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非常人与非常时》

非常人与非常时

在自我控制再加之以外在规范的伦理型文化中，一个贵族之家落魄子弟的自传体小说，竟然具有反省传统、批判现实的内涵和效果，是探索《红楼梦》文化价值的首要问题。有关这部小说、有关曹雪芹，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这里只能从文化变迁和主体经验两方面做一猜测性的描述。

需要从宋明理学开始。这不仅由于宋以后历代统治者均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更由于它充分发挥、具体展开了先秦儒学的“微言大义”，集中表现了传统伦理文化的高明之处和封闭僵化，成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那么这个广大周延、显赫百世的宋明理学究竟是怎样的呢？“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这16字真诀便是理学纲领。理与欲、性与情、道心与人心、伦理和自然，本是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理学的目标则是要求它们统一、交融甚至合一，解决的方法便是以前者统治后者，把社会的需要强加在个体欲求之上，取消个体的权利和要求，灌输充满统治阶级狭隘要求的“道”“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三）统一的“理”分化为各个具体不同的伦理纲常，突出了伦常秩序等级体制的普遍必然。所谓“理一分殊”“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把专制秩序和社会伦理落实、下灌到具体感性的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完全合一，以强化专制统治，保证传统社会的千秋万岁。

伦理思想、道德理论并非空中楼阁。理学本来是回应佛学挑战、重建儒家传统的文化工程，但在皇权政治的调配设计之后，理学就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组织、文化艺术和教育系统的传播，它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逐步成为束缚思想、压抑人性的专制工具。宋明理学当然是复杂的，它的价值系统迄今也不能说全是糟粕，但它对人性过于严格的约束确实萎缩了汉民族的精神意志，比如汉唐两代为古中国难有之盛世，但正像贺昌群所说：“汉唐两代，每为宋儒所极不满。”理学之流弊，即此可见。《牡丹亭》中的杜宝，连自家的后花园都不让女儿踏进。《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原是个老实人，看着女儿活活饿死，却连声说“死的好，死的好！”一面是愚昧、麻木、残忍，另一面是克制、忍让、牺牲，理学成就了儒学的辉煌，支撑了统治大厦，也限制了、压迫了人性的自由伸展，而女性则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在正统思想中也不能不激起反抗，心学的崛起即意在反抗这外在而强制的“理”。

关于阳明心学，这里只拟指出其两个既相互矛盾又不可分离的方向：从其本来动机而言，作为国家功臣的王阳明是企图在程朱的基础上进一步补苴罅漏，把伦理本体转化为伦理主体，把人的心灵完全改塑成伦理纲常的载体，“性、理、心在名言上有别，但在本体即体验上已透过心之知（良知）化合为一了”。王阳明以这个本体的“心”取消程朱之“理”的外在性和强制性，实现主体的伦理自觉和道德自律。所以从其客观效果来看，由“理”到“心”毕竟提示了任何规范和道德终须诉之于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只有把社会需要彻底转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价值理想才能真正实现。萧公权这样分析心学之于理学的解放意义：“盖儒学经武帝之推尊，遂为思想正统。中间虽受挫折，大体固占上风。至宋元之世，儒学化为理学，理学又专尚程朱。意窃佛老而语宗孔孟，辩入毫芒而本实因袭。末学弊极，寝至是非以孔子为权衡，细常至个人于桎梏。迁延至明，殆已趋于僵化。于是陈白沙破朱学之藩篱，求至道于已心。阳明继起，乃明揭思想解放之赤帜，发为学贵自得之论。”“细绎阳明良知学说，实隐寓平等之义。人人可以明德，满街尽是圣人，则人类于精神生活上完全平等，不容有高下尊卑之别。”王阳明在传统文化内部启动了具有近代性质的个性解放思潮。一旦具体的伦理内容被抛弃，便很容易通向自然人性论了。“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势。”由于明中叶以后统治结构的失序和市民意识的抬头，心学便主要朝着承认感性情欲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后来的泰州学派和李贽，他们甚至和佛教禅宗结合起来，构成了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

从嘉靖到万历，对理学的批判成为时代潮流。李贽说得还比较温和：“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空洞子》）冯梦龙就直接讥讽程顾“迂腐”。（《古今潭概·迂腐部第一》）袁宏道也说“宋时讲理学者多腐”。（《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一）所有这些反理学的出发点，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何心隐专门为“欲”辩护：“且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以无欲也。……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辨无欲》）李贽明确坚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人的自然要求，感性生活之外，并无更高贵的伦理道德，应当尊重人的自然感性。所以有人说“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焚书》卷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这些崭新的人性理论，通过文学艺术，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弥漫了大江南北，知识分子结社频繁，言论激烈，行为浪漫。屠隆说当时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一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诵不已”。（《鸿苞节录》卷二）史书记载：“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卷二八二）新观念不像理学那样精致，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但却直接诉之于最简单的事实和最直接的感受，发现了传统文化中失落已久的个体感性和自由精神，所以显豁易懂，醒人耳目。与此相应的是《牡丹亭》《聊斋志异》《长生殿》等一批以“情”为主角的文艺杰作，它们共同体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型文化。

如果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此也发生较大变革，中晚明思潮是可以发展成完整的近代思想体系的。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直线的，腐败的晚明政权终于被白山黑水间的游牧健儿取代。清初几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以其特有的新生活力，给老大的传统社会带来某种亢进的兴奋。他们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遏制了沙俄的入侵，使中国辽阔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在经济上，尽管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但江山一统之后，人口和经济迅速恢复，明中叶后兴盛的商品生产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由此形成持续130多年的“康乾盛世”。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河清海晏伴随着思想统一。这就是乾嘉之际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康熙对《四书》“字字成诵”，雍正亲自编撰《大义觉迷录》，乾隆九次去曲阜祭孔。与此相伴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如胡德平所说：“在他们看来，孔教经典阐发的礼法伦常，忠孝节义确是终保大清王朝万世罔替的最有力、最有效的精神武器。他们认为只要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就可以天下太平，长治久安。雍正皇帝在这方面朝夕匪懈所做的努力，不但大大领先于清朝其他各个皇帝，就是在整个封建主义社会中，恐怕也没有哪代皇帝能够与之相比。”

所以，在清初九州一统，宇内升平的繁华景象的背后，中国的文化意识、情感欲望正遭遇一个巨大的悲剧：中、晚明勃兴的个性觉醒、感性解放等观念和行为被彻底否定了，文化专制主义、复古主义，配合着铁蹄刀剑和镣铐巩固着大清帝国，纲常观念、理学名教又一次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一批理学名儒一再痛骂王学与李贽：王学“邪焰之炽，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难灭熄，百余年来，翟昙陋习，中人心髓，东鲁之书，悉化为西竺之典，名为孔氏六经，实则禅家六籍矣”。（熊赐履《学统》卷九）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其人为名教罪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以约束、控制为特征并服务于统治秩序的伦理型文化在最后一个专制王朝里发挥着最为恶劣的作用。在蒲松龄的笔下，连最爱笑的婴宁也噤声失笑；在吴敬梓的小说中，才女鲁小姐也在父亲的诱导下苦读八股，以一个“清净洁白女儿”“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是一个钳制人口、改脑换心的时代。正如后来龚自珍所说：“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一面是理学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理学开始走向实学（具有某些实证科学的成分）的倾向却被遏止，理学已完全失去作为学术文化的功能（这一方面被汉学取代），沦为专制政治的打手。而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学风也被挤进狭隘的经典考据领域，顾、黄、王、戴等大思想家均未能建立任何可以代替理学的哲学系统，更没有取得新的文化视野。总之，传统文化到了这个时期已失去任何创造能力。英国史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一种文明甚至可能在衰落的深刻痛苦中，依然享有物质上的福利和繁荣，这种“深秋的温暖”，只不过是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乾嘉时代的中国，就陷于这种物质和精神、现象和本质的深刻分裂之中，传统文化已日暮途穷，举步维艰，似乎在召唤着对它的反省。明清之际的巨大历史反差又恰好激活、促成了这种反省。黄宗羲写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始对数百年理学思想进行整理；理学正宗王夫之在思考了几千年历史兴亡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发展规律“势”的问题；而中国古代仅有的两部悲剧《桃花扇》《长生殿》也在此时出现，都可以看作某种反省传统、总结历史的端倪。其中最为自觉、最为深刻的，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中，曹雪芹的家族却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灾变。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是康熙的保姆，祖父曹寅是康熙的奶兄弟，他先任康熙伴读，再任宫廷侍卫，最后任江宁织造。一生仕途坦荡，富贵已极，以皇室家奴的身份把曹家推到了鼎盛的高峰。而且曹寅能诗文，擅词曲，主持刻印《全唐诗》《佩文韵府》，和他有过诗文应酬或官场交往的文化名人几近二百，文采风流，名重一时。曹雪芹在这个典型的巨富大贵之家度过了锦衣玉食的幼年。曹家自曾祖曹玺起，“专差久任江宁织造”达半个世纪以上，而江南一带，正是明清之际思想异常活跃、种族对抗激烈的地方，政治风云与时代风雨必然敲打着织造之府，敦诚在纪念曹雪芹的诗里反复以“燕市悲歌”与“秦淮风月”相对照，正点出江南的少年时光对曹雪芹影响之深。曹寅写过《续琵琶》一剧以表彰曹操，《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贾母就指着史湘云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桃》，《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这一件小小的故实曹雪芹都不放过，更遑论那个被黄宗羲称为“天崩地解”的文化巨变了。贾宝玉喜读《西厢记》，林黛玉醉心《牡丹亭》，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珍视，他们对传统规范的抗拒，都可以上溯到曹雪芹的江南追念。

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社会的一切资源都掌握在一统皇权之中，任何显赫之家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故，其子曹颐继任，不到三年也去世了。康熙甚感惋惜，指令从曹荃诸子中过继给曹寅，以续曹寅香火，有人认为这就是曹雪芹的生父曹頫。我们可以从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康熙的一份御批，看出他对江宁织造地位的重视：“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指曹寅——引按）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从此批中亦可看出康熙与曹家的亲密关系。七年之后，康熙驾崩，曹家失去了保护伞。雍正上台后革新吏治，整治敌党，曹家的处境急转直下，处处被难，时时受责，终于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抄家没产。其原因，一是曹頫“勒索驿站”，罪名见于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的“上谕”：“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着交部严审。”二是经济亏空，曹家在曹寅时代，就因接待康熙南巡等留下巨额亏空。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上谕”：“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陪补。……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着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着固封看守。”冯其庸据此认为：“总结曹頫败落，当时同时发作两案，先是骚扰驿站案，几天以后又爆发了更大的织造亏空案，终至抄家败落。而织造亏空案晚发先结，以抄没而告终。驿站案则在曹頫抄没后尚未告终，曹頫尚因此而被枷号。”周汝昌则认为，骚扰驿站与经济亏空都只是表面理由，曹家被抄实则受隆科多一案的政治牵连。关于抄家以后的情况。驿站案发生后的11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雍正命隋赫德接任江宁织造，隋赫德后来在《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中奏报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关于曹頫被枷后的情况，雍正在曹頫请安摺上的批语说：“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吴恩裕据此认为：雍正将曹頫交由怡亲王允（胤）祥审理，“这既表明，雍正对允祥十分信任，也表明，雍正对曹頫有‘矜全之意’”。雍正似乎并不准备让曹家一败涂地。曹頫被枷、曹家被抄后，曹家仍受到一定关照。据另一则史料：曹家被抄后，“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于京城崇文门外蒜示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这种情况，当然使我们联想到，虽然贾府被抄，但贾府上下仍有足够的生活资源。这一点，可以和雍正对李煦一案的处理做一对比。李家被抄后，将其家属及家仆等“二百余口，在苏州变卖”，苏州卖不出去的，又将他们“记档”，“交崇文门监督五十一等变价”。对李煦本人，在查出“李煦买苏州女子送给阿其那”后，“依例将奸党李煦议以斩监候，秋后斩决”。雍正批示：“李煦着宽免处斩，发往打牲乌拉。”73岁的李煦被充军到打牲乌拉，终死在那里。冯其庸在介绍李煦一案的处理后说：“同样曹頫私藏塞思黑（雍正之弟胤禟，康熙第九子）镀金狮子的事被查出以后，雍正却不予理睬，未做任何处理。……我看并不在于雍正对曹頫有什么好感，而是为了照顾怡亲王的情面。”

然而，尽管仍有房屋、仍可生存，但一个富贵流传将近百年的织造之家，确实在雍正五年落了个“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悲惨结局。在此之前，曹寅内兄、苏州织造李煦的家产已在雍正元年籍没，雍正五年又被定为“奸党”流放打牲乌拉。曹家另一门亲戚，曹寅的女婿平郡王纳尔苏也在雍正四年被革爵圈禁。康熙时联络有亲，荣损一致的几大家族在数年间家破人亡，灰飞烟灭。

曹雪芹此时约5岁左右。归北之后，一度在右翼宗学任教辅人员，因而结交敦诚、敦敏兄弟，敦诚后来有“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记忆，此后移居西郊。乾隆二十四年有南京之行，入尹望山幕。一年回京，在艰难困厄中创作《红楼梦》。这是吴恩裕的说法。但据周汝昌的考证，雍正十三年乾隆即位，照例有普遍的封赏和赦宥，叠涉曹家旧案，亦在宽免之数，故曹家也因此有过一度“中兴”，恢复了“小康”局面。但乾隆四年（1739年），也即在曹雪芹16岁左右，又发生了“弘晳逆案”（或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逆谋案）。主谋人爱新觉罗·弘晳，为康熙朝太子胤礽之子。在胤礽历经两立两废变故，雍正、乾隆二帝相继继位后，作为康熙嫡长孙的弘晳心有不甘，且朝中多有持“立嫡立长”的宗室成员党附之。周汝昌评论说：“观此案，以废太子之嫡子弘皙为首，弟兄辈密谋大事，内有胤禄之子，事不足异；最奇者中竟有怡亲王之二子在。可知在宗室内，反对雍正之人实夥，震于威严，不敢轻动，至是乃欲于其子弘历之身以报之。”事泄之后，乾隆迅速出击，对涉案人重定罪责，弘皙遭削爵、圈禁，党附者同遭打击。周汝昌认为：

余疑曹家之最后惨破，与此一大案有关。此案之主要人物，为胤礽、胤祥、胤禄三人之子，曹家与之皆有牵连。如胤礽家，曹寅在时其乳公凌普常往索求银两；胤祥家，则雍正曾明言胤祥甚疼怜曹頫，故交与胤祥照管。至胤禄家，更在早即有曹頍为其茶上人役。再自平郡王之情况考察之，此一大案情既交福彭、讷亲二人审讯，而其后乃改由康亲王、和巴尔图等议奏；尤显者，议事奏事大臣向为福彭、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来保之列名中，自是不复见福彭名字（直至七年十二月，始复见）。此必福彭自身之亲戚、属下人等，与此案发生干连。其包衣大、披甲人既已有生事之情，若系细故，决不致使一平郡王销声匿迹至数年之久。自此数方面关系观之，曹家于乾隆初元复得小康后，盖即又于本年之大逆案中再遭巨变。

遗憾的是，就现有的史料，还不能对曹雪芹个人的生活情形作一完整清晰的叙述，所能肯定的是：曹家在雍正五年遭遇巨变，曹雪芹流落京郊，生活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窘中，但他保持着“傲骨如君世已奇”的气节，并以“十年辛苦”写作《红楼梦》。

亲历巨大的人世悲剧，存在主体最易产生的反应是把它归诸王意和命运，并转化为对无常的叹息和认可。先于曹雪芹一个世纪的张岱（约1597-1671年），就在明清易代之后写了一本《陶庵梦忆》：“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平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拂前，一一忏悔。……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在艰难困顿的晚年，回忆当年的豪华，张岱只能以过去的欢乐来慰藉今日的艰辛，他意识到“黍熟黄粱、车旅蚁穴”正是对过去“繁华靡丽”的报应，回忆是对曾犯下的罪孽的忏悔。感慨今昔，忏悔既往，与《红楼梦》极为相近。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更以“七不可解”的句式颠覆了一些传统观念，与贾宝玉的观念相通。但“陶庵梦”不是《红楼梦》，因为张岱只是个人回忆。人生只如梦幻，他没有获得重建过去的文学结构，也没有探究人生究竟的主体力量，他明白自己的回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生活着、劳作着、死亡着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即便士大夫文人，也不过是把自己的沧桑感怀写进诗文叹息而已。

曹雪芹雕塑

曹雪芹当然也属于这一人文传统。俞平伯即指出：“我想《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凉，由娇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此书本旨……”但主要有两个因素，使得曹雪芹的“自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感叹身世、情场忏悔、闺阁昭传。一是作者个人的身世经历。周汝昌这样总结曹雪芹的一生：“雪芹是处在众多‘交叉点’上的一位奇特的历史人物。在他的身上，错综复杂地重叠着这些‘交叉’：古‘今’、南北、满汉、旗民、兴亡、荣落、贵贱、穷通、悲欢、离合、爱恨、喜怒、雅‘俗’、庄谐、贤愚、痴黠……以此之故，他阅历丰富，感受非凡。他的哲思，混茫着世界、人生；他的才华，潋滟着千汇万状。”无论是“扬州旧梦”“秦淮风月”还是“废馆颓楼”“燕市哭歌”，都是生活给他的馈赠，在这些极端对立的人世经验中，曹雪芹最具体地把握到人生的底蕴和世道的真相，最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社会文化制度对人性的压迫、改造，终于获得了全面体认生命和生活的契机和视角。二是《红楼梦》特定的历史背景。曹雪芹的创作发生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次“盛世”。当代学者刘大杰则指出：“曹雪芹生长于雍正乾隆年间，这是清帝国政治的最盛期，也是开始没落的时期。中国的封建文化，从西周开始，经过了将近三千年的长流，到这时候，一面放射出烂熟的幽光，同时呈现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景。《红楼梦》这一伟大的作品，就出现在这一转捩的时代。”

尽管曹雪芹没有摆脱宿命观和无常感。“运终数尽，不可挽回”“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然而，对于这位天才作家来说，一生的痛苦巨变更是他思考人生、探究社会的契机：“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他满腔激情地回溯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记录了自己曾经的和想象的美好岁月和众多“异样女子”的才华风貌；描写了一个贵族之家的衰败破灭，也询问着在礼教之外，人还可能有一种什么样更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曹雪芹的个人遭遇，发生在传统体制和文化的最后一次辉煌之中，他没有从大局出发，没有以抽象的普遍否定具体的个别，而是在自己的悲剧中体验到传统体制和文化惯习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对人性的伤害。他表达了对人间的依恋，对儿女情爱的迷恋，对礼教文化的否弃，对当时现实的暴露。“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当曹雪芹的人生之梦醒来之时，他不再相信任何盛世可以永久下去，不再相信人生只能是传统与社会给定的那样。

曹雪芹肯定不会自觉地以贾府来暗示康雍盛世乃至整个传统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赋予《红楼梦》以更为广泛的意义。刘大杰指出：“曹雪芹在这部家谱式的小说里，这样深刻细微地描写了君权时代贵族家庭兴衰变化的历史，进而暗示出来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性，这就是《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红楼梦》虽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然绝不是一点一滴地记载着自己的家世和历史。曹雪芹是以自己的家世和生活体验为基础，加以社会上耳闻目见的各种人物和事件，再经过剪裁和创造而写成了这部杰作。《红楼梦》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以曹家为底子，但创造完成以后，贾家便成为封建时代贵族家庭的典型，它概括了无数贵族家庭的特性、本质和命运。就在这里，形成了《红楼梦》基础的深厚与代表性的广阔以及文学价值的重大。”所以，《红楼梦》不但可以成为大清王国，也可以成为整个传统社会文化制度实际上也将日落西山、斜阳冉冉象征。“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于是，我们有了旷世杰作《红楼梦》。

非常人与非常时的结合，成就了《红楼梦》。这一非常时与非常人的结合，就是李辰冬所说的：“文学是社会意识的表现，而社会意识跟社会演变之复杂而亦复杂，清朝既包括中国的一切文化阶段，那社会意识自然也包括一切的阶段。《红楼梦》以前，因社会还未演变到至此田地，不能产生《红楼梦》，《红楼梦》以后，因不久即受西洋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势必走向新的路线，也不能再产生《红楼梦》。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么，曹雪芹就是中国以往一段灵魂的具体化。中国自《诗经》以来，以表现的社会意识复杂论，没有过于《红楼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