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探春》人物形象赏析

探春：女性新生命之崛出

引 言

《红楼梦》如此适时、如此深邃、如此富有艺术魅力地触动了中国传统旧文化的许多根本观念，为“天崩地解”①时期焦躁地探索人生出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念的参照系，人们可以从这里觅得种种冲破精神禁锢的窗口，在中国的残冬中呼吸到一股早春的清新空气。其中，又以新的女性人生观价值观的震撼力最为强烈，最富启蒙意义。小说家在通过男主人公贾宝玉批判从孔孟到朱熹的典籍文化的同时，又精心谋构了一群光彩璀璨的脂粉英雄群像，与贾宝玉的形象相辅相成。而且，她们从思想到行为，往往比贾宝玉更清醒、更尖锐、更积极。探春对自己家族的“一败涂地”的命运及其崩溃原因的判断、渴求跳出贵族之家的高墙去“干一番事业”的思想，都是贾宝玉所不及的。所以贾宝玉总是对她们怀有诚挚的敬佩之情。从黛玉、凤姐、探春、尤三姐，至香菱、小红、龄官……这些不同层面上的女性形象，在反叛传统思想方面，无不对贾宝玉的人生价值取向作出修正、补充和发展。小说家对于中国人的存在情景和中国文化的重塑的哲学思考、审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她们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该说：《红楼梦》的人生求索之大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奠定的。问题在于小说的这些深沉蕴涵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阐发，对探春的不理解、误解、曲解就是明证。

探春形象的重要价值在于：她几乎展现了历史大转型前夕女性观价值观的一切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以及她们价值观的异动。曹雪芹在着意塑造一匹锐意改革的英俊黑马。

探春的改革探索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创建大观园诗社，这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具有改变大观园中青少年被封锁的精神世界之意义。第二次是改革大观园的管理体制，具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意义。第三次是抗拒抄查大观园，探春的改革家的风骨从这里鲜明地体现出来。以往，论者对上述三次改革探索是缺乏应有的评价的。尤其是对第二次改革，人们往往仅仅从生产管理方式上（包干制）给予评述，这是远远不够的。这次改革探索至少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创立“议事厅”制度。凤姐小产后，不得不离职调养，探春受命参与理家。她与李纨“议定”：创新理家制度，每天到小花厅“会齐办事”。这个小花厅就成了新任理家者集体办公之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创新。它突破了封建家长制度下的“一言堂”。这和我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治国理想设立“政事堂”是一脉相承的。黄公于1663年（清康熙二年）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置相》中提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皇帝不能口含天宪，他的话就是圣旨。黄公认为应当设立“政事堂”，处理国家大事。数十年后，曹雪芹写出了探春创立“议事厅”的故事，这与黄公的政事堂的构想何其相似也！二是掌握了理家权柄之后，即践履她的改革理想。她言议英发，运筹经纬，变法维新，敢抓关键性的人、事、物，以问题为导向，“兴利除宿弊”，敢于碰硬，不管你有多大背景、地位何等显要，只要是“宿弊”，一律严正处治。她首先问责于凤姐，随后将宝玉、贾环、贾兰以及姐妹们违规混支的银子一律“蠲了”。有关问题，我在凤姐、平儿有关文章中已有评议，这里不再复述。三是为谁改革。探春始终是自尊自律的。她的改革毫无个人功利目的，是利他的，为下层贫苦者着想的。这一点的启迪意义是永恒的。

为避免与我的其他文章重复，本文只就探春的女性观的新质谈我的看法。

一、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

女性和男性共同创造了人类，但是，随着男权中心制的产生，男性即开始规范、阉割、取消女性了，女性的人类之母的崇高地位丧失了，固有价值丧失了，由女神变成了女奴、工具。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所有法规、伦理原则、价值标准，几乎都有许多针对女性的内容，而且越演越烈，集中表现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女性实质上已经被物化，失去了性别，不再是女性，变成了第三性别——男性的种种工具。所谓“贤妻良母”，扯下文雅的面罩，应该径读作“工具”，诸如泄欲工具、生育工具、取乐工具等等。古今中外有许多哲学家、诗人、宗教家都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女人是大自然“漫不经心的或偶然的创造”（亚里斯多德语），女人“不属于人类”，甚至被“论证”为植物（古希腊哲人语）、女人是最危险的工具（尼采语）②。中国的先哲们则是拥有此类观点的“发明权”的：先秦的圣贤们早已以《周易》中的“乾坤”作为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写下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名句”。汉代的女文魁班昭更以《女诫》对同类进行了全面的精神禁锢。古代文学作品多数都是和哲学相唱和的。直到明清才有了转机，继《金瓶梅》之后，《红楼梦》最有力地清点了这个历史旧账，为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树起了一尊光焰夺目的诗碑。开宗明义第1回，就将女性和男性进行对比，为女性大唱赞歌、颂歌。贾宝玉渐次深入地赞美、颂扬了女性，至少有5 回书直接写了他的“女儿论”③。而女性人物则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贾宝玉相互呼应、支持，令人信服地表明：女性意识正在从各方面勃发、高扬起来。

在这许多女性形象中，探春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强烈的女性意识，是她的“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形象的一大支柱。

在女性性别价值的匡复中，这个倍受性别歧视压抑而又较早觉醒的庶出少女，往往语出惊人，理性色彩很强。首先引起读者兴趣的是第25回她的一段话：“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个女孩儿家，一句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只要对她说这席话的环境略加注意，便不难看出，这段话是那个时代觉醒女性的愤悱呐喊。它表明探春已经感受到：封建贵族的出身、封建伦理纲常为女性规定的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封建家长的角色期待，对她构成了沉重的环境强制。作为一个才志器识卓越的少女，她的人生出路何在？

然而，正因为出路已绝，这个贵族少女才可能找到出路：在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启迪下，在正趋破冰崛出的女性解放的要求和行动直接和间接的濡染和激励下，她发出了渴求解除女性禁锢的呐喊，向男权主义显示了女性的生命潜能。

实际上，这种女性性别意识在一年之前④已经鲜明地宣泄过：正当大家在贾府在大观园中无可奈何地虚掷岁月的时候，宝玉接到了三妹的小启：她在默处中反顾历史，产生了欲结“同志”（探春语），起来改变姐妹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空间、生命价值的想法——在大观园中创立诗社。在小启中她愤然诘问：“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这是具有“天问”意义的一问。在这一问中，性别意识、历史意识已经昂然坦现出来。从实质上看，这就是向剥夺女性社会、文化生活参与权，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歧视制度发生的质疑、抗议。而这一反叛之声，立刻得到了众姐妹和贾宝玉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支持。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它表明探春的性别醒悟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她已不再沉默，已经有了改变历史的“造名精神”，敲响了女性觉悟的晨钟。

凤姐是以探春的知音自许的。她为探春作为一个庶出女儿受到歧视而不平的那席话⑤，她将探春与贾府的同辈兄弟姐妹相比之后而充分肯定、支持探春的那席话⑥，都是小说家对探春的性别意识复苏的注解和阐释。

在代理家务之初的艰难时刻，在奋起反击抄查大观园的英勇斗争中，在挺身而出过问累金凤事件的过程中，她左右开弓，既为被欺凌、被损害的女儿们抗争，又向异化为男权帮凶的女人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至惩治恶奴王善保家老婆时，探春的女性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展现探春的性别意识复苏时，小说也展现了她周围的各类女性的性别觉醒情景，诸如黛玉、湘云、凤姐，以及被彻底剥夺了做人权利然而却执着地追求少女恋爱权的女尼妙玉、智能儿，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在男性面前却高度自尊的晴雯、鸳鸯、龄官等等，都在不同层次上和探春相呼应，构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女性觉醒者的群体。如果就此考查一下明清之际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便会更加明白：探春绝不是时代的孤儿或超人，只是当时女性运动的一种典型反映。对此，黄立新在其《红楼梦十论》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列⑦，这里不再赘述。

二、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性别意识一旦复苏，女性就必然会重新发现自己在人类史上的固有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她们在新的起点上对实现这种固有价值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第一步，便是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红楼梦》出色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探春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之一。探春的女性个体意识，要而言之，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男女平等要求。女性的新的价值观从这里确立起来。探春所说的脂粉不让须眉那些雄辞，难道仅仅是说文人结社、高朋雅集之事？以艺术典型化的理论略加观照就会明白，她所表达的是：历史不能由男性独居。她期望突破历史的旧轨，开创千古事业，和男子一样名垂青史。这和第3回写她“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40回写她房中陈设着各种名人法帖、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都是前后呼应，点染其不让须眉之性格的重笔。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她才喊出了那些充满沉重历史感的愤悱恻怛之声。只因为她不是男子是女子，便有志难酬、创业无门，连说话权都没有了！作为小说人物，她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阐述这个悲剧，但是她的呼喊确是由几千年来男权制对女性进行精神摧残、人身禁锢的历史血泪凝结而成的。如果我们不从这里看出其历史的哲学的感悟和理解，那么我们就没有读懂作为这部小说序言的第1回，根本没有看出小说家将须眉和裙钗进行尖锐对比，竭诚要为闺阁立传的那些警语之真谛。

如果把上述探春的那些话视为争取男女平等的宣言，那么我们还应该说：这位“言语谨慎”的少女是行重于言的，她的无声的宣言——行动是更大量更深沉的。人们不会不注意到：她和贾府的男性长辈、同辈们长年相处，从来没有袭人、宝钗、邢夫人等人的那种奴颜、媚态，从来没有说过被宝钗奉为做人金箴的“男人们尚且……何况你我女孩子”之类的话。与男子分庭抗礼、各领风骚的意向随处可见。其父贾政死逼着宝玉走读书做官之路，探春却从未说过“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而且还帮助宝玉蒙混贾政的督学。理家之后，“作法开端”的对象首先就是少爷们。她不把那些须眉浊物看在眼里，和姐妹们却是那样地互敬互爱，连高傲的林黛玉也情不自禁地对她表示敬佩⑧，薛宝钗也不能不说：“好丫头，真怨不得凤姐偏疼他！”⑨对那些女假男威，作践、残害同类的女人，她是以异己势力视之的，对王善保老婆固然如此，对王夫人实质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她有机智地利用王夫人作为挡风墙的一面，更有毫不隐讳地相干犯的一面。抄检大观园时，她知道王夫人是主谋之后，曾咬钉嚼铁地宣称不准搜查她的丫头：“你们不依，只管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在她的心目中，这些诐奴、悍妇只是穿裙子的男人，是不能以同类待之的。而对贾宝玉这样的男子，她又没有简单地以异性视之。黛玉一进贾府，王夫人就别有用心地说：“我有一个孽根祸胎……你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然而探春和宝玉始终相亲，为此还招来赵姨娘的妒恨，她的回答是：“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她是忠于这一原则的，对贾珍、贾琏、贾环这些只知作践脂粉的兄弟，她是从不亲近的。

男女平等，是女性个体意识崛出的第一关。探春已开始奋力打出这樊笼第一关。

（二）创业敬业精神。这是女性个体意识之花生长的沃土。创业、敬业，意味着经济上走向独立，是女性摆脱对于男子的人身依附，走向个体解放的必由之路。

在红楼人物中，探春的创业敬业精神，只有凤姐可以略比一二，贾府的男子无一可与比列。

创业，对于探春，就像磁石对于铁那样具有吸引力。一旦机会出现，她就会将“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妇无公事”“卑弱者，女德之先务”等“女则”抛开，全身心地投入，积极地实干。比如理家，那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职差事，但是她却牢牢抓住，作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一个机会。按王夫人的原意，她显然不是第一把手，但是她却主动进取，一马当先，积极地去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无时无处不是一个创业敬业者，年间在赖大家做客和几个女儿闲谈，居然成为她捕捉理家和改革信息的机会，一朵花、一片破荷叶、一根枯草根，都成了她创业、改革的研究对象。赖家的粗浅做法，竟然引出了她的一整套改革管理体制的方案，其核心是创新。尤为可贵的是，有了这些信息、方案，她又能将其作为“正事”、大事，积极地去做。做时，既以“学问提着”，又从实际出发，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气和胆略，排除来自上下左右的各种性质的干扰，全力以赴创造实绩。可以说，在她参与的所有较为重要的活动中，她无不表现出饱满的创业敬业精神。

（三）开拓性和超越性。女性的个体意识从这里得以升华。探春的开拓精神和豪迈气概，首先从大观园诗社的创立和活动中集中表现出来。上文中已提及此事，但如果不从这里看出探春的开创性，那是尚未全面地触及其本质的。有了她的这一创举，大观园中的才女的创造活力才开始喷薄而出，群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才蓬勃开展起来。探春也在这一创造中发现了自己，为她以后的开拓性活动打下了基础。在后来的改革中，从对于自然资源的新估，到管理体制的革新；从改革的根本目的，到连带效应的构想，以及收益分配制度的创立，无不具有开拓意义。所以她才那么满怀激情地说：“我们兴出这件事”“如今这园子是我的新创”！在与宝钗辩论时，她杜撰《姬子》一书，反驳儒家的义利观。所谓“杜撰”其实是理论的创新、开拓。

探春的开拓性和超越性还表现在女性美的观念的更新上。在传统的旧观念中，女性是否美是由男性裁定的，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愉悦程度几乎是女性美的唯一参照对象。而男性的裁决又主要是由性意向决定的。男性依此设计了女性美的标准，又迫使女性按此标准重塑自己。于是生理方面的因素又成为女性美的决定因素，容颜体态的娇艳、纤弱、柔媚成了女性美的主体。这种长期的单向的审美关系，久而久之就使女性丧失了自己的美的价值标准。但是，《红楼梦》通过觉醒的女性群体，开始批判、否定了这种单向的病态的审美原则。黛玉的婚恋悲剧，就是和她的病态美有一定关系的。探春是女性美新观念的集中体现者之一。她的女性美的参照系已经开始转型。她的女性美是以“我”为主的，其中既有天然的生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时代的因素。小说家对她的身材、眉眼之美是很赞赏的⑩，但核心显然是她的思想、情怀、风骨。而且小说家又赋予其生理因素以新的神韵、丰采，突出了她的美的脱俗，显示出新的女性的曙光。在她的所有故事中，几乎都有这种新的审美价值取向的闪光。在她的房内陈设中，小说家集中突现了她的超越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观。在这个自由度较大的自己的生活空间里，她大胆追求阔朗、大方、刚健、高雅，风范独特，传统闺秀的审美体系已开始被她摒弃。面对这一切，人们是难以用传统的眼光来确定其美的性质的，而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女性之美，富有时代精神的女性之美。

三、女性亚群体意识的萌发

“女性亚群体”是指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因为社会性的肢解、分化而产生的种内分类单位。在人类发展史上，它具有介乎个体和整体性群体之间的性质，不同于生物学上的自然性分类。这里所说的女性亚群体，是指《红楼梦》中正在觉醒的女性群体。探春的女性亚群体意识，是其女性个体意识觉醒之后，向着理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为女性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向度。它是探春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成就。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解放终究是必须向群体的解放发展的。在研究探春的价值观时，如果只研究其个体意识的觉醒，而不研究其女性亚群体意识的萌发，那么，对探春的女性价值观的把握就是未能探骊得珠、得其精蕴的。这就是说，探春不只是从自我、从个体的女儿身上发现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不只是为小我的局部的价值问题而质疑、抗争的，而是发现了女性群体共同的现实处境，因而开始把个体和群体联系在一起，进行群体性的质疑、抗争。在为自身的解放而进行斗争时，同时也为群体的解放而斗争。这样，探春的形象便具备了近代性质的女性解放的历史趋向。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学术界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认为，个体和群体是不能剥离的，任何有价值的个体，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断。在古代典籍文化中，儒家片面地强调社会性的整体价值，要求个体无条件、无代价地为群体牺牲一切，抹杀了个体价值，这导致了人的精神侏儒症，钳制了人的发展，女性在其中受害尤为惨烈。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对人的新要求，儒家的这种片面的群体观不断受到冲击，至明清之际尤为强烈。且以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从《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至《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孟玉楼，再到《红楼梦》中的探春、黛玉、凤姐等人，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个体与群体关系衍变、发展的体系。貂蝉已进入政治斗争旋涡，与单纯的泄欲工具之类女性已有所不同；潘金莲、孟玉楼等人则已程度不同地产生了女性个体意识；而探春等脂粉英雄们则已产生了女性群体意识。不管人们持什么观点，却不能不面对历史所提供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这些丰富而生动的实证材料。然而前些年有些“思想者”所作的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论述，走到了儒家的群体观的另一个极端，把个体从群体中剥离出来，把个体价值强调到唯一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地步。限于本文的题义，我们不能在这里就此展开论证，但我们认为，这些“思想者”面对《红楼梦》中的探春等人物，是必然要陷入窘境的。

还是先从大观园诗社的创立说起吧：诗社确是由探春发起的，但她不是忽然想到的，而是有其群体性的前因后果的。对此，我们不想列举社会背景材料，《红楼梦》中所展示的材料已经够有力了：探春一提出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宝玉和少女少妇们的一致响应。宝玉说：“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李纨也说：“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只因为自己不会做诗“就没有说”。这一补笔的意蕴，是不应忽视的。而在李纨之前还有一个女子与这一创举直接有关，那就是元春。她回府省亲，就已让姐妹们和宝玉一起略展了诗才；洒泪回宫之后，她不但编次了《大观园题咏》，还想到“那园中的景致，自从幸过以后，贾政必定谨慎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了此园？况家中现有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并随即按此执行。元春对大观园文化环境和姐妹们文学才华的珍惜是意义深远的：（一）她的想法和做法，使才智横溢的姐妹们和优良的文化生态环境相互发生，相得益彰，这对于大观园文化群体的形成，显然是有催化作用的。（二）她的想法和做法既是针对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的封闭、腐朽的文化思想的，又是顺应了旧传统的叛逆者贾宝玉等人的新兴、开放的文化思想的，这对探春自然会产生影响。这些均表明：探春的创举是有其群体基础的。她的功绩在于：适得其时地将姐妹们的新思想的萌芽集中表达出来，并尽可能地为之巩固和发展积极地创造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条件，使自己成为实际倡导者。

第73回所写的“累金凤”事件，则是探春的亚群体意识的发展和深化。

迎春是被“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彻底埋葬的悲剧女性。“染了男人气”的刁奴们弱肉强食，偷当了她的累金凤作赌注。此事惊动了上下各式人等，迎春的两个丫头也积极干预，但迎春却只是说：“罢，罢，罢，省些事……何必生事。”当丫头和生事的刁奴闹得不可开交时，她还是说：“罢，罢，罢”，接着便倚床看起《太上感应篇》来。但是，道家的太上能为她惩恶扬善吗？当然不能。能帮助她的还是姐妹们。探春一到，便挺身而出，追问原委，迎春忙加阻拦说：“你们又无沾碍，何必如此？”于是探春说出了下面一段内涵丰富的话来：“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和我一般，她说姐姐，就是说我。我那边有人怨我，姐姐听了，也是合怨姐姐一样。”她以快刀斩乱麻的勇气和胆识，干净利落地处理了此事。最后笑道：“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了，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还指出：这些“比男人更可杀”的女人们是想“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后就治我和四姑娘了”。这些话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她们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用探春自己的话说，就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姐妹们之间，只要不是异化为男权帮凶的，为你即为我，为我即为你。在利害与共的问题上，她不只是不忍不让，而且是强自出头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同去的三人，宝钗只和迎春一起看《感应篇》，不干己事不开口；宝琴则拍手为探春叫好，说她“有驱神召将”之术；黛玉则以诙谐之语赞探春“用兵最精”。

“唇亡齿寒”“驱神召将”“用兵最精”这些话，紧接着在下一回书中便得到了验证和展开。在“围剿”与反“围剿”大观园的斗争中，探春完全不是根据自己的现有地位、自身利害得失确定自己的行为的，也不是只为自己的姐妹出头抗争的，而是根据女性亚群体休戚相关的原则和自己的才智、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的。当这场“围剿”在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猛袭过来时，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明知此事是与己无关的，但是与女性群体关系重大。所以她毫不犹豫地组织迎击：当即“命众丫头秉烛开门而待”，她不但身先士卒，主动打头阵，而且挺身而出为弱势的丫鬟群体挡着明枪暗箭，使她们免受侮辱、迫害。她针锋相对地宣称：“我的东西，倒让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你们不依，只管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这就等于说，我这里拒绝搜查，“奉太太的命来的”也不行，表示由她承担一切严重后果。第一回合大获全胜。接着，她又严惩了蓄意残害少女们的急先锋王善保老婆。探春首先亲自迎头痛击了她，然后又示意丫头们各自采取行动。丫头们真不愧是秋爽斋培养的，她们一经暗示，便飒爽而出，痛快淋漓地揭露、讨伐了王善保老婆“讨主子的好儿，调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们”的丑恶的灵魂和行径。为了共同的利害荣辱，她们彼此心心相印，配合默契，扩大了战绩。所以凤姐极赏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在整个斗争中，探春不但没有要别人为她作任何牺牲，而且恰恰相反，她主动置身于群体之中，冒着难以意料的风险，去保护应当受到保护的丫头们。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是一致的。探春在这里向着女性的人生理想境界迈出了令人赞叹的一步，她的形象更加光彩焕发了。有些红学家却认为，探春严惩王善保老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贵族小姐的尊严。这实在匪夷所思。难道贵族小姐的人格、尊严就该任人践踏而不该维护、捍卫吗？

探春的亚群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上故事中。此外，在其他许多情节和细节中均有表现。诸如在10首怀古诗之争中，她旗帜鲜明地站在宝琴、黛玉和李纨一边；她热忱支持香菱学诗并邀请她加入诗社，为诗社增添了一位“女奴诗人”；她给家境贫寒的邢岫烟赠送玉饰；为处境艰难的平儿做生日；为管园子的老妈妈们的利益多方着想；黛玉临终时，她没去参加宝钗的“出闺成大礼”的喜事，而和李纨一起来和黛玉诀别，为她“送行”，等等。从探春的整个形象看，这些情节中都是蕴含着她的亚群体意识的。

后40回未能继续卓越地展现探春的女性价值观之新质，这自然是《红楼梦》全书大憾之一。但是也可以说，在前80回，小说已为读者对探春形象进行创造性鉴赏和阐释性论述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读者有充分的依据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实践机会，探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女性。

说明：此文是我和杨光辉于20世纪90年代合作完成的。

①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以上均转引自（保）华西列夫《情爱论》第2章。

③《红楼梦》第2回、第26回、第36回、第59回、第77回。如果以“童言”看待贾宝玉的“女儿论”，那是很浅表的。

④按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推算。

⑤⑥见《红楼梦》第55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

⑦黄立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⑧见《红楼梦》第62回。

⑨见《红楼梦》第55回。

⑩见《红楼梦》第3回。

母女关系辨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唯伦理性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观察、评价一切均从封建主义的传统理论道德出发，均以其为圭臬，“事亲无违”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大公害。本来，到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这种伦理性思维方式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应该从文化思想领域中消退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探春这一重要艺术典型的研究中便很显然。

《红楼梦》作者通过凤姐、探春等脂粉英雄的群像，从不同角度对封建伦理道德观进行了反阐释，进行了否定。在这种反阐释和扬弃意向中，探春和生母赵姨娘的矛盾冲突，是具有独特意义的。其焦点是批判和否定血亲宗法观念中的“事亲无违”的道德原则。

血亲观念源于原始部落的自然情感。这种自然情感后来被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神圣化、本体化，演化为一种宗教信仰式的情感约束、道德约束，进而成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第一块奠基石。至明清，则已进入反人道、反人性的境地，给人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创新带来了严重的负值后果。

这一切，在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曹雪芹的心中酿成了难以抑止的“辛酸泪”。在早期民主启蒙思潮兴起一个世纪之后，曹雪芹终于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应该说，这是时代使然，不得不然的。遗憾的是，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这一文化哲学思考却成了问题：在关于探索母女冲突的评析中，人们（非个别人）无情地把探春推上了道德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道德拷问、道德裁判。常见的判词有：“不认生母”“对生母冷酷无情”“使人冒凉气”等等①。

每读到这些反复出现的文章时，我们总深为困惑：我们对传统旧观念的批判意识、文化重构意识真的单薄到这样的地步吗？看来，从理论形态上、价值取向上和思维方式上理清这些传统旧意识是必要的。

概略地说，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应予辨析。

一、实证层次

这是基础性层次。通过这个层次把事实搞清楚，有些糊涂观念几乎不用过多费言论证便可明白。

从这个层次上看，对探春的道德指控是脱离生活实际和作品实际的，是与小说家营构探春形象的主导意图相背离的。

与赵姨娘的矛盾冲突，是探春性格的支柱之一，是这位少女对血亲关系、嫡庶关系中的等差秩序的怀疑和对抗的重要表现，是她探求女性新人格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探春故事的主体部分，多与此直接相关，因之，是不能不重视的。

在这个层次上，主要应搞清两方面的事实。

（一）社会学、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常识（事实）：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下，妾只是为男子作性服役的工具，妾所生之子女均以正妻为母，称之为“嫡母”，而以生母为庶母。这就是说，妾所生之子女并不属于妾，而属于丈夫及其正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启功先生说得很清楚：妾及其父母兄弟，在主人面前，甚至在主人的子孙面前，均是“奴才”身份。只有在主人不在的情况下，他们才可暂时以亲属关系相见。在清代贵族官僚家庭中，新生儿报户口时，往往有以庶出充嫡出的，但其生母并不能因之改变妾——奴隶的身份②。可见探春不以生母为母，并非自作主张的狂妄之举。按血缘宗法制度，赵姨娘只是王夫人这个生育工具的补充性、辅助性的工具，贾政和王夫人只是借她怀胎而已，这和旧时代的租妻陋俗并无本质不同。

探春接受了这种传统宗法观念，但她又运用这一传统观念进行了反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斗争，体现了时代赋予探春的复杂性格，既不能简单片面地看，更不能不顾历史而作出想当然的判断。明末少年民族英雄夏完淳有一篇《狱中上母书》，很有助于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在这个名篇中，他所称的“母”“慈母”，并非生母陆氏，而是其嫡母盛氏。而且，这时盛氏已因其丈夫夏允彝抗清受挫自杀而削发为尼，但夏完淳的临终遗书仍是给盛氏的。迄今为止，有谁曾因此而对这位少年英雄提出过道德指责呢？没有。那么，人们为什么对贾府的这位少女却连篇累牍，大作斥责文章呢？

（二）小说中关于探春和赵姨娘的故事为我们提供的基本事实是：探春并非不认生母、冷酷无情，而是一个知礼有情、才志高远的少女。问题在于她已不愿继续充当旧传统的女儿角色，她已拒绝“事亲无违”的原则。她的事亲已是有条件的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重温一下集中展示探春母女冲突的小说第55回：探春刚开始代理家务，其舅父赵国基死了，产生了丧葬费问题。吴新登媳妇等几个刁奴当即借此向探春发难，掂探春之分量，试图作乱。用时下的话说，这是小说家为揭示探春的性格而安排的“风口浪尖”。探春毕竟是脂粉英雄队里的人物，她遇事不慌，有理有据又有节制地处理了此事，向人们有力地表明：探春是有主见、有头脑的。吴新登媳妇则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满面通红”，败阵而去。“众媳妇们都伸舌头”随之溜走了。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探春的生母赵姨娘打上门来了。开始，探春以礼相待——“忙让坐”；赵姨娘却撒泼大闹，责骂探春踹她的头，使她没脸。探春忙站起来说：“我并不敢。”又含笑给赵姨娘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自己“并不敢犯法违礼”，并拿出发放丧葬费的簿子给赵姨娘看，又念给她听，说：这是从上到下人人都遵守的规则，她是不能擅改的，并举例以明之。

探春的上述言行，显然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接理，是不能不服的。特别是作母亲的，稍明事理，在此情此景之下，是不能不体谅、理解女儿的。但赵姨娘不但毫不体察，反而变本加厉，闹得更凶。这怎能不使探春悲从中生呢？于是她倾吐了深藏于内心的悲愤，血泪凝和，震撼人心：“……才叫我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并说：倘若因此不再叫我管家，那时不但我没脸，连姨娘也真没了！说到此处，探春禁不住“抽抽搭搭的哭起来”。如果人们是认真、仔细品味了这段文字的，就不至于不明白其中所蕴含的人物思想、情操和道德的基本内容的。作为生母，如果赵姨娘还有一点母性和母爱的话，她是不会再闹下去的。然而事实正相反，赵姨娘提出了更加愚不可及的恶劣要求：公然要探春利用职权，舞弊营私，“额外照看”“拉扯”他们，还说：“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处于极度窘迫和痛苦之中的探春“气的脸白气噎”，忍无可忍了，于是说出下面一段一直被人们抓住视为把柄的话来：“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每天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番……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至此地步，赵姨娘还吵闹不已，直到听到有人报“二奶奶打发平儿说话来了”，她才“把嘴止住”。如果说探春身上呈现了贵族少女面子、人格尊严和传统伦理、社会公德的双重性文化状态的话，那么赵姨娘身上则呈现腐朽的文化面。

诚然，赵姨娘也是被损害被毁灭的女人，但是被封建制度吃掉以后，她却从吃人者那里学来了吃人的心术，去吃别人。而且如同患了易饥症，随时都想着吃人，什么人都想吃，连自己生的子女都无例外。她的灵魂和行止，有哪一点够得上母亲的资格？位卑心亦卑，是一个严重异化了的女人。这表明小说家在表达他的女性观时，并没有将女性一刀切，对一切女性都大慈大悲，不讲是非。不，曹雪芹只是如实地描写了各种女性③。

对这样的母亲，应该无条件地孝顺吗？如果这么办，探春就得以权谋私，同流合污，由赵姨娘而赵国基而贾环，由一双鞋、一笔丧葬费而至谋权害命，最终变成赵姨娘式的人物而走向毁灭。如果这样，那就只能叩棺请出曹雪芹，让他彻底改变这个人物了。但是，曹雪芹能答应这样办吗？不会。他是绝不会让红楼脂粉英雄画廊中失去一个重要人物的，如前所述，探春的性格也是复杂的。在赵国基丧葬费问题的处理中，她不但没有因亲情而徇私破例，而且在要害处能以铁一般的手段斩除旧道德的羁绊，表现了改革家的胆识和向传统旧观念挑战的勇气，展现了雄飞高举之势态；但是在暗中，她对生母是有情有义的，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关照，也“拉扯”过她。李纨和凤姐都看出了这一层。甚至在难以容忍的情况下，她还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直到仁至了义尽了，赵姨娘还是步步进逼、危及大局、危及她的人生观和革新追求，她才采取以恶抗恶的手段：赵姨娘以封建主义的“孝亲无违”的旗号打来，她便以宗法制度中的嫡庶原则回击，以毒攻毒，以“姨”制“姨”。如果到关键时刻她不能自律，错走了一步，那么，她下一步的改革非但无法启动，而且将导致一毁百毁的惨局；而如果她的改革因此而失败了，她的新人格、新人生价值追求还从何谈起呢？

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探春反对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矛头，绝不只是指向赵姨娘的。对于她所接触到的异化为旧礼教帮凶的女性，她都有过抗争，比如在关于诗歌写作和革除家政宿弊的辩论中与宝钗的对立，在累金凤事件中与王住儿婆媳的对立，在反对抄检大观园中与王夫人、王善保老婆的尖锐对立等等都是明证。注意到这一点，探春与赵姨娘的矛盾冲突，便不至于被狭隘化、庸俗化，探春的斗争便更加具有历史性的概括、抽象意义，成为新旧伦理观斗争的某种象征。

所有这些，都是探春故事的主要情节和重要细节、基本意蕴，都是研究和评价这个人物的基础。把握了这个基础，进入其他层次便较为容易了。

二、俗文化层次

这一层次在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极为重要，不可或缺。

在以往的一切阶级社会中，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简约地讲，可以分为正统的典籍文化——雅文化，和非正统的民间文化——俗文化。雅文化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代表。俗文化是生存和流播于民众生活中的文化形态，由于它直接来自民间，经过广大民众世代相传、积累、发展，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民族性，成为一种稳固性极强的集体意识。

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古典文学充分反映了这两种文化，而且呈现出鲜明的发展轨迹：古文和诗赋更多地反映和体现正统文化，小说、戏曲则更多地反映非正统的俗文化。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它们相互对立而并存，相互斗争而发展，构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内部矛盾运动，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败和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的兴起，俗文化日益发展、壮大。最贴近民众的心理和生活、最能全方位反映民众心理和生活的优秀戏曲、长篇小说，反映和展现这种发展、变化尤为深刻、有力。明中叶以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先觉者已经注意到并且热忱地肯定这种文学发展之大趋势。在小说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往往无视小说所反映的民间文化思想，只习惯于从正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观照。在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时，往往以封建时代的传统为准则，诸如“事亲无违”“孝弟（悌）也者，敢不敬乎”，董仲舒等理学家更进一步，认为“孝亲无违”是“天之经，地之义”，郑玄又提出“孝为百行之首”，以后的理学家则更绝，提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因之要求子女绝对顺从“父母之命”，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④。这种极其专制的伦理原则，不时地从人们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而对于和这些旧观念相对立的民间文化中的“乌鸦窝里飞出金凤凰”“长江后浪遂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锅儿不热，饼儿不靠；父母不慈，子女不孝”“有理可打太公”“天高听卑”“大义灭亲”等民主性鲜明的伦理道德观的态度如何呢？对于《红楼梦》中的“老鸹窝里出凤凰”“物不平则鸣”“世法平等”“人急造反，狗急跳墙”⑤“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反正统的观念态度又是如何呢？对于鸳鸯抗婚时强调个人意愿，拼死对抗“牛不喝水强按头”，连老祖宗相逼都“不能从命”的叛逆性言行，态度又如何呢？总的看来，是难得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给予重视的，甚至是根本无视于它的民间文化性质的。在分析探春的时候，是显然缺乏民间文化意识的。而这种反封建的民间文化观念在小说中显现出来，并不自《红楼梦》始，在《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中均早有鲜明反映。梁山英雄皆是兄弟。孙悟空与猴子猴孙们平等相处，不服凤凰管，不受麒麟辖，敢于大反龙王、阎王、玉皇。哪吒不但敢于和生身父母断绝关系，剔肉还母，折骨还父，而且愤怒追杀其父。后来虽然父子媾和了，但是，那并不是遵从“事亲无违”原则的结果，而是父子之间有了约定的结果。这些人物的出现，显然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伦理道德规范的新思考，并且已经开拓出新思路。这些人物雏形均来自民间，富于民间文化的诸多特征，其影响之深广久远，是不言而喻的。《红楼梦》则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拓展开来的，不但塑造了“逆子”形象，而且塑造了“叛女”形象。他们从各个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展现了新旧伦理观的矛盾斗争，使伦理道德规范的新思考有了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达到了更深沉更有力度的境界。贾政的关于“明日酿到他（宝玉）杀父弑君”的忧惧，绝不是偶发的、没有依据的。

置于大的文化思想背景上看，应该说“叛女”们的形象是小说家民主求索的富于超前意义的艺术体现。探春在她们中，则是一员文武兼备、政治风范鲜明的女将。作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曹雪芹没有把她写成孙悟空、哪吒那样天马行空、神通广大的人物，但她是女性中的先觉者、先行者，她已开始抛弃正统的女子身份，不愿重复传统的“孝女”角色，开始谱写新女儿的序曲。在她看来，自然亲情应予尊重，但应该是分是非的、相互的，即如她所说的：“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对于赵姨娘，她说得极明白：“论理，我不该说（她），但她忒昏愦的不像了。”⑥这表明：她已将民间文化中强调的是非原则、双向原则置于正统的宗法血亲等差原则之上，作为她的伦理观的前提了。虽然她还不能最终实行这些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向往，则是合乎文化思想史发展的逻辑和现状的。

三、历史的审美的层次

这是文学批评中高级理论层次。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艺术形象的价值指向和艺术功能都是多方面的，道德价值也包含其中，重要人物往往都关涉到道德价值问题。但是其主导价值则是历史的审美的。否则，就可能只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所以，对于一个艺术形象的最终评价，应该是历史的、审美的和道德的有机综合评价，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道德评价。在研究《红楼梦》这样的巨著时尤其如此。

从这个层次上看，探春评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以单纯道德主义的观点对这个文学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呢，还是以历史的审美的观点研究其艺术价值呢？

有人说：文学作品都是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艺术家的审美批评从来就是有点“感情用事”的；艺术家们似乎更多地从人物的道德形象而非历史作用，去确立他们的审美品性的⑦。

这些观点如果不是来自一般的劝善戒恶的说教之作和浅近的“伦理小说”，就是来自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的浅表的直感，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而不是文学批评。

《红楼梦》是诗史式的伟大作品，它包蕴着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人们才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小说家在这部作品中，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既有结论，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提出了质疑，重新作了哲学思考和历史审度，对中国人的深层心理进行了新开掘，表现出要作一次人心大颠覆的磅礴的历史意向。其中，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主要是作为展现、提示社会历史内容、人生哲理思考和审美内容的线索与手段的。对这样的艺术杰作及其中的主要人物，怎么能用乡间老太太闲话谁家母女不和、谁家姑妇勃谿之类的标准和方法来进行批评呢？怎么能用纯道德的唯心史观进行观照呢？对于探春母女矛盾的评论，问题主要出在这里。

是的，探春和赵姨娘的矛盾冲突，是关涉到道德问题的。但小说家描写她们的故事的要旨，显然不在道德本身，而在于通过母女形象与彼此间的对比观照，展示探春和赵姨娘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和气质的不同。道德在这里只是一件外衣。外衣是可以体现人物的某些性格的，但它不是人本体。只有透过外衣，作一番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看到她们的血肉之躯和跃动的心灵。也只有通过外衣里面的活生生的人，才会发现人物都是历史的产物，没有封建制度临近“天崩地解”，没有民主启蒙思潮的涌动，贾府怎么会产生出探春这样一个既能看出贾府即将一败涂地，又不愿为它殉葬，而渴望走出去立一番事业的女杰来呢？和下一个世纪出现的秋瑾等人一样，都是由她们各自的时代哺育出来的历史的女儿。而赵姨娘则和许多被男权文化腐蚀、毒化了的女性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灰尘。母女两代人的形象表明曹雪芹既不是只要道德不要历史的，也不是只要历史而不要道德的，而是以历史为主心骨，有机有序地综合地评价人物的。他既没有重蹈唯道德化的旧轨，又避免了非道德化的误区。

冷子兴在演说荣国府时说贾府“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这段话经常为评论家们正面引用，其实这段话并不值得称道。冷子兴的这段话基本上是站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评说贾府男性的，是不能涵盖贾府女性的。贾母、凤姐、探春、李纨、秦可卿等等都是才智聪睿、玄鉴深辟的，都曾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运筹谋划之才能。如果说秦可卿是贾府危机与防危措施的第一个洞察者和筹划者的话，那么，就应该说探春更进了一步，她不但更加深入地洞悉了贾府在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危机的极端严重性，而且以积极的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勇敢而刚毅地实行革旧图新之举。

或问：既然道德评价也是人物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怎样从道德角度评价探春的行为呢？其实，上文已触及了这个问题，单从道德角度评价人物，必须记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命题：“道德是历史的。”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在董仲舒心目中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却是“以理杀人”的骗局，在鲁迅看来，却已成为“吃人”的旧礼教。如果把道德从它所产生的文化思想背景上剥离出来，放到逝去或以后更为先进的时代中去评价，都是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结论的。在今天，如果有人依然只讲血亲而不讲大是大非，只固守“子为父隐”“事亲无违”之类伦理原则，不但不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而且可能会成为社会的罪人。

人类由于生存环境与样式、生活内容与方式的变化，势必要调整、改变道德规范，特别是在《红楼梦》这样的历史大转型时期，这种变化日趋活跃。对此，恩格斯说得极为明白：“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的科学。”⑧因此，他又尖锐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⑨比如氏族社会就是被那种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堕落的势力打破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更是如此。

据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探春对生母赵姨娘的基本态度的深刻内涵了。她已经看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腐恶，周围人们心理的黑暗，个个都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作为一个有志革新、刚正果敢的少女，她不甘心像元春、迎春、惜春那样被吃，于是产生了不再以血亲宗法关系作为亲疏的依据和向背的唯一准则，不管是生身父母、同胞兄弟，有碍、有害于她的生存和人生理想发展的，她就不能“无违”、相亲；反之，对宝玉、黛玉、宝琴等，她却亲密无间，可谓“道不合不相为谋”。到了关键时刻，她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奋起排除封建伦理之毒焰，锋芒冷峻，澡身浴德，昂然前行，而把“神圣”的血统亲情抛在后头，即使把矛头直指实权在握的铁腕人物王夫人亦在所不惜。那么，这些行为所代表的历史趋向是美还是丑？是善还是恶？从实质上看，它是符合恩格斯所说的“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业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趋衰亡的但为习惯势力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⑩。当赵姨娘打着“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势力所崇奉的秩序”的旗号来毁灭她、吃她的时候，她该怎么做呢？人们大概不至于否认以身饲虎是反人道的吧？那么探春拒绝以身饲母，是美还是丑？是善还是恶？

历史将毫不含糊地宣布：美哉，探春！

如果我们从探春与贾府母亲们的全部关系加以考察，我们就可能对探春母女关系的意蕴豁然开朗，走出幽暗的封建道德之雾霾区。从大观园改革、抗拒抄查大观园等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出，不管邢夫人、王夫人、李纨、凤姐，只要是错的，探春均抵制、辩驳、抗拒；对于最具权威性的老太太，只要有错处，她也敢于当面提出。当贾赦阴谋娶鸳鸯为妾，贾母怒不可遏，当众痛斥邢夫人，误及王夫人时，探春当即提醒老太太，老太太当即纠正讹误。这些，均足以表明探春排拒旧道德的言行，是有其新的思想基础的。

①这类文化论断颇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专著有舒芜的《说梦录》、卢兴基等人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等。

②见北师大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序言。

③有些评论家认为赵姨娘是“脸谱化或简单化”的，甚至有人为赵姨娘做翻案文章。我认为赵姨娘是中国旧式妇女的一种典型，她虽是扁形人物，但是真实的，取消不了的。但愿性格“复杂化”的理论不要闹到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地步去，那样做，“复杂化”便会成为另一种脸谱、公式。

④依次见于《论语·学而》、《礼仪·祭义》、《春秋繁露·五行对》、《孝经注》、《幼学琼林·兄弟》和罗国杰《伦理学名词解释》转引。

⑤原作“人急悬梁”，《荡寇志》第95回、《西洋记》第97回均照搬，曹雪芹却作了很有意义的改动。

⑥见《红楼梦》第27回。

⑦参见《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审美批评中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和此后其他报刊中的此类文章。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⑨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略说探春远嫁

探春的开拓精神与超迈气概，也从另外一些故事、文字中显示出来。比如十二钗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这是与她初次出场时的“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相对应的。由此可见这位三姑娘在姐妹中是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第55回写她悲愤陈志时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就凭她能公然说出这番话来，即表明她不是一个寻常女子，她是能展翅高飞的。第63回写群芳开夜宴、行花名笺酒令，众人抽出的花名笺中的诗句，均隐寓着抽笺者的命运。探春抽出的花名笺上画一枝杏花，写“瑶池仙品”和唐人诗句“日边红杏倚云栽”。众人看了，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大家都向探春表示祝贺。这个故事暗含《诗经·桃夭》一诗中“逃之夭夭”的意象：桃花盛开，鲜艳娇美，后人遂以“夭桃秾李”作为祝贺婚姻美好之词。探春抽的花名笺与众人的解读，均暗示探春将远嫁海外某国。第5回探春判词的画面是“一片大海，一只大船”、《红楼梦曲·分骨肉》中的“一帆风雨路三千”，亦为探春远嫁海外的伏笔。但后40回续补者背离了曹雪芹的苦心构思，致使探春的形象完全丧失了光彩。

从上述种种伏脉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的构思可能是：探春嫁到海外成为王妃。她在那里展现了自己的精明才智、高远志向，开创了一番新事业。就像《水浒后传》中英雄们的后代，远闯海外，开创一番新事业那样。这表明曹雪芹描写了封建“末世”①、贾府悲剧，但悲剧并非悲观。因为他看到了“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她们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男子）之上”；“裙钗一二可齐家”。既有齐家之才干，便可能有治国之潜能。因之，他要为她们作传，使她们的故事得以彰显，昭传于后世。对探春这样的充满新生命活力的女儿，岂能只有一声叹息而已？“末世”既已到来，时代之春还会远吗？曹雪芹交付给探春的使命，是探索女性的新生命之春。

当然，生活于那样的时代、家庭中，探春的时代、阶级局限性自不可免。这里不费言论证了。

这是我们对探春形象的解读。每个不同历史时期，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人们对探春的形象都将会作出各自新的解读。

①曹雪芹用语，见第5回凤姐、探春判词。

1991年6月初稿

2015年8月修改

2016年9月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