姐不要去臊他，即：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以免矛盾激化。这样，她既抓住了主要矛盾方面，向凤姐方面倾斜，保护了凤姐，但又不让凤姐得理不让人，扩大矛盾。这样，既明确了是非，又不让小夫妻俩因之闹僵，从而圆满解决了小夫妻之间的矛盾。

明确两人的过错及纠正方法之后，贾母又把他们隔离开来：让凤姐随她过夜，让贾琏独自回去闭门思过。次日早晨，贾琏不敢违拗老太太的正确决定，忍愧来向贾母叩头认罪，贾母啐道：“下流东西……”严正分析了贾琏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斥责了他的无耻滥淫，尔后，见贾琏未敢分辩，又进一步，要贾琏：“乖乖地替你媳妇赔个不是，拉了她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头！”但贾琏心存疑虑：自己赔了不是，是否会“越发纵了”凤姐？贾母道：“胡说！……她日后得罪了你，我自然也作主！”这些话，显然不只是说给贾琏听的，也是说给凤姐听的。于是这起家庭纠纷顺利解决。

从一个老祖母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的角度看，特别是处理小夫妻之间的矛盾，我以为贾母的原则和方法是甚佳的。

如果说处理“凤姐泼醋”事件还不足以明证贾母的女性主体意识倾向的话，我们再看贾母是怎样论断贾府被抄家的主要责任人的。

主要是谁导致了贾府被抄家？是爷们还是凤姐？贾母是很明确的、客观的：是爷们！她说：“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指凤姐）什么相干？”“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所以，散余资时，她较多地照顾了凤姐。思想上、实践中的倾向性是并不掩饰的。“女人祸水”论、“女人是罪恶的根源”论和让女人当替罪羊的做法，在她这里都是受到排拒的。虽然作为一个老祖母，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都是感情化的直觉的，但是，其方向是正确的。作为一个生活于“男人时代”的老太太，她的不同流俗的行为所展现的新观念，与时代思潮是一致的，不应低估的。

后40回续补者毁了贾母形象

200多年来，对贾母形象的误读、误解、误判，原因主要盖在于后40回。续补者在整理、补充、修改曹雪芹的佚稿时，严重矮化、俗化、丑化了贾母，致使曹雪芹精心铸造的老祖母的典范金像上出现了很多浊气、戾气，面目可憎。最显著的败笔是“掉包计”。这是一个愚不可及的拙劣伎俩，是贾薛两家都难以接受的，对于宝玉、黛玉、宝钗，后果都是极严重的。对此，连袭人都看得十分清楚并且直说出来了：“……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这一后果是人人皆可料及的，怎么贾府中两个聪明绝顶的人偏不明白，而且参与了这一愚妇不为之事呢？单就贾母弃黛取钗的情节而言，纰漏也是很多很大的。

读了前80回而怀疑贾母对黛玉的挚情，怀疑贾母对宝黛婚姻的基本态度的读者，恐怕是极少的。但是，后40回中的贾母，对于黛玉似乎是从无亲情的，对宝黛恋爱似乎是一无所知的。第83回写探春刚提及黛玉的病，贾母便“心烦”了，并说：“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众人都不敢答言。第84回写贾母要贾政留心给宝玉看个好女孩定亲，似乎她心目中根本不曾有过黛玉，也从未过问过宝玉婚事。第96回写宝玉宝钗婚事定后，袭人把宝玉深恋黛玉的有关情景一一向王夫人说了，生怕消息传出宝玉闹出大事。王夫人回了贾母，贾母竟说：“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第97回写黛玉听到了宝玉定亲的消息，急怒吐血迷了本性，只求速死。贾母却道：“不是我咒她，只怕难好。”问了情况后，竟然又说，“孩子们从小在一块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袭人又向她说了宝玉黛玉往日和现在的情景，贾母又说：“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这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一回书，贾母是怎样转了180度的大弯子的？似乎她是第一次触及宝黛恋情，此前是毫无见闻的。对此，大多数读者都会说：老太太怎么玩起掩耳盗铃的把戏了呢？凤姐则比贾母走得更远，她对贾母说：“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张罗，……倒是姨妈那边的事要紧。”贾母竟又赞同说：“你说的是！”黛玉的病日重一日，贾母从不提起，其他人也无一个问起。黛玉死了，贾母竟说：“这个丫头也太傻气！”并向薛姨妈说，“我看宝丫头比不的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她不得长寿！”

前后判若两人！人们怎么能相信这个贾母就是黛玉的外祖母？按这样的描写看，贾母对宝玉黛玉的恋情不但是从未见到、想到过的，宝黛爱情的产生和发展与她是毫不相干的，而且，她是绝对反对他们相爱的。然而，前80回中那许多有关的感人情节如何解释呢？贾敏去世后，是她“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一定要把黛玉接来；到贾府之后，她是“心肝儿肉”地百般怜爱，是她亲自安排黛玉与宝玉同住一室，寝食起居一如宝玉；她高兴地看到“宝玉黛玉二人亲密友爱”，“自较别个不同”，“言和意随，略无参商”，形影不离。清虚观打醮后宝黛大闹了起来，她逼着凤姐去做调停大使，她自己则“一个老冤家”“两个小冤家”地诉说一通；紫鹃情辞试宝玉后，使得宝黛相恋变成了公开的“秘密”，贾母对他们的不可分割的深情是理解的同情的。应该说，宝黛爱情显然是在她的直接呵护下产生、发展、成熟起来的，怎么能说她全无知觉呢？直到第84回，贾母还在薛姨妈面前比较钗黛二人：“林丫头那孩子倒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结实了，要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黛玉生日那天，凤姐还当着众人和贾母说宝玉黛玉：“你两个哪像天天在一块儿的？倒像是客，有这些套话，可是人家说的‘相敬如宾’了。”说得大家都笑了。凤姐、贾母，岂能不知“相敬如宾”的含意？宝钗婚后，贾母对宝钗说起黛玉之死时曾说：“都是因你林妹妹，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如今宝玉这一番病，还不是为着这个？你们先都在园子里，自然也都明明白白的。”按此说法，对于宝黛的恋情，她显然都是明白的。如此颠倒混乱，前后抵牾，读者是莫名其妙的。

对于宝黛恋情，贾府上下谁不明白？各式人等对宝黛婚事的反应足以证明，贾母对宝黛相爱是清楚的、支持的。首先以最热烈而机智的方式向众人透露信息的是凤姐。凤姐的信息从何而来？自然来自贾母。第57回写众婆子都说：“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为什么？无非是因为贾母“妥”了。第66回写消息灵通的小厮兴儿说：“将来准是林姑娘定的了。……再过两三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兴儿是贾琏的心腹，他的信息自然来自凤姐、贾琏，其可靠性不言而喻。袭人是最关注宝玉娶谁的，第82回写她内心很不安，想道：“素来看着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她掌握了决策人的“素来”态度，所以得出了“自然”“无疑”的明确结论来。连薛家来潇湘馆的婆子也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直到第90回，还写侍书对雪雁说：“……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此时宝钗早已搬出大观园，她们说的自然是黛玉；侍书又交代得很清楚，她是听凤姐和平儿说的。这些无不表明：贾母原是宝黛婚姻的支持者。

这就是说，写贾母否认她是宝黛爱情的知情者、支持者，是完全离开了贾母性格的基本特征的，是与贾母性格发展逻辑完全相悖的，是与曹雪芹创造中国老祖母形象的美学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这是续作者或传抄修改者不理解乃至根本误解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而强加给《红楼梦》的。尤其是林黛玉死后，贾母那些公开贬斥林黛玉的话，是十分令人惊诧的。外孙女尸骨未寒，如果是一个有起码亲情和人性的外祖母，是不可能说出那些中伤性的话来的。慈爱的外祖母怎么会对“心肝儿肉”似的外孙女进行戮尸性的攻讦呢？她没有任何理由“狠毒冷淡”（紫鹃语）到如此地步。退一万步说，即使贾母内心有这些想法，她也是不至于向别人直说出来的，这样做无异于往自己头上着粪。

贾母不但丧失了博大深厚的母爱情怀，丧失了贾母的那种大家风范、人生修养和通达情愫，而且变成了一个长舌妇，倒真有些狼外婆的气味了。

又如第84回贾母向贾政提出，要给宝玉找个人家定亲。接着便写贾母向薛姨妈大赞宝钗：“我看宝钗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给人家作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宝钗成了一个十全十美、最佳的择媳人选了。那么，她为什么不早提亲，还要贾政另寻人家呢？她对宝钗蘅芜苑居室的大为反感、不能容忍的态度和罕见的严厉批评，难道都是信口而出的？

当然不是。那么，她怎么会忽然愿意选择一个和自己性格完全格格不入的姑娘做自己的爱孙之媳呢？

但是，又必须看到，后40回在贾母形象塑造上也有一些情节、细节、场面是精彩的，比如第94回的宴海棠、第95回的宝玉疯癫、第106回的贾母祷天、第107回的贾母散余资、第110回的贾母归地府等有关部分，都可能是曹雪芹的原墨，是富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比如，第98回写黛玉死后，凤姐缓缓将黛玉的死讯回明，贾母涕泪交流，说：“是我弄坏她了！”这是老外婆对外孙女悲剧的反省、自罪。她的心里是极明白的，“金玉良缘”最终胜于“木石前盟”，她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世事明察、人情通达的老外婆，她怎么能不自省自罪呢？而这，不正反衬了她心地的善良、磊落和正直吗？当宝玉要去潇湘馆吊丧时，贾母没有阻拦，而且和宝玉一起前往。“到了潇湘馆，一见黛玉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人不伤心不落泪，这不是干号空哭。贾母的伤心处，是难以向任何人诉说的，她只能以千行伤心之泪表达她那被撕裂的爱心。连宝玉也说：“……都是老太太、太太她们弄的！”内疚、惭愧、心疼、后悔、无可奈何，一切都在她的涕泪之中。

为自己安排后事时，贾母最后一次明确有力地表达了她对黛玉的挚情：“这五百两银子交给琏儿，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方去！”这表明，她对黛玉之爱是死而不已的。

关于贾母对宝钗的态度，后40回亦有同样性质的笔墨。

特别值得深察的是散余资时，贾母又一次对她所关爱的人都洒下了母爱的甘露，连服侍她的丫头也没有疏忽，都一一点名作了安排；然而，她偏偏没有提到宝钗！对此，读者应该是会明白的，这绝不是老太太的疏忽，其根源盖在于宝钗黛婚姻的不幸纠葛。这是贾母深藏于内心的一块最大心病、最大憾事。对此，小说家随后又用了浓重的皴染之笔：到了贾母诀别全家人的时刻了，她对宝玉、兰儿、凤姐、湘云均有嘱咐，最后轮到了宝钗，“贾母又瞧了一瞧宝钗，叹了口气”。仅仅是“一瞧”，竟然只字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于宝钗介入宝黛婚事，对于王夫人、薛姨妈很早就背着她密谋弃黛取钗，她是不满的，虽然她最终似乎妥协了，但她岂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宝玉宝钗的悲剧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作为一个人生经验极丰富又很明智的过来人，她岂能不明白？所以她曾多次说了“忒苦了宝丫头”之类的话。而今，一举害了三人的悲剧已成定局，作为老祖母，她对宝钗岂能不有所同情、怜悯？然而，一切失误都已成为过去，自己就要走了，再也无可弥补了，她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她只留下了那意味深长的“一瞧”。此处无言胜千言。

这些，都是切合贾母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是不容随意增删改动的。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家庭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生处境的改变，贾母晚年对宝黛婚事的态度是可能有变化的。但是，她是一个有权威又富有非凡才智和卓越能力的老人，她的变，是必须有其充分的、严密的逻辑依据与过程的。

前80回中，贾母是注意到薛家的争婚意向的，她意识到这场家族之间的争斗是非同小可的，但其尖锐性被家庭的薄纱掩盖着，长期处于内紧外松状态。贾母是必须审慎筹划的。她反复强调着她的择媳标准，尤其是关于不论女家贫富的声明，看来不是无所指的；同时，她又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似乎是为了给自己留下运筹的余地；有时又故意透露一点消息，比如她在向薛姨妈夸说宝钗时，是把宝钗排在“我们家四个女孩”之外的（黛玉则成了“我们家四个女孩”之一），用心可谓良苦。由于王夫人这条关系网的作用，薛家日益占了上风，并逐步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此时，王家正如日中天，王夫人的靠山不只是娘家，还有女儿元妃，而贾府却已日趋衰落，贾母自己年事已高，凤姐亦随家运衰落而渐渐失势，贾母因之失去了有力的臂膀；而王夫人却有恃无恐，从黛玉进贾府之日起，她的态度就是冷淡的；绣春囊事件发生后，她曾毫无顾忌地把黛玉与重点怀疑对象晴雯相比列；她早就和薛姨妈密谋取宝钗为媳，而且薛姨妈“早应了”；邢夫人又和贾赦串通一气，企图纳鸳鸯为妾达到人财两得的目的……诚如探春所说：外人不知道贾府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不知他们何等快乐，“殊不知我们这里（有）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厉）害”！贾母正处于这“烦难”的中心。这位历经了80多年人生风雨的老人，是不能不审时度势的。作为老祖母，她还要顾“家”的大局；作为持家能手，她明白，在家庭生活中，委曲求全的事总是在所难免的。为了家，为了自己晚年不致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她是应该作出某种妥协的，这就导致她最终向王夫人屈服的可能性。既无力逢凶化吉，她就不能不选择一条无可奈何之路。但是她的内心是痛苦的。临终时，她对黛玉后事的关切，对宝钗的复杂感情，显然均与此有关。处境如此，读者是不至于将“万恶的刽子手”这个恶谥强加于她的。

遗憾的是，后40回的续补者，不但没有写出贾母那艰难的思想变化历程和转弯途中内心的极度痛苦，而且编出了一些极不合情、合理的，不合艺术规律的情节，严重损害了贾母形象的完整性，从而严重干扰、误导了读者对贾母形象的鉴赏与研究，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①女娲：上古神话人物，又称“娲皇”，是中华民族之始祖。《淮南子》《列子》等古籍中均有关于她的传说故事。

②这是王朝闻对贾母的概括，见百花文艺出版社《论凤姐》1980年版，第139、603、411页。

③王夫之：《诗广传·陈风》。

④冰心：《关于女人·后记》，见《冰心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页。

⑤秦业在送秦钟进贾氏家塾读书时也曾想道：“那贾府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可见贾母的话是切实的。

⑥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考之。

⑦[美]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⑧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⑨冯子礼：《论贾母》，见贵州人民出版社《红楼梦人物论》1988年版，第160页。

1996年1月初稿

1999年1月2稿

2016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