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湘云》人物形象赏析

湘云易装：是真名士自风流

一

人类着装，作为一种显性层面上的文化现象，它曾是人类性别、身份的一种标识。尔后，随着阶级等差的产生，着装又演化为社会等差制度和性别秩序的标志。于是，男女易装（主要是女着男装）便被视为危害社会秩序和男女“大防”秩序的丑恶行为。《圣经·旧约》说：“女人不该穿男人的衣服，男人也不该穿女人的衣服”，如果谁违反了，“上帝就会厌恶你”。在中国，以伦理宗教形式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封建礼教，更一直为此喋喋不休。《礼记》《礼记集解》《孔子家语》等著作中都曾有“男女有别”、男女“不亲授”、“不同巾栉”等条款。这些“不同”自然要导致“男女不通衣裳”之戒律，男女易装历来均被视为“服妖”“妖服”。然而，现实却总不是宗教家和伦理家所规范的那样，女着男装之事从来没有断绝过。特别意味深远的是，在宋明理学甚嚣尘上，闹得家喻户晓的明清两代，女子易装的故事反而更加多姿多彩、大量涌现出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艺术地展现了这一意蕴丰厚的历史文化现象。

《红楼梦》中女子易装的故事，是以史湘云易装故事为中心的。

湘云易装故事是经过小说家精心构思的。

曹雪芹首先从侧面引出这位少女爱着男装的妙事。端午节后一天，湘云来到贾母处，她是按封建贵族的规矩着严装的。这引起了贾母等人的非议，于是湘云也表达了她对五月天还严装紧裹、违背人性的着装规矩的反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这位少女的着装轶事。薛宝钗讲了湘云曾将宝玉的服饰从上到下全套换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哄得老太太只是叫‘宝玉’”。林黛玉也随之津津有味地描述了前年湘云披上宝玉的斗篷扑雪人摔跤的故事（第31回）。

对此，红楼人物（包括宝钗、黛玉）的反应是热烈的。面对湘云的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服装形象，众人都“撑不住笑了”，老太太更明确地取欣赏态度，她笑道：“倒是扮上男人好看了！”

由宝钗、黛玉的描述，加上众人的热烈反应，特别是老太太点睛式的评说，史湘云意蕴独特的易装形象便呼之欲出了。在此铺垫的基础上，第49回便展开了对湘云易装的正面描写。

那是一次大观园的名媛大聚会，众姐妹花团锦簇，各具风采，兴会无前，来到稻香村商量芦雪庵即景联句之事。来得最迟的是史湘云，但她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首先发现其独特性的自然是林黛玉。她看到史湘云来了便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又指出她“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来”，兴奋、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史湘云也对自己的打扮十分得意，她自我炫耀道：“你们瞧我里边打扮的！”她一边说一边脱了大褂子，从外到内，让大家看她的“全副武装”，活脱脱一个风流公子潇洒男儿。所以众人见了无不喝彩，都笑道：“偏她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原比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些。”

接下去，是极富诗情画意的芦雪庵即景联句的热闹场面。在这样的场面中，自然又是这个“孙行者”独领风骚。先是她和宝玉自己动手，生烤鹿肉，她一边大吃大嚼一边大发议论：“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块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黛玉故意嘲笑她作践了芦雪庵，她当即回击道：“‘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从服饰到言行举止，简直成了“竹林七贤”中的风流人物。果然，在联句中，12人共联70句，她一人就抢得18句，连大观园中的桂冠诗人林黛玉也比她少了6句。在联句中，她“扬眉挺身”，大说大笑，力战众人。面对这样一个少女，人们想到的恐怕多半是“斗酒诗百篇”“挥袂而九野生风”的男性诗人们的浩荡雄风，而不是什么名闺佳丽吧。

史湘云的个性似乎已被彻里彻外地揭示出来了。但是，曹雪芹却未就此打住，而是另出新招，取烘云托月之法，描写了史湘云易装在大观园中引出的一股易装热。首先写的是芳官。那是在第63回群芳开夜宴中，芳官响应宝玉反对“俗套”的倡议，卸装宽衣，和宝玉（而不是和别的女儿）划起拳来，众人笑道：“他两个倒像是双生的兄弟两个。”接着便写了芳官从上到下都改了男装，又改了个男儿名字。芳官对此十分称心，还要宝玉出门时把她和小厮茗烟一样带出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史湘云又将她的丫头葵官也改扮成小子，又把葵官改名为“大英”，因她姓韦，姓名便成了“韦大英”，再通过谐音，便有了“唯大英雄能本色”之意，从而与她所自诩的“是真名士自风流”相对应。薛宝琴又由此受到启发，也别出心裁，把她的丫头豆官改扮了一番。

这股易装改名风，使大家精神振奋，人人觉得新鲜，连老成的寡嫂李纨也表示喜爱。发生在贵妃省亲别墅中的这个少女易装“连续剧”，自然不是闹剧，而是有其深邃内涵的。

二

女扮男妆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关于这类人物和故事，历代史书、艺文作品中皆有。但是，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不同，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往往是既有其相同之点，又有其迥异之处的。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论证，自汉武帝尊崇儒学，儒家思想取得权威地位之后，男女之辨观念才日渐强烈的，在着装上也逐渐出现了种种清规戒律。宋明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大力推行之后，“男女不通衣裳”在理学家心目中几乎成了铁律。

但是，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不管封建礼教和理学戒律多么严密、严酷，女易男装之事从上流社会到平民百姓之间，都从未间断过，而且有很多被传为美谈，传播十分广泛。为了与湘云易装相比较，我们简略评介几类较有代表性的女扮男装的故事。

晋代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祝英台为了取得与男子一样外出读书求学的机会，女扮男装，隐瞒性别，负笈远游，路遇梁山伯，结为金兰，同窗三年，两心相知，由友情发展为爱情。这个梁祝故事是以魏晋时期的特殊历史状况和文化价值取向为背景的。诚如宗白华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最自由的。”①这个历史时期，人们由“重人伦，崇礼节”的伦理政治的社会价值模式转向“重生命，崇自然”的情感价值模式，开始蔑视儒家礼教，追求本然生命和真情实感的自由张扬。这种新的人文风尚直接影响了两性关系，男女两性相当猛烈地冲击了束缚人性的旧道德观念，相当多的女性因风而起，开始追求两性平等和谐的新人生境界。祝英台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②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没有兄弟可以代父从军，但是“军书十二件，件件有爷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只得女扮男装，隐瞒性别，“万里赴戎机”，穿着“铁衣”（盔甲）自然可以“不知木兰是女郎”。12年中有多少艰难辛酸是可以想见的。战功告成之后，她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要，只要快快还故乡，“还我女儿装”。这个故事传至明代，徐渭将其改编为《雌木兰替父从军》，创意较多，花木兰虽然仍是易装改性别的，但她已喊出：裙钗不让须眉，“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

至唐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入高峰，各种文化思想均可传播、发展，诚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论述的那样：在唐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万国衣冠拜冕旒”，国际交流频繁，人们心胸开阔，思想解放，服饰文化进入一种博纳兼容、多元开拓的辉煌境界，女装尤为多姿多彩，爱着男装成为女子着装的一大流行“时尚”。《新唐书·五行志》曾有这样一段记述：高宗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以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表明，最高统治者是欣赏、赞美女子的这种服饰的。统治者的思想通常就是统治思想，所以盛唐时女着男装曾盛行一时。这种文化现象在《新唐书》《旧唐书·杨贵妃传》《唐内典》《大唐新语》《唐语林》等著作中，在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许多墓道壁画、石椁线画和陶俑上，均可见到女着男装的形象，《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随行女子，有一半以上是着男装的。这种服饰时尚所蕴含的审美观对后世女装的影响是深远的。

唐代较为典型的女子易装故事是李公佐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被强盗杀害，数年后，小娥得知仇家，遂易男装，将两个仇人一个杀死、一个生擒，受到太守表彰后，小娥遁入空门。宋祁的《新唐书》曾将其作为史实编入《列女传》。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后世的不少小说、戏曲深受其影响，以至形成一个公式化的套路。如明代凌蒙初的《拍案惊奇》、明末清初王船山的杂剧《龙舟会》、无名氏的长篇弹词《十粒金丹》等等，都有女主人公易装改性，为国除奸，为亲人报仇雪恨的情节。作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启蒙意识的思想家，王船山在《龙舟会》中写了谢小娥手刃数人后，慷慨陈词：“你休道俺假男儿洗不尽妆阁的旧铅华，则你那须眉的男儿原来是假。”这个作品使女子易装另具了精神境界。

其后，又出现一些才能卓异不甘寂寞闺中的女子，由于各种原因，促成她们女扮男装，走出家门，施展才智、能力，建功立业，大显身手。这类故事甚多，影响最大的是五代前蜀黄崇嘏的故事。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述：才女黄崇嘏幼时父母双亡，由乳母抚养成人后女扮男装，游历两川，以文才得到知州周庠的赏识，“称乡进士”，召与诸子侄同游，并荐为司户参军，黄崇嘏勤政清廉。周庠既器重其才能，又欣赏其风采，拟招之为婿。黄崇嘏以诗表明身份。因其为女子，不能继续做官，遂归故乡，不知所终。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明清许多才子佳人小说、戏曲的题材。

至明代又出现一些女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生计，不得不易装外出谋生的故事。田艺衡《留青日札》卷20记述：南京女子黄善聪13岁丧母，父亲遂让她改着男装随之外出经商，数年后父亡，善聪继父业，改男子姓名，与李英合伙逾年。这个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女性寻求解放的思想动向，别具历史意蕴，因之，曾被演绎成戏曲作品，易装情节基本未变。

清代则出现更多以婚恋为题材的易装故事。诸如《文武香球》《双珠凤》《笔生花》《再生缘》《双玉燕》等等，这些故事的女主人公多数由于受封建婚制的压迫，女扮男装，走上反抗之路，从而演绎出一些曲折的才子佳人悲剧或喜剧故事，反映了社会大转型时期女性探索人生出路、向封建制度挑战的精神意向。

上述这些易装女子，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艺术形象，她们的心灵深处都潜藏着一种源远流长、万古不灭的女性意识：女子和男子是宇宙间的双子星座，他们共同支撑着人类的这片天空。这种意识，被曹雪芹发掘、发挥到了新高度。贾府的创业者和精神领袖老太太，“自幼充男儿教养”、从小“就有杀伐决断”的王熙凤，颇具政治胆略和改革家风范的探春，始终被贾宝玉视为诤友和教导者的林黛玉等“脂粉队里的英雄们”，③都是能令人信服的明证，第13回回末诗“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以及探春给宝玉信中所说的“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不让脂粉”，也都是令人信服的明证。

三

应该说，曹雪芹是超越了历史上（包括文学艺术史上）所有易装女子的，他是站在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高度上观照历史、思考女性问题的。

就史湘云思想状况而言，她在脂粉英雄队里并非“排头兵”，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中间人物”。曹雪芹正是从这个准确定位切入的，历史地真实地塑造了这个少女的独特形象。仅就史湘云的易装故事而言，它绝非历代小说家的猎奇式的编造和生花妙笔式的虚构，而是历史的写真和深沉的美学探究。这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鲜明表现。

（一）史湘云是易装而不易性别的，她始终保持着少女的性别身份，从而避免了贬抑女性性别的传统观念，保持了《红楼梦》赞美、歌颂女性这一基本思想，是曹雪芹新女性观的艺术展现。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以往的女扮男装作品的作者区别开来了。

以往的女性易装者，大多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铤而走险时方便而不得不隐瞒自己的性别身份，扮演男子，冒充男子，从而取得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与机会，暂时与男子为伍免受歧视。其中有的在功成名就之后才恢复了女性身份，有的得到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终究落入传统思想的旧巢——依然是以男子作为依附对象的。就是在她们看出现实社会的某些破绽，试图摆脱自己的屈从地位而勇敢地迈出闺门，进行抗争的时候，她们依然是以男权中心制的价值观作为人生参照系思考问题、采取行动的；她们依然是以男子作为榜样，乔装打扮，向他们靠拢的。长久的历史负面力量的压抑、弱化、丑化，在她们的心灵上形成厚重的传统积淀，她们只能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史湘云则和她们有所不同，她没有生存的窘迫，也没有遇到婚恋上的困扰，也没有冤仇要报，更没有除奸报国的宏愿，所以她无须铤而走险，故而她每次易装，都是保持着美丽而可爱的少女身份的。

和太平公主等唐代的女性易装相比，湘云易装也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的。唐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向上的开放的时代，在唐高宗、武则天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时期，女性的地位是有所上升的，女性易着男装，是得到皇上、皇后的认可的。而史湘云是生活于封建末世的没落贵族家庭之中的，宋明理学卑视、敌视女性的喧嚣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史湘云于大庭广众之中公然换上男装，而且得到众人的赞赏，尤其是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老祖母的赞赏，她认为湘云易装是符合她的个性的，她着男装是很美的，而且比着女装更美，这就使这个故事有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内涵。

（二）湘云易装透露了女装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审美趋势：求新求异。它改变了传统的服装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历来都众口一词地认定：男女之美是互不相容、根本对立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截然分开，绝对分属于男子和女子。湘云易装则对这一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湘云易装后的服装形象之美和她的愉悦心态，以及众人对湘云易装的异口同声的肯定、赞美，表明女性的着装美，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更表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是可以一体化的，是可以完美统一于一身的。它从反面表明，那种把男女两性之美截然分开、对立起来的观点，其结果必然会在男女两性之间再划出一条性别鸿沟，从而为男尊女卑再添一条咒符。曹雪芹关于湘云易装的构思，是新颖而深邃的，发人深省的。

作为一个思想并不敏锐的少女，湘云并无开拓、创新精神，她对于严重违反人性的着装老规矩虽是不满的，但是她忍受着。不过，一经人情通达、世事明察的老太太点破之后，她便如同取下了紧箍圈的孙行者一样，展现出她的求新求异的服饰观，一再展示出女性美的新范式和新风采。这里边自然是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发展史的内容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劳动条件和手段的不断改进、革新，人们越来越多地远离自然状态，智力活动越来越多地取代体力活动，单纯依靠体力和刚勇的男性将越来越失去原有的威势和魅力，体力与智力的结合将越来越成为男子汉精神的主宰。当资本主义的幼芽在中国大地中破土而出之后，女子自然不会再恪守班昭《女诫》所规定的“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盖女乃坤道，以柔顺为主。卑弱者，女德之先务”等原则。史实表明，在明清之际，已有许多女子在民主启蒙思潮的影响与感召下充当了弄潮儿。明末清初传奇式的才女柳如是便是一个典型。据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记述：柳如是曾易男装前往松江访问名士陈子龙，并以“弟”自称。不料陈子龙复古倾向严重，对柳如是的行为大不以为然，拒绝接待她。但柳如是并不示弱，她理直气壮地责问陈子龙：“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又据顾公燮《丹午笔记》记述：柳如是曾“幅巾弓鞋，着男子装”，扁舟造访大文士钱谦益，“神情潇洒，有林下风”。④柳如是其人是特殊的，但其易装则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颇具自由思想的才女，她的易装行为，显然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女性解放思潮的一种敏捷反映。我们不知道曹雪芹是否知道柳如是的事迹，但从史湘云潇洒英爽的易装形象中，是很可以窥见柳如是的身影的。男女两性之间的森严壁垒一旦打破，女性走出了闺房、厨房，视野开阔了，审美范围扩大了，男女之间便开始对话、沟通，着装上的“男女大防”自然就会被否决、拆除。历史已经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适体为珍，有益于人性与个性的张扬、升华成为服饰美。在这种着装思想的引导下，女装和男装将进一步相互渗透、接近、磨合，女装男装都将越来越新颖多姿。

（三）湘云易装体现了曹雪芹倾慕的魏晋名士风度。

曹雪芹又号梦阮。何谓“梦阮”？阮者，“竹林名士之首”阮籍也。在曹雪芹心目中，阮籍是最能体现魏晋名士的思想精髓和人格模式的人物。特别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他表现出独步千古的瑰言奇行。他以爱美的本真性格对待女性，他的名言为：“礼岂为我辈设！”曹雪芹对他是十分倾慕、梦寝追求的。这种梦求，在《红楼梦》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而体现得最集中、最地道的人物当推史湘云。

魏晋名士们在服饰方面的全新见解和作派，是他们的思想、风度的重要反映。他们以服饰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对人生的思考和认识。阮籍以“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叛姿态冲击儒家礼教，否定世俗的装束修饰，追求个性的解放、神形的自由和个性的畅扬，他在《咏怀诗》（其十九）中援笔直抒了他对儒家的以礼为核心的服饰观的否定态度，“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人成了服饰的奴仆，任由“制度”“纲纪”摆布、拘缚，人不再是人，成了衣架子、衣奴。他还明确表达了他的理想与追求：“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飘逸潇洒，酣放自若。他科头散发，袒腹箕踞，唯求适体，心目中全无别人的臧否爱憎，把“竹林七贤”的“脱冠冕，粗服乱头”的服饰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阮籍和他的侄子“或乱顶科头，或裸袒蹲夷”，引起了很多人的欣赏，于是引出了一股模仿阮氏服饰的风气。在这股思潮中，女子思想和言行也颇为开放，衣着是相当新颖浪漫的。表现出与思想的活跃相适应的新气象。⑤在衣着风格方面，女子是和男子同步的。

史湘云的着装与其着装风貌，和魏晋名士们何其相似耳！她率真地以“真名士”自许，那么自信、自得。她谈笑风生地调侃林黛玉和姐妹们，说她们“假清高”“最可厌”，而且，她把绿林好汉式的大食腥膻、开怀豪饮，和女诗人的锦心绣口、绮丽服饰统一于一身，一派风流俊逸，引得众人一次又一次地喝彩。她的服饰的创新之美，在大观园中引起了一股女扮男装的喜剧连续剧，这自然会使人想起阮氏服饰当年引起的那股新风。

和阮籍一样，史湘云在诗歌中抒写了自己的服饰理想和服饰风格。在菊花诗会中，她写下了“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对菊》），既是对自己豪爽风流形象的写真，也是对她所崇敬的魏晋名士的形象抒写。在《供菊》中，她又写下了“弹琴酌酒喜堪俦”“抛书人对一枝秋”“傲世也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淹留”等佳句，把魏晋名士典型的着装风格和疏狂旷放的个性尽收笔端，完整地抒写了她对这些风流人物的仰慕。李纨和贾宝玉对此都表示赞赏。林黛玉更认为“‘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而“弹琴酌酒”和“傲世”等语句所显露的拔俗丰采，和魏晋名士们又都是同调的。

曾有人说过：《红楼梦》读者，有的不喜欢薛宝钗，有的不喜欢林黛玉，但没有人不喜欢史湘云。仅从史湘云的易装形象带给古今许多读者的审美愉悦和相关思考来看，似乎多少能够印证这一点吧？

①宗白华《美学与意境·论〈世说新语〉与魏晋精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季学源《文化视野中的梁祝故事》，见《梁祝文化大观·学术论文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后入选《名家谈〈梁山伯与祝英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③曹雪芹《红楼梦》第13回。

④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⑤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第1卷，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

2001年2月初稿

2016年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