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单纯的效果》

单纯的效果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本意不如说是解释者的衍义，《红楼梦》有众多的人物，从宫廷的皇帝贵妃到乡村的平民百姓；有纷繁的事态，从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到少男少女的恋爱纠纷；有复杂的思想，从人生如梦的喟叹到专制社会的批判……确乎构成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但《红楼梦》的爱情故事，却是以异常纯化的手法凸现出来的。

一般地说，中国的古典文艺，不只诗词歌赋，就是戏曲小说，现实性都不是很强的，甚至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直接描写社会矛盾、政治斗争的作品，最终也主要归结为人生无常感，在历代兴亡中获得某种人生彻悟，一切真切实在的现实冲突都被纳入一个神话般的框架内，包裹在巨大的人生感叹之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求得个人的精神慰安，鲁迅就深刻地揭发过，中国人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具体地说，曹雪芹的家庭身世与当时的统治集团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作为权力再分配而引起的内部倾轧的牺牲者，曹雪芹对当时的社会体制有着深刻而清醒的批判意识，而这显然不可能在“文字狱”盛行的年月实现，他只能把自己沉痛忧愤的亲身经历隐蔽在近乎神秘的艺术形式中，“毫不干涉时世”，有意淡化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切感。这是传统和社会给予作者的限制，但因此也使他的作品取得了谜一样的阅读效应和独特的美学风貌。

《红楼梦》的单纯首先是描写环境的单纯。贾府当然不单纯，举凡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错综其间，但就宝、黛而言，他们生活的环境，大体上就是大观园的女儿国。荣国府门禁森严，大观园更是园中之园。小姐外出，外人一律回避，小姐们脚不着地，被一乘轿子由贾府抬到另一处庭院，虽然环境不同，但小姐们始终生在自家的氛围中，和外人没有联系。难得乡下来了个刘姥姥，小姐们的生活多了些外面的新鲜，对那些乡野趣闻，“越发得了趣味”，高贵的小姐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贾政的谪降升迁，探春远嫁海外，薛蟠横行千里等，并未成为作者再现广阔社会的线索。贾宝玉的最大苦闷就是被禁锢在高墙深院之中，他充满着挣脱牢笼、自由解放的渴望，连见到秦钟这样一个本来极平常的人物，他也怅恨良久：“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大观园外面的东西，是那样新鲜有趣。刘姥姥为取悦贾母而胡编乱说，宝玉听得最认真，还要寻根刨底。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家里陪侍贾母，“在内帷厮混”，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与他无关。而且，就是在家族内部，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大家庭中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和冲突影响到他的也很少，贾母一口一个“心肝宝贝”，使得他的生活世界极为单纯。

《红楼梦》的单纯也表现于宝黛心性的纯洁。贾宝玉自不必说。至于林黛玉，则是有洁癖的。她的《葬花词》有云：“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就是她的精神写照。黛玉和宝玉一样不喜欢“脏男人”。面对“圣上亲赐”给北静王，王爷又转送给贾宝玉的一串鹡鸰香念珠，黛玉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临终之际，她对紫鹃的交代是：“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林黛玉身心皆洁，洁就是未受污染、未受牵连，当然也就是单纯。两个单纯的人却处于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他们之所以保持自我，极大得益于“老祖宗”的保护：

贾母多少次带领着宝玉、凤姐、宝钗、黛玉、探春等姊妹们、丫环们举行家宴、看戏、游园、猜灯谜以及逛庙等等娱乐，而且到必要的时候就把贾政那样只能败兴的人物撵了出去，以便大家得到自由行乐，特别是可以解除了对宝玉的压力，可以放纵起凤姐的说笑。她这样作，是维护了年轻人，更是满足了她自己。

这就使得宝黛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把自己的天性发展为一种信念。

《红楼梦》的单纯，更突出地表现在宝黛爱情内容与过程的单纯。在他们自己的认知中，宝、黛是两个一无所有的人。宝玉说：

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第二十六回）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第四十七回）

黛玉也说：“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第四十五回）然而，因为他们在“物”上一无所有，才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我”。他们的爱情，没有社会内容、文化含义，只是两个“自我”的融合，他们的强大在于此，他们的软弱也在于此。性格思想之外，作者又把爱情故事置于一个相对静止而固定的场所，以近乎琐碎的语言写他们两人在一起的言行动作。这个发展变化，主要源自外部影响和干扰，就宝、黛两个当事人而言，各自的情感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恋爱以外，人生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生活内容，也看不到恋爱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着、咀嚼着这里边的一切，从这里面酿造出她自己的思想、性格、情绪和嗜好，以及她精巧的语言与幽美的诗歌；以后，就在这里面消失了她自己”。《红楼梦》经常被认为是爱情小说，这不是说，小说写的就是爱情，而是说，它写出了古中国唯一的纯粹的爱情。

这就是两部小说的力量和魅力所在。爱情从来不是孤立的，但爱情又自有其独立性。当社会伦理关系、功利物质考虑浸透世俗爱情之时，《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以单纯的“自我”的结合，而不是对幸福的追求为爱情的主题，才真正把握了爱情的灵魂。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更把它提升为一种悲剧理念：“为了写一部悲剧，艺术家必须从人类经验整体中孤之出一个单独的因素，并经那因素做他唯一的材料。”单一性是所有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丰富复杂的性格一般不是悲剧性格。但人生在世需要展开其性格的多面性，单一性格的形成必须有特殊的条件。贾宝玉拥有这些条件，可以在大观园中继续秉持其情痴本性，永远像孩子一样，代表未被社会污染过的自然人性，李贽当年大声疾呼的“童心”，在此获得了具体表现。为了应付现实环境，需要付出某种东西，其他许多人可以做得到，但贾宝玉和林黛玉却做不到。

于是，这两个单纯的青年男女在简化了的环境中大胆相爱了，因此也就招致了家族制度和文化惯性的压力，爱遭遇着压迫：一方面是不得爱毋宁死，另一方面是坚决不允许爱情的萌生滋长。《红楼梦》就在这样的不可调和的境况中以充分的笔墨刻画了宝、黛爱情的深微委曲，痛切愤懑。只有大观园的环境才能绽开爱情的花朵；只有大观园统治意识的高压，才使他们的爱情以异乎寻常的叛逆姿态向整个传统意识挑战，并最终以悲剧而结束。这也与西方的爱情悲剧相似。英国学者布雷德利（Andrew Cecil Bradley）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人物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几乎所有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种明显的单一性，即朝向某一特定方向的癖性；一种在某些环境下完全无力抗拒趋向这一方向的那股力量；一种把一样兴趣、一个目标、一种热情或心情看成是整个存在的，致命的倾向。”

贵族庭园众多的亭台楼阁和各色人等的穿梭往来，使作品纯化的手法罩上一层面纱，以至于我们只有深入到贾宝玉的性格之中才能清晰地把握这一艺术手法。这在《呼啸山庄》中就比较明显了。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仿佛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不远的吉默吞是它的极限。希刺克厉夫中间外出经商致富，但其性格始终一贯；辛德雷上过大学，而文明的高等教育只是使他的等级偏见更深罢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甚至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这个局促狭小的世界显然不是作家从生活中截取的一角或高度浓缩的现实概括，而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艾米莉是摆脱了文明习惯、思维方式、交往礼仪的网络来理解人的，她的灵感、激情并非来自现实，而是为了发掘人的隐秘的、深层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个内在世界，艾米莉也不是面面俱到、全面完整，而是高度纯化，追求那仿佛不含杂质的结晶体样的人的原始性格和感情。不是超常的爱就是刻骨的恨，希刺克厉夫有贾宝玉一样的单纯。就说凯瑟琳吧，在她决定嫁给林惇的时候，假如是狄更斯来写，一定会深入细致地捕捉她矛盾、游离的心态情感。但在艾米莉的笔下，却十分简单：她心中所爱的，仍然是希刺克厉夫，只不过是因了某种虚荣心理和“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这一并非现实的意愿才嫁给林惇的。简单直接，却又真实可信。

在这封闭狭小的现实环境中，小说高高地凸现出一个荒原风暴般的心灵世界、精神宇宙，人物因此超越了善恶是非的世俗社会，爱情进入与宇宙精神合一的灵的境界。唯其环境的原始、闭塞，人物的单纯不变，小说才充分表现出如此自然、如此真实、如此激烈的爱情。严格地说，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关系并非建筑在真正亲密交往的基础上，而是以需要为出发点，凯瑟琳之于他，是与世界疏离后唯一的依恋对象。在两人的关系中，希刺克厉夫十分谦卑，他服从她，对她言听计从，以她的了不起而自豪。是凯瑟琳把他从缺爱和自卑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她是唯一看重他并允诺满足他超常感情需求的人。当凯瑟琳趋向文雅时，希刺克厉夫便开始了堕落，随着他们之间社会与文化差异的日益加大，希刺克厉夫也越发消沉，直至以复仇来恢复自尊，忘却痛苦。艾米莉使她的人物摆脱其所依赖的事实和躯体，爱与恨都因其极端而单纯，而有力。以至于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感到：“仿佛她能够把我们借以了解人类的东西统统撕碎，然后用一阵生活的狂澜填满了这些模糊的空白，使它们超越了现实。她的才力，乃是一切才力中最罕见的才力。”

同样的手法源于不同的创作心态。曹雪芹是在经历了巨大的人事沧桑之后带着总结人生的意图创作《红楼梦》的。“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具有从江南到北国的丰富见闻，经历了从富贵坠入困顿的人事巨变，有着高雅的审美趣味和精湛的文学修养。艾米莉则天生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她喜欢的是残酷无情而又难以平息的大自然，“在她眼中，最幽暗的石楠丛会开放出比玫瑰还要娇艳的花；在她心里，银灰色的山坡上一处黑沉沉的溪谷，会变成人间乐园”。她的生活环境就是黯淡无光，寂寞凄凉加上她充满激情、骚动不安的心性，激活了她那不羁的想象和炽人的情感。如果说歌德能利用对外部事物的静观体察而逃避心灵的狂飙的话，那么艾米莉则刚好相反，她愿意沉溺在精神的煎熬和痛苦之中。于是，一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她29年的生命时光中确实没有什么重大事变，然而又没有一件与她无关，她没有恋爱，却丝毫不妨碍她捕捉人类最深刻、最不合逻辑、最出乎意料、最难以置信而又最真实可信的爱情的真谛。《呼啸山庄》是孩提般的天真单纯、严峻的清教徒性格、烈火般的浪漫激情这些互不协调因素的艺术整合。

分析心理学把人的心理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类型。前者反省自身，把自我和主观心理过程放在对象的客观过程之上，给主体一种比对象更高的价值，艾米莉便属此类——她是用她巨大的自我专注来写作《呼啸山庄》的；后者深入社会人生，跋涉在鲜花和血泪当中，所见愈多，所感愈深，曹雪芹是后一种——《红楼梦》是他一生的艺术写照。当然内倾、外倾之分是相对的，尤其是对于伟大的艺术家，艾米莉入神的冥想本身就是约克郡偏僻环境的积淀，离开她的生活和家园，就很难了解其人其书；而曹雪芹十年辛苦写作《红楼梦》时，也是沉浸在充满忏悔和不平的回忆反省之中的。无论内倾、外倾，没有对人生的洞察和自我的体验，是不可能表现出真正爱情的。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诗云：“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通而成为诗歌。”（《吉檀迦利》）

的确，作者蕴得如此深，使自己也感到痛苦，似乎只有梦境才能宣泄；主人公爱得这样真，使人难以置信，仿佛是梦。所以有意思的是，两部小说都是通过梦境来外化爱情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梦的形成是经过无意识的一系列加工制作的，其中一个重要程序就是压缩。“所谓压缩，意即是梦的内容比隐含简单，好像是隐含的一种缩写体似的。”梦中的事件是梦所隐含的潜意识内容的简化，就是说情感意念、事件人物一旦进入梦境，实际上已经经过化繁就简的梦的工作，两部小说都以梦开始，正显示出整个艺术手段的纯化。

《呼啸山庄》是以洛克伍德的梦境拉开叛逆的爱情序幕的。“‘已经二十年了’，那颤抖的声音抱怨说，‘二十年啦……我已游荡了二十年’”，凯瑟琳的悲号，希刺克厉夫的呼唤，在冷寂的夜幕中，使人毛骨悚然，魂动魄悸。希、凯爱情中最深刻的冲突、爱与恨、生与死，通过这个意象一下子打动了我们，仅仅一个梦，就使我们领会到这个爱情的全部力量。而且，洛克伍德是与呼啸山庄的人事全然无关的观光者，为何竟至于残忍到抓住窗外的小手在玻璃上摩擦得鲜血淋漓呢？根特（Dorothy van Ghent）认为，这个意象的象征意义在于说明黑暗势力不仅自发地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外部”，即有形的窗玻璃外面，也自发地存在于内部，甚至存在于像洛克伍德这样局外人的心灵之中。因而，洛克伍德的梦以浓缩的形式象征了小说对人性的发现和开掘，象征着作者对恶、残酷、风暴等成分的赏爱与肯定。

《红楼梦》的梦境是徐徐展示的。在秦可卿温馨的卧室里，贾宝玉梦游仙境，听唱《红楼梦曲》：“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梦预告了宝、黛爱情的悲剧性结局，浓缩了宝、黛爱情的全部内容。甚至在作者看来，整个人生不就是一场梦境吗？富贵显赫，你恩我爱，但“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作者的“色空”观念原是不可否认的。实际上整个中国古典文艺都有这种思想，《桃花扇》中天翻地覆的创痛不也是在“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的悲怆咏叹中了结了吗？本着这样的人生观念，《红楼梦》的梦境也自有特色。《呼啸山庄》的梦是突如其来，令人恐怖的，对应着室外的狂风大雪，表现了极端、变态的浪漫精神；《红楼梦》则是幽静平和，层层递进，芳菲满堂，说明作者是冷静从容、满怀彻悟地回忆既往的，即使在这部“情书”的梦境中，也仍然渗透着中国古典文艺重理性节制的传统。

爱是永恒的。无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彬彬礼仪还是乾嘉盛世的文治武功，对我们来说都已是相当遥远而陌生的了，如同历史上无数煊赫一时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而约克郡荒原上的风却常常吹拂着我们，潇湘馆的疏疏竹影也一再浮现在我们的心头脑际。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在一代一代的青年男女的心灵深处占据了一个任何记忆也无法替代的位置，他们的爱情，永远在提醒着人们：必须保持与社会伦理的一定距离，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像一个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