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妙玉》人物形象赏析

妙玉：三棱困境中的情种

一

妙玉，是林黛玉性格系列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们同是苏州人氏，同出身于读书仕宦之家，同以玉命名，同样自幼体弱多病，父母双亡，同样寄居贾府，同为绝色少女，同有独特的气质之美和超逸才智，同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同样孤标傲世，同样和贾宝玉一见如故，并产生感情纠葛，人生结局同样可悲可叹……

在这种种“同”之中，最引起学者关注的自然是她们同是苏州人氏。而且，每个研究者都会注意到：除了黛妙二人，还有香菱（甄英莲）和芳官、龄官等12个女伶也来自苏州，她们的教习亦聘于苏州，她们所用之乐器、行头亦均购自苏州，大观园中所用的彩灯、花烛、帘帐亦皆出自苏州。这样设计，我以为主要是为了渲染黛玉、妙玉、龄官等红楼少女性格生成的地理人文背景。这一背景的价值，至少有三点是不可忽略的：（一）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发展早；长江和运河使之交通便捷，各种信息传递很快，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在工商经济的促动下开始裂变，各种文化思想在这里相互碰撞、整合，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形态。曹雪芹曾随祖父在这里生活过，他对苏州应该是很熟悉的，他选择这里作为黛、妙等人的故乡，是有其深厚的经济、文化依凭和深邃的艺术意蕴的。（二）苏州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最汹涌澎湃的地区之一，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有两位与苏州关系甚密：顾炎武和黄宗羲都经常活动于苏州地区。作为一个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艺术大师，曹雪芹自然要从这里汲取诸多思想、精神滋养。（三）唐寅曾在《阊门即事》诗中唱道：“世间乐土在吴中，中有阊门最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苏州超前的经济文化思想加上唐宋以来即已形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园林山水，造就了许多具有高标逸韵的才女群体，才、智、品、貌俱佳的女性不断从这里涌现出来。明清之际，灿若群星的才女已在这里形成一种排拒、反抗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封建秩序的社会力量，追慕自由、平等、民主，张扬人性的思想已相当普遍地出现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已有不少女子以新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回应时代新思潮的召唤。

曹雪芹敏锐地发现、开发了苏州女性的潜能和魅力，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以女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奇迹，而黛玉、妙玉等则是苏州女子的典型代表。

不了解曹雪芹构设的这些背景，是无法知人论世的，是难以正确解读黛、妙这些人物的。

二

在关注黛玉、妙玉的种种“同”之后，我们必须探究黛玉、妙玉的相异之处。从红楼人物研究的角度讲，这是更具意义的。

黛妙之间有一迥异之处：黛玉自幼多病，多方医治无效，曾有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但被其父母拒绝了，从而避免了她被抛出人寰之厄运；妙玉则相反，她自幼因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终被抛入空门，在青灯古佛旁虚度了10年岁月。曹雪芹正以此为切入口，展开了妙玉的全部故事。唯其如此，妙玉才成为红楼人物画廊中一个独具异彩的人物。

曹雪芹以妙龄女尼的身份作为妙玉个性发展的中轴，构思了妙玉性格发展的历程。

妙玉进入大观园时已是18岁的少女。这本是女性人生最善怀春的美妙时节。

柏拉图在《宴饮篇》中说：“爱欲，是一种把人和万物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一种赋予万物以生气的力量。”爱欲，推动着人自身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爱欲，是青少年身上最为活跃的要素。明清时期，由于“人”的再次发现，有头脑的小说家们已经普遍将爱欲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封建礼教长期压抑和宗教规戒紧锁中挣扎的爱欲，已经在小说、戏曲中显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可抗御的力量，至《红楼梦》，爱欲已成为全书思想和艺术生命力的主要源泉。

佛教、礼教和传统的女性观和婚恋观编织成的浓密罗纲，都没有缚住红楼女性中青年女尼的心。妙玉在栊翠庵中的生活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执着追求人欲、热忱追求情爱的历史。这是妙玉全部性格发展的中心轨迹。小说家紧紧围绕这一轨迹，把这位少女的悲剧人生描绘得如诗如画，悲喜苦乐交错奔突。

小说家对这位少女的赞美挚情，恐怕只有黛玉、探春、晴雯等三五少女差可相比。但他用的又全是另一副笔墨：他没有像写黛晴那样泼墨挥洒，放笔渲染她，而是惜墨如金的，写得少而精，以少胜多，以精取胜。除了在十二钗判词中曾极口赞美之外，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多用隐喻之笔，虚写多于实写，处处出以诗的意象。前80回只用7回书的一部分写她。7个部分分为5段，如同小夜曲的5个乐段，落笔无不精妙。后40回，写及妙玉的回目，超过前80回一倍，虽然思想境界、艺术笔力均逊于曹雪芹，但续补者还是尽力揣测了曹雪芹的构思意图的，因而没有滑入诸多补续之作的俗套，基本上把握住了妙玉情欲的主线及其悲剧。

妙玉始见于第5回，在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中，曹雪芹以赞叹少女的最佳词语，表达了他对妙玉形象的总体构想、总体评价：不但称她是“一块美玉”，而且是“无瑕的玉”；又以“兰”赞其气质之美，以“仙”喻其才情之高，并且喟叹道：她想洁但何尝能够洁，她说空实在未必空。因其一直为权贵所欺凌，入了空门，仍不得安宁。偌大一个世界，却不给一个少女一方容身之地！本是桃红一样生命的花笺，却没有画出一幅生命之花、写出一首人生的赞美诗，小说家的同情和愤懑均寓其中了。曹雪芹对生命、人生的愤然干预，在妙玉身上是体现得十分充分的。

至小说第17回，小说家才让读者对这个女尼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荣国府的女管家林之孝老婆把她与采买来的12个小尼姑、小道姑一起向王夫人作了介绍。首先，说她是女尼中“带发修行的”。这就暗示读者：妙玉本是被逼入空门的，她本无皈依佛门之心，还存期待还俗之意。其师圆寂时给她的遗嘱也暗寓此意：“不宜回乡，在此静候，自有结果。”这仿佛只是世俗之嘱，而非佛门遗教。其师何以有此嘱咐呢？自然是其近10年来对妙玉冷眼静观的结果。往前看，她在苏州蟠香寺时，已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故随师离开，如果返乡，岂非自投虎口？从近处看，师傅自然最清楚其心志，她虽身在禅关，但却心留人间，又是这么一个才智气质绝佳的女子，心性高傲，“万人不入她目”（宝玉语），在这个新旧思想激烈搏击的历史时期，或许留在京师能有一个正当结果。据她在苏州时的“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缘”的邢岫烟说：她生就的“放诞诡僻，脾气迄今未改，诚如俗话说的那样：‘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邢岫烟是不理解妙玉的，但她这句话却说对了。妙玉可以说是一个在僧与俗、青灯古庙与红楼朱阁之间、“铁槛”内外徘徊、挣扎中生活的少女，而且“迄今未改”。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灵魂煎熬。她要压抑自己又压不住，入空门只是她暂寻栖身避难之所而已。林之孝老婆简略介绍，倒是切中肯綮的。当王夫人说“我们何不接了她来”时，林之孝老婆立即补充介绍说：“请她，她说：‘侯门公府，必以贵权压人，我再不去的！’”于是王夫人改为：下个请帖请她。这再次向读者暗示：这个女尼非同寻常！她的高傲是有其社会内容和思想内涵的，入住大观园，她与贾府不但邈不相干，而且白眼对之。她带来了数件价值不菲的珍宝古玩，带有自己的两个嬷嬷、一个丫头，她并不依仗贾府施舍供给生活。对于品茶、赏梅、下棋、写诗、鉴赏音乐等人间乐事，她都有非同寻常的修养。也就是说，佛门的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什么五戒、八戒、一百五十戒，不淫邪、不听乐曲、不蓄财富、不装饰打扮等等，对于她是几近于零的。她是女尼中的“另类”。

但是，妙玉毕竟进了大观园的栊翠庵。在贵妃的省亲别墅中建一个尼庵，纯属封建贵族的意象征性点缀，但也有其思想钳制的意义的。进了这座尼庵，就免不了增添一层重负，大观园四周的高墙比之于深山老林中的尼庵，自然又使她更深切感受到生活于宗教、礼教和封建女戒的三棱世界的凄苦。她的活动空间，只是那座小庵，大观园女儿们的共同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与她无缘的；就在庵前边的怡红院是她的禁地。这种空间上的隔离，迫使她的思想、行为向内心收缩，一年三百六十日，她不得不遵守封建制度、宗教教条和封建妇道三者对她的规范，她不得不认同自己的女尼角色，放开自我。但是，生活于充满喜怒哀乐的大观园中，她怎么能对这非常现实的人生闭目塞听呢？不可能。于是，她便不能不以种种隐秘的方式安排自己。

到第41回，曹雪芹终于按照读者的审美期待，拉出了一个绝妙的关于妙玉的特写镜头：老太太带领众人游览大观园来到了栊翠庵，贾宝玉便留神看着妙玉如何行事（可见他对这个女尼是很关注的）。只见妙玉安排老太太与众人在院子里吃茶之后，便拉了黛玉、宝钗到耳房中去，再不出来了。妙玉另自煽炉泡茶。宝玉也悄悄跟了进去，宝玉笑道：“偏你们吃体己茶！”——宝玉是有眼力的，这是吃“体己茶”。但妙玉只和钗、黛二人说话，并不理会宝玉。妙玉以极为珍奇的2只（不是3只）茶杯为黛、钗二人斟了茶，似乎并未看到宝玉一般。读者不能不为之纳罕。然而好戏就要开场：妙玉不声不响，“将自己平常吃茶的那只绿玉斗”给宝玉斟了茶。读者不能不为此大为惊诧，因为此前有一段插叙，道婆收拾院子里的茶杯时，妙玉特地叮嘱：刘姥姥吃过茶的杯子不要收进来。按妙玉的洁癖：嫌脏，不要了。然而，她却拿自己平常吃茶的杯子给宝玉吃茶！这是为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如果说一进庵宝玉便留神观察妙玉的话，那么同样应该说：宝玉一进栊翠庵，妙玉便留心观察宝玉了。但宝玉对妙玉的特殊款待并无应有的领悟，故而发难说：“常言道，‘世法平等’，她们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便语出惊人：“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机带双敲，妙玉的话不但说明那绿玉斗绝不俗，而且给宝玉当头棒喝：让这位贵族公子睁开眼来看看我妙玉是谁！宝玉赔笑认错，妙玉一举达到目的，自然“十分欢喜”，遂寻出“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

”给宝玉吃茶。这就是说，妙玉把最为奇妙特别的茶杯留给了宝玉。这时，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妙玉请吃体己茶的对象并非钗、黛，而是宝玉。看来，妙玉很明白：宝玉是离不开黛玉的，黛玉来了，他势必随之而来。她请了黛玉，也就等于请了宝玉。但她又不能不想到，只请黛玉，仍不免露出心迹，所以她同时请了宝钗。这样，她似乎就把自己的内心活动掩盖得严严实实、天衣无缝了。

为了表现妙玉这种极为复杂而缜密的内心活动，曹雪芹连遣词造句都是特具匠心的：第一次给宝玉斟茶时，他写道：妙玉“仍将前番自己日常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细心的读者会想到：宝玉“前番”已曾至此吃过茶？第二次给宝玉斟茶用的大

，前面有一长串附加语，诚如西方的一位哲人所说：形式亦是内容，那一长串附加语，实在就是对妙玉九曲回环的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

体己茶吃到这个地步，彼此内心似乎已有所沟通。妙玉的矜持谨慎心态已有所改变，已开始用调侃的语言与宝玉对话。先说她并不情愿用这样的大

糟蹋珍贵的茶水，继而又进一步：“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你吃这一杯成什么了？”对此调侃，宝玉是愉悦的，故以笑作答。调侃的结果表明，宝玉和她是一见如故的，已经可以随便言笑调侃了。但有黛、钗在场，妙玉似乎又感到过于直露心迹了，所以随之又来了一次转折，她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她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这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宝玉也许明白这是她欲盖弥彰，所以笑道：他“深知”，“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她二人便是了”。妙玉则道：“这话明白。”就是说：你明白我的心就好。她多么渴望这个金相玉质的青年公子能明白她的心。

读了这段文字，我们一方面惊叹曹雪芹的妙笔生花，但同时，更为妙玉玄奥曲折的怀春之心而深深感到喜忧参半：喜，是她的爱欲得到了顺畅而圆满的表达，达到了目的；忧，是她爱得太苦！她热切地希望她那烈焰一样的少女的爱欲能得以宣泄，但是，她却又不得不将其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实在令人感叹不已。打个比方说，妙玉的爱情如同层层大石板之下曲曲折折生长出来的一株花枝，上面开放出一朵纯洁的小白花，其形态是柔弱的，甚至是病态的，但是，它的生命力比之于沃土中培植的鲜花的生命力显然更顽强。在如此枯寂的处境中，她都能以如此曲折迂回的形式宣泄自己的爱，那么，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扼杀她呢？

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戴震曾沉痛斥责宋明理学家“以理杀人”，揭露“遏欲之害”，主张使“各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对此，理学家们是忧心忡忡的：让人各遂其欲，各种恶劣情欲岂不趁势泛滥？对此，戴震等思想家已有颇为辩证的认识：不能为防止邪恶情欲泛起而禁锢正常人欲的解放。否则，必将使天下人“生道穷促”，丧失生活意趣，虽生犹死，对世事冷漠，人间将变得冰冷。思想家们是抓住了时代的要害、本质问题的。曹雪芹塑造妙玉的形象，其思想与当时思想家们同步的。妙玉在其情欲宣泄中，从未放纵自己，也没有公然向宗教、礼教叫阵骂阵。她是有欲而不纵欲、放诞而不失其度的。她的起点是不同凡俗的，虽然正处于年龄渐大欲火难抑的青春期，但她能执着于高品位、高格调。这表明，曹雪芹在塑造妙玉等“情种”的形象时，已经站到了当时思想家的最高水平上。这也表明，曹雪芹对中国人性复苏的前景是充满自信的。谓予不信，请看妙玉加速前进的步伐。

第一次闯关的顺利，使妙玉对人欲的追求更大胆、更执着了。请看第50回贾宝玉访妙玉乞红梅的故事。为了使这个爱情乐段更富有诗的空灵气韵，小说家没有用线型延续之法，在写法和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开拓。他一反第41回的实写之法，在有关妙玉的段落中，笔笔都在写妙玉，但却始终未让妙玉出场，笔笔写妙玉之欲，却始终未写一个欲字。在整个第50回中，妙玉活泼的青春身影始终都在幕布后活动着。这种以虚代实之法，显然艺术容量更大，更富有逗人遐想的艺术魅力，充分揭示了妙玉的美如兰的气质。

这段故事是从宝玉写起的：为联句之事，他早早起床往芦雪庵而来。经过妙玉门前，看到庵中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显得分外精神。宝玉不由驻足细细观赏了一番。

红梅（如同胭脂一般的红梅，雪中的红梅）是什么？是妙玉也！曹雪芹抒写了人物所依存的美妙景物，以傲霜斗雪而开的红梅，将一个青春如火的少女形象映衬得十分妖娆，令人神往，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一种热切感、可触感。

小说家显然是十分重视这一笔法的。当栊翠庵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曹雪芹便以生活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太太的眼睛，看出了此处与别处的不同：庵中花木繁盛，“比别处越发好看”。这无异于说：生活于这冷寂空门中的人，青春的生命力是极为旺盛的。这一以花喻人之法，在第50回前后运用了多次，连寡居的李纨也发现“栊翠庵的红梅有趣”，以至产生让宝玉去折红梅的奇思妙想。宝玉折得红梅而来，小说家又大加赞美：众人看那红梅枝条奇巧，生机盎然，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赞叹不已。这就把老太太的观感具体化了，把宝玉的观感工笔化了。如果把这段描绘和《红楼梦曲·世难容》联系起来对读，人们就会发现：这里写的全是妙玉。这红梅的神韵，就是妙玉青春风采的写照。

质言之，这里的红梅和第63回的粉笺，都是妙玉心灵的载体，都是她的青春生命的意象。

当宝玉笑嘻嘻地掮着一枝红梅回来时，众人笑谢，宝玉却说：“你们如今赏吧，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此话的涵蕴是令读者品味不尽的。这又是一次虚笔反衬：妙玉见了宝玉独来，费了多少精神滞留刁难宝玉，稍有情感生活经验的读者，是不难想象其妙处的。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是必须用诗来抒写的。于是，诗情洋溢的大观园诗人们给宝玉出了一个绝妙的诗题：《访妙玉乞红梅》。它点出了宝玉乞红梅是为了访妙玉；而宝玉访妙玉则不仅仅是为了乞红梅，故而有诗情要抒发。宝玉在诗中把乞红梅视为“寻春”，将栊翠庵视为“蓬莱”仙山，将妙玉视为仙子嫦娥，写自己回来之后依然沉浸在栊翠庵幽秘的气氛之中。贾宝玉是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但是，他却又没有完全了解妙玉的心，他仍把她当作一个神秘的仙子，而不是一个人间少女。所以黛玉、湘云的评语是：“有些意思了。”但也只是“有些”意思而已。

情蓄于心，终究要发之于外。赠梅之后，取代象征性红梅的，便是传情意蕴更为显然的粉笺了。当众女儿为宝玉生日偷偷大搞祝贺活动时，被隔离于众少女之外的妙玉再也不甘寂寞了。她给怡红公子送出了粉红贺笺。

大观园中祝贺过多少人的生日，妙玉曾给谁送过贺笺吗？没有。但她独记着宝玉的生日，独给他送来了贺笺。上面写的不是“妙玉恭肃遥叩芳辰”，而在名字前边加了“槛外人”三字。用心何其良苦！送贺笺，表明她勇敢地迈出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步，但她又给自己留下了退步——我是以“槛外人”的身份来贺寿的。

见到这张贺笺，宝玉是十分惊喜的（局外的丫头们则以为不必“这样大惊小怪”）。邢岫烟看到这张拜帖想得很多，她认为：这是妙玉“放诞诡僻”生性的体现。这倒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的。妙玉此举确实够“放诞”脱俗的了。不管从佛门清规、封建礼教和男女“大防”来看，此举都是极为“恶劣”的“大罪”。妙玉不会不知道此事的严重性。但是，她知其不可为而为了。对此没有先例的举动，可以想象得出，她是“费了多少精神”才构思出来的。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她是下定了不顾一切后果的决心的，真可以用“色胆包天”评说了。对妙玉，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灵震撼，对于读者，又何尝不是一次巨大的心灵震撼？没有一种毅然叛道的大勇，她是绝不可能迈出这一步的。

这一粉笺，是妙玉的心灵炼狱图。和林黛玉的孤高傲世一样，妙玉的一分放诞，便是一分觉悟，一分抗争。

但是，除了宝玉那遥相呼应、言不及意的回帖能给她带来一点细微慰藉之外，她还能得到什么呢？也许，妙玉本没有打算在这个暗如地狱的世界上获得什么馈赠。她所能得到的，无不是她自己搏斗而取得的。此后，“轻易不出禅关”的妙玉，终于频频迈出庵门。看来，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走出去，否则，在感情生活中，她依然只会处于水中月、镜中花的境地。

于是，小说家构思了中秋夜妙玉出关、续诗一节。

为了更充分地展示妙玉的“才华阜比仙”，小说从月夜音乐写起。“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在皓月临空、天寂地净的大观园中秋之夜，一缕袅袅笛韵在清风中飘进了栊翠庵。妙玉出关了，跨出了庵门，与在寂寞中联句的黛玉、湘云不期而遇。当她听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两个诗句时，她走出山石，笑道：“好诗！好诗！”但她又说：“不必再往下联。”黛湘二人见是妙玉皆很诧异：“你如何到这里？”如果妙玉确是断尘缘苦修行的女尼，这样问会使她很尴尬的，但妙玉却笑道：“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听见你两个联诗，更觉清雅异常，故此听住了。”这无异于说：我不能在此良辰，只伴青灯古佛，也应享受这人间赏心乐事。在评诗时，她一再指出黛湘的诗虽好，但“太悲凉”“过于颓败凄楚”“所以我出来止住”。就是说，她是不赞同“太悲”“颓败”的，于是，她继而邀黛湘至庵中品茗——品诗。黛玉说：“从来没有见你这样高兴。”于是请她改诗。妙玉三次评诗，既表现了她的文学修养的不同寻常，又表明她的评语并非一时兴到之语，而是她的人生体悟之结晶，展现了她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她不主张消沉颓废，而主张与命运抗争、珍惜青春、善待生命的。在为黛湘续诗时，她竟试图将黛湘的颓败凄楚情绪“翻转过来”。她用了“卒章显志”之法，抒发了自己的“闺阁面目”：在这长夜漫漫、充满鬼魅怪异的人间，人生确实艰险，但我们在这样的时刻，不能自戕。收束是亮丽的，大气的，超逸的。她明确主张：“如今收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其主张实质在于“咱们的闺阁面目，”这是潜藏于她心底的话。所以林、史二人皆道：“极妙！”

在续诗中，真情与理性相辅而出，抒写了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这显然是她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潜心思考的概括。所以，黛湘看了续诗，赞叹妙玉为“诗仙”，竟拜她为师了。她是有理想在胸中的。这种由理想支持的人生，将导致她的精神灾难。这就是第87回的走火入魔。

那一日，妙玉在惜春房中下棋，与宝玉邂逅，以机锋向宝玉传达了情感之后，又让宝玉指引陪她回庵。二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走近潇湘馆，听到黛玉操琴之声，宝玉提议去看黛玉，妙玉拒绝。于是二人坐在山石上，在夜间，妙玉、宝玉的如此行为，已经异乎寻常，又坐了下来听琴，边听边评说，直到君弦太高而断，妙玉大惊失色，连忙起身回庵。

妙玉试图通过打坐诵经平息日间的种种无法平静的心绪，坐至三更，走出前轩独自倚栏，忽听屋上两只发情的猫儿一递一声地嘶叫，不觉一阵心跳耳热，再也无法自控，在种种矛盾心情的冲击中，终于魂不守舍精神崩溃，迷乱中说出了潜藏心底多年的话：“我要回家！”“送我回去罢！”“我不得活了！”

这个少女一直以自我构建的精美而奇特的框架约束着自己真情的爆发，导演着只在自己内心中活动着的爱情。长期来，她只有婉约蕴藉的行动，而没有淫邀艳约、偷香窃玉之类的低俗行为，她尽力保持着自己纯真、高洁的品格风仪。但是，她所恋爱的人终究未能理解她、接纳她的炽情，这使她内心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在黛玉断弦、猫儿嘶叫的猛烈刺激下，她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于是在贾府内外引起了种种评说，惜春说她“尘缘未断”，终不免“邪魔缠扰”；外边的浮浪者说她年青风流，“哪里忍得住”！也许外边的这些传说，是贾府中知道内情的人传出去的。正是这些飞短流长导致了强人劫持妙玉，从此下落不明。

妙玉故事至此是应该打住的，这样可以让她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一个悬念，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浪花。遗憾的是后文还有6回书近10处写及妙玉，全属“添足”之笔。“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的妙玉已经杳如黄鹤了！

三

以上对妙玉的解读，已经涉及我对妙玉的美学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评价了，但是长期来许多红学研究者对妙玉迥然不同的评价，使我难以就此搁笔，深感对一些问题必须作出答辩。从护花主人王雪香评点中的“怪诞”说和“劝惩”说、陈其泰的“儿女私情”“俗不可耐”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种种“双重人格”说、“矫情”说乃至“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统治阶级豢养的宗教徒之说等等，我是无法苟同的。特别是1987年出版的《红楼风俗谭》，集200多年来对妙玉道德恶评之大成，称：妙玉“貌似高傲，乖僻狂妄”，说作者是“大骂妙玉”的。又说：“妙玉这个人很容易给人误解，觉得她清高、博学、可爱等等。实际上是个很讨厌的人。”还说她“很会拍马屁，以另一种方式‘拍’。在第41回，说穿了，他（她）的地位同刘姥姥一样，都是女清客。而她又嫉富骄贫，同样是‘老太婆’，她却奉承贾母而鄙视刘姥姥。”“曹雪芹是不宽容妙玉的，可惜看不到‘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原文，未免是千古遗憾了。”①

这篇无缘无故“大骂妙玉”的文字，令人十分困惑不解。

照此评论，哪还有“气质美如兰”“无瑕白玉”？哪还有“可怜金玉质”？完全没有了。红楼人物关于妙玉“不合时宜，权势不容”以及她蔑视贾府的言论，也就绝难解释了。不要说前80回中找不出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评论，就是后40回也是找不出这方面的佐证材料的。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略析了妙玉在宗教、礼教和儒家传统女性观交织成的铁笼中所呈现的复杂的内心矛盾，她在追求和宣泄情爱的全过程中，每前行一步都是既勇毅又左盼右顾的。这虽然妨碍了她前进的步伐，但并没有断送她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她的性格的主导面是鲜明的。

我们知道，人的文化心理（包括情爱）绝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现存的各种文化合成材料组构而的；人的自由形态大体上只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给予的自由度相一致的，所以列宁说：不能回避“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前程”。在文学评论中，就是鲁迅所说的“知人论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文学家，曹雪芹没有打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他如实地把妙玉放在一个“三棱困境”中，只让她在这个困境中去进行“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②她只能以当时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作为自己质疑和反抗的立足点。在宋明理学铺天盖地、贾府高墙森严、栊翠庵狭窄而封闭的小天地中，她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形和无形的传统“生命磁场”惯力的控制和烧焙，只可能成为夹炭夹沙陶器和早期青瓷，而不可能成为玻璃杯、塑料瓶。在抗争、反叛过程中，她是难以保持一张生命的粉笺的。她试图并实行了质疑、反叛，就算得“脂粉队里的英雄”了。在那个“人”的本质已被腐蚀殆尽而民主启蒙思潮又处于“明而未融”、一波三折的历史时期中，人的心灵几乎都是残缺的。妙玉的性格只能达到内方外圆的水平，在冰冷的“牢坑”“火坑”（龄官、智能儿、惜春语）中，她在作出叛道抉择时，不能不有意或无意地以她所反叛的某些“天理”来约束自己。积毁能销骨，微瑕可掩瑜，在贾府内外的男子们以及被男权文化异化了的女人们的眈眈虎视中，她能争得的自由度是极其有限的。她的情爱可谓酝酿最深、有怨有怒了。在赠送红梅给宝玉时，在给宝玉送生日粉笺时，在用自己吃茶的绿玉斗给宝玉吃茶时，在月夜跨出庵门赏月评诗时，在与宝玉以机锋传递情感时，在主动要宝玉引路时……那是需要经过多么复杂的内心斗争和战胜多少世俗观念的勇气啊！既有敢爱的勇毅，又为“理”所困扰，内心的搏斗显然是难免的。这种思想的烙印简直是鲜血淋漓的。我们怎么能将其归结为“双重人格”“矫情”“乖僻”，因而判之为“很讨厌的人”呢？“矫情”，是伪诈之情、违背常理的故作正经之情，这和妙玉热烈而执着的向往情爱时的审时度势和适度自控的素质，有多少共同之处呢？如果那样认识，那么，黛玉、晴雯、鸳鸯等人的真情也就都动摇了！曾在女性观方面颇有卓见的周作人曾强调对“纵欲”和“禁欲”“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力倡寻求得合情合理的取舍③。我以为，这是切合历史实际的。曹雪芹在赞美妙玉的合情合理的情感追求时，是适当的，他没有让她过度浪漫——她不时地越出雷池，但又没有走远，踩到底线，可以说是徘徊于守道与叛道之间的，但主导精神不是守道；她的守道正是为了叛道。这正是她与“矫情”的本质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曹雪芹并没有使这位少女的情爱体验极端化，从而导致对她的情爱经验的放逐。特别是在社会大转型、文化价值较为混乱的历史时期中，女子在把握分寸时往往是小心谨慎的，以免给人以口实。“眉眼稍动被人猜”，岂能不谨小慎微？谨慎，往往是尤为重要的。作为具有早期启蒙思想家眼光的曹雪芹，在刻画女性性格时是非常具有卓识远见的，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拒绝了才子佳人（实际上多为才女佳人）小说的浅薄和庸俗，这也就把他与兰陵笑笑生、李渔等人区别开来了。他使妙玉的爱欲经过诗意的冶炼和启蒙思潮曙光的烛照之后，呈现出近代女性生命激情的张扬和自由有度的舒展，但拒绝让这个气质高、才华富的少女陷入歧途，从而使之成为当时和后代中国女性前瞻自身解放和追求理想生活的一个明亮窗口。如果我们的研究者能排除自视高明而实际上违背历史主义精神的那种批判意识，放弃为200多年前的少女筹谋感情生活的干涉观念，是不至于把“矫情”之类评语加到妙玉头上去的。

《红楼梦》时代的少女的人生选择，是无法彻底摆脱被选择的选择（男权中心主义的选择）的历史文化阴影的。这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妙玉是不能承担这个历史责任的。她已经尽力为之了，其主导方面是反传统旧观念的。

至于“依附于没落阶级”之说的不能成立，几乎是无须费言论证的。她在苏州时，就因“不合时宜”，为权势不容；进大观园前，她就曾声明：“侯门公府，必以贵权压人，我再不去的”；元妃省亲时进庵拜佛，题了匾，又“额外加恩于一班幽尼女道”，但妙玉毫无受宠若惊之表现和谢恩之举；贾母初至栊翠庵，妙玉不过在院中奉茶一杯便自离开，吃“体己茶”去了。吃“体己茶”时，宝玉说她的绿玉斗是“俗器”，她当即说出了根本不把贾府放在目中的“狂话”；贾母病重时，她也只作礼节性的探望，并且宣称：“我要来就来，不来，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完全应该说她对封建权贵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依附”“拍马”之评，纯属凭空虚拟。

我们认为，妙玉形象的正面意义和美学价值是无法否定的。

女性解放的历程和中国人性的复苏，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少女少妇们显得特别活跃、敏锐，对于自己过于沉重的命运，有些人往往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对男权中心主义及其所制定的各种规范、制度进行亵渎性的追问和挑战，曹雪芹正是依据这一历史脉搏，展开对红楼脂粉英雄们的形象塑造的。妙玉，是她们中的困苦更多因而更艰难的“这一个”。以感情生活为例，她和黛玉、晴雯、湘云、宝钗、袭人等都是爱宝玉的，但是她们爱的内涵、格调、方式、目的和结局多么不同啊！仅以黛玉和妙玉为例，黛玉是因外祖母的分外疼爱被接进贾府的，作为老太太的心肝儿肉，她得以和宝玉同住一屋，形影不离，她和宝玉由亲情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爱情；由于后台坚实，她可以计较很细、很深，可以尖刻、使气；入住大观园后，他们可以随意往来，可以对宝玉直披心迹，其目的是要与宝玉终成美眷的。但妙玉则显然不同，她虽被“请”进大观园，但是难得一会宝玉。在贾府中她是无所依傍的，连她的“贫贱之交”有半师之缘的邢岫烟对她也多以恶语相加。她的一切思考、安排都得自斟自酌，而没有交流者。她爱宝玉，但表达情感时始终是幽密隐晦的，往往婉曲得像谜一样，每一个行动都是不能不既顾前又虑后的。对宝玉的感情是真诚而热烈的，但几乎毫无达成婚姻的奢望。她与宝玉的交往，目的只是寻求一条可以让自己的滚烫的青春心潮有一个流淌的渠道，让自己有一个展示青春热力的对象。她所重视的，实际上只是现实的进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她和黛玉虽然同是无瑕美玉、纯洁的爱情之花，但她们是绝不雷同的。她们的悲剧带给人们的审美感受也是迥然有别的。

在红楼少女群体中，有一个亚群体——小尼姑小道姑们，她们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其实，这是一个体现女性悲剧命运的特殊要素。它是封建社会中女性的一条重要悲剧之路，它深化了女性的悲剧。曹雪芹注意到并且深切地反映了这一悲剧。智能儿、智善儿、芳官、藕官、蕊官、惜春、紫鹃以及没有姓名的12个小尼姑、小道姑，还有水月庵中的仙鹤等一群小道姑，她们分明都是女儿身，但她们都被剥夺了做女儿乃至做人的基本权利，使生命花蕾在空寂的幻境中虚掷。但是，封建主义的僵尸行将倒塌时，她们开始走上了反叛之路，智能儿自幼就仇视佛门，称尼庵为埋葬自己花季的“牢坑”，小小年纪便敢于主动寻求爱情，敢于和秦钟幽会，与其生死相恋，最终逃出了禅关。仙鹤等则在水月庵中大肆越轨，唱曲喝酒，与男人交结。芳官、紫鹃等则是在走投无路之时被逼入空门的，她们终将在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中滋生出人生希望。妙玉是这个亚群体的代表，在对于宗教、礼教、人生观、女性观等方面，她和空门中的少女们是有共同性的，但她又不同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除了文化修养、大家闺秀风仪和才智气质方面的不同之外，在反叛宗教、礼教和感情生活的追求方面，她和她们在层次、风调方面都有差异。她没有采取她们那种幼稚、浅陋乃至低俗的方式，她将形体囚于尼庵，正是为了精神上能摆脱封建权贵、封建礼教和宗教的侵害，她正是利用尼庵作为挡风墙而对种种“神圣事业”和“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进行亵渎性的挑衅和背叛（恩格斯语）。她竟然在封建营垒的内部，皇妃的省亲别墅中开掘一条离经叛道之路，这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她为什么对庄子之文情有独钟？因为她向往的是那种心灵逍遥、任情自畅的人生境界，而不是一时一地的浮躁浅薄的欢愉。在恋爱中，她是进入了曹雪芹所开创的“意淫”境界的。唯其如此，她的形象中才透露出一种女性获得精神起飞的可能性；唯其如此，她才有摆脱“美丽的囚徒”（罗素语）的精神枷锁的希望，才有可能争取回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位置上来。

郭沫若在《〈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中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④我们以为，以此评说妙玉大体也是合适的。⑤

①邓云乡先生著《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1页。

③《结婚的爱》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④转引自《商洛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第39页。

⑤此文是我与陈心浩合作的。

1999年12月初稿

2016年9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