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叛逆的爱情》

叛逆的爱情

历史充满偶然，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艾米莉短暂的一生是在大英帝国的黄金岁月——“维多利亚时代”度过的，曹雪芹所生活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乾嘉盛世”。但他们所弹奏的爱情，却是与太平盛世迥然不同的音响。与艾米莉同时期的英国诗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曾指出，当代盛行的审美趣味已与莎士比亚时代不同，一般读者不喜欢纵贯整个故事的咄咄逼人的悲剧阴影。无独有偶，整个中国古典文艺，最缺少的也就是令人震颤的悲剧精神。《呼啸山庄》与《红楼梦》都是反抗时代精神的小说，它们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已为众多中外学者所论及，本书只想就作品中对峙的力量做一些分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阅读《呼啸山庄》的总体印象，洛克伍德的话最恰当不过了：“他们这儿一定是随时都流通着振奋精神的纯洁空气。”在凯瑟琳情绪焦躁近乎失常的时候，她的恳求是：“千万让我感受感受这风吧！”她已与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连对她并不理解的林惇也说：“风吹得这么惬意，我觉得可以医好你的病。”风是凯瑟琳的精神振奋剂。围绕着希、凯爱情的真正对立，不是发生在压迫和反抗的辛德雷和希刺克厉夫之间，而是在粗犷、狂暴的希刺克厉夫和文雅体面的林惇之间。作为这一对立背景的，是贫瘠荒野上的风暴之乡呼啸山庄与树木葱茏平和温柔的画眉山庄。从而，要把握希、凯爱情的叛逆意义，不但要从他们与反对、压迫他们爱情的辛德雷的抗争中去寻找，更要发现希刺克厉夫与林惇、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的对立，这或许是小说的更为重要的意义结构。

道德伦理、理性规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来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篇》）。人类所以能优于自然生物在于能以理性道德为原则组成社会集体向自然索取，“人类以规戒自身的动物性器官和机能来制约自己，并据此认定自己是人”。经过千百万年的历史实践，人类建立了以从原始石器到现代科技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建立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价值。正像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在我心者道德律令。”道德规范和自然秩序一样神圣伟大。社会历史的发展注定要经过迂回曲折的过程，为了组织劳动，战胜自然，用伦理道德来压制人的本能是必要的。但原始部落解体后，社会进入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阶级社会，伦理道德获得了具体的阶级内容，成了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剥夺了道德主体自身的权利，由人类主动为自己立法变为无视个人、反对个人的异己物，个体、感性，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被无一例外地强制约束在社会整体结构之中，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感性和理性、自然与社会日益紧张地处在对峙抗争状态。

英国是最早实行产业革命的国家，19世纪中叶已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向以保守著称，维多利亚时代更是讲究门第出身、重视礼仪形式，资产阶级已经创立了稳固的日常生活规范，把自己包藏在道德的面纱之下，使生活中充满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因袭常规，并使本阶级的生活具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批判，在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哈代（Thomas Hardy）等人的笔下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尽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所处的是“艰难时世”（狄更斯），是“名利场”（萨克雷），他们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却仍然要与这喧嚣忙乱、毫无牧歌情调的进步世界为伍。狄更斯的人物常常在故事结束时发现自己有一个高贵的出生；《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在上流社会占一席地位。而“虽然艾米莉·勃朗特具有英国特色，她却没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特色”。19世纪的英国社会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几乎足不出户的她并不知道，她也不想知道，她对这一“文明化”的进程是怀疑而不安的，她关心的是自然，是人的天性，是社会对人的扭曲，她要拉开当时伦理规矩、高贵礼仪的帷幕，透视隐秘、抑制下人的真实。

“自然”是个多义词，古典主义的自然和浪漫主义的自然完全对立。英国在中古时期便形成了把自然和仁爱、秩序、理性、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正统观念，这在培根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表述。但到伊丽莎白时代，这一观念已渐趋式微，人们倾向于认为自然是恶、残暴和破坏。莎士比亚的部分作品就是这种新观念的生动表现，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德国的再洗礼派对此起了催化剂作用。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认为：“在柯勒律治、华兹渥斯和骚塞成了反动者之后，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憎恨暂时遏止住英国的浪漫主义。但是不久拜伦、雪莱和济慈使它又复活了，且多少可说支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艾米莉所醉心的自然，就是这一浪漫精神的核心，但她承认正统观念的存在，所以画眉山庄可以与呼啸山庄并存。哈里顿·恩肖和小凯瑟琳文明的生活同样是她的理想。只是激愤于维多利亚时期正统观念仍然统治着绝大部分“有教养的人”，社会风气刻板得令人难受，规矩得近于虚伪，所以她把更多的情感寄托在希刺克厉夫和呼啸山庄上，赋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和活力。

一个忘恩负义的恶魔成了被压迫者的代表，一个卑贱低微的弃儿却在精神上拥有压倒一切的强大力量，这已不是针对辛德雷，也不是针对林惇了，作者是在向整个维多利亚的时代风尚提出了不可调和的挑战。伟大的维多利亚妇女心灵上都有某种动荡不安的东西。希刺克厉夫遗世独立、桀骜不驯的浪漫精神杰出地表达了人们精神上的压迫、紧张和冲突，荒野上的风暴、锻铸了他和凯瑟琳严峻的充满灵性的爱，他们的爱又像石南根一样虬结多节，喷射出倔强峥嵘的异教徒精神，无情地冲击着社会规范和彬彬礼仪的锁镣，展现出像荒原和风暴一样真实的人的心灵、人的天性。艾米莉笔下叛逆的爱情，“是对‘异于’人类心灵的大自然的那部分（自然原素和兽类的世界）的形象化认识，也是对‘异于’自觉意识部分的人类灵魂本身的那部分的形象认识”。是以人性的自然反抗社会的矫饰。希刺克厉夫对凯瑟琳的爱和对辛德雷及林惇家的报复是如此的强烈，已经超越了人性的范畴，也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力。

所以，《呼啸山庄》不是传奇，也不是借助荒凉的原野和浪漫的情侣来逃避人生，不能同意某些西方学者把它比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恰恰相反，在远离社会的呼啸山庄，希刺克厉夫倒是生活得十分严肃的，他在追求一种符合人性的、更加真实、更加符合自我的生活。恩肖先生发现希刺克厉夫时，他在利物浦的大街上快要饿死了，无家可归，就像哑巴一样。可见这个弃儿此前一直生活在毫无安全、爱抚与归属的环境中。恩肖先生把他带回家，但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对他只有蔑视与摈弃，他永远是敌意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希刺克厉夫很少抱怨自己受到的伤害，但在其镇定的外表下，却隐藏着熊熊燃烧的烈火，最终表现出一种无休止的伤害与报复。同时，他又在凯瑟琳身上感受到了他一直被压抑着的对爱、温暖和友谊的需要。爱与恨，都是希刺克厉夫的基本需求。他对辛德雷一家的残忍、凶恶和可怖，源自他对受害者施虐式的快慰；他不能容忍凯瑟琳，就因为她一度向往虚伪的文明生活而背叛他。难怪乎在都市情场失意后的绅士洛克伍德会这样感慨：“他们对生活的确是更加认真、更加深入于他们自己，而不是生活在一种表面的、变化不定和轻浮浅薄的外在事物之中。”从而，尽管艾米莉无视当时的工业社会，而她所描写的叛逆的爱情倒是提出了一种更加理想、更合人性的生活。当然，在社会已经严重异化的19世纪中叶，这只能是浪漫绝响。毕竟人类失去的太多了，以至于任何人要想返本归真、过上真实的生活，都是相当艰难的。

然而这仍然是人类的理想，不只利物浦的弃儿如此，大观园的怡红公子也是这样。贾宝玉虽然不读书，对仕途经济之类的正事不热心，但他倒并非如王夫人说的那种“混世”，他也是严肃认真地思考过人生意义、目的之类的哲学问题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贾宝玉就常常在思考着生活。他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他对富贵生活的厌倦，他对死亡的思考，对少女的赞扬……问题在此：所有这些人生问题的探索，只是使得他从思想上更加自觉、更加远离当时的统治意识和社会规范，走向叛逆的道路。

这种叛逆精神具体落实在宝、黛与宝钗及其同类之间的尖锐对立上。宝钗来到贾府，对宝、黛爱情是一个严重威胁，不只贾母、王夫人喜欢，就是对黛玉相爱甚深的贾宝玉也时有摇摆。宝钗家庭富有、才貌双全，重理性，能节制，善做人，偌大的贾府，谁不称赞？而贾宝玉终于把全部的爱献给林黛玉，爱憎取舍便极分明。对于钗、黛之不同，王昆仑有很好的比较：“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一句话，宝钗是社会理性，黛玉是自然感性。宝、黛爱情的精神就是以自然人性抗击社会理性，要求人的权利。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自然从来就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客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把自然和人伦统一起来，这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儒家给自然以道德化，人情化的色彩，用社会属性解释自然，又用自然宇宙来论证伦理道德的普遍必然；道家在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以后，把人作自然化理解，但他们的自然又并不是客观外在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摆脱了社会文明的理想人性，因此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就是个体与社会的对立。道教徒的解脱特别意味着从约定的严格规则中解放出来。所以，古代中国用来与社会规范对抗的，不是外在的自然，而是先验的人性，即人的自然本性。这本来是庄、玄、禅的主题，由于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反抗说到底不过是心理上的逃避，所以到了具体的叛逆者那里，又必须赋以现实内容。贾宝玉的特色，在于他具有比较明确的近代自然人性论意识，要求摆脱社会约束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理学传统，要求社会承认个体情感的合理性、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贬抑感性。这一思想在明中叶以后曾蔚然勃兴，由于清初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高压，曾一度消沉，缺少中晚明的激烈态度和乐观畅想，但却更深入地沉淀到敏锐的知识分子中。《红楼梦》便是其最杰出的表现，与此同时的《儒林外史》也潜在地指向这一历史趋向。

不能否认古代中国有许多动人的恋爱故事，从《诗经》中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不舍不弃到《牡丹亭》中杜丽娘灼人的爱情饥渴感，都显示出中华民族和西方各民族一样有着向往爱情自由的传统。但对于只重视社会整体关系而轻视个体生命情感的统治思想来说，爱情只是个人的情感关系，男女问题主要是婚姻问题，爱要附丽于婚姻才能完善，单纯的爱情是不存在的，所以无论宝、黛如何相爱，由于没有结成婚姻，终于成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后继者，成为真正的悲剧。在使人不为“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真正的爱情必定是以悲剧结束。

当然，不能把话说绝。实际上，即使在贵族大家庭中，一对姑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滋生爱情，也并不一定为家长和习俗所反对。在“上品无寒门”的等级制度下，这有时还是通过联姻扩大财富巩固地位的好机会。问题的实质在于：贾宝玉是脑后长着反骨的叛逆者，虽然一切并非那么明显，那么激烈，但在统治意识看来已经是相当危险、相当可怕的了。像林黛玉这样虽非具有明确反叛意识，而其心性情调足以对贾宝玉推波助澜的女子，当然不能成为“宝二奶奶”了。

换言之，在传统的思想意识中，就是婚姻，也并非男女关系的全部，还需进一步完成为总体秩序所必需的伦理义务。爱情无疑是以动物性机能为前提，但在人所具有的一切动物性机能中，唯有性机能不只是个体问题，至少有另一个人受其影响，所以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个体感性和社会伦理的冲突便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西方相比，男女之情在中国被贬抑得似乎荡然无存了。虽然基督教厌恶世俗的感性生活，把男女关系视为罪恶，但对于婚姻，坚定的基督教信念却是“一种死与之相比也显得短暂的长久结合”。就西方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长久结合”与其说是婚姻，不如说是爱情。希刺克厉夫不信基督教，但他对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却与基督教精神相通，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出现希刺克厉夫这样坚贞不渝、超越死生的爱情的。而在中国，就是婚姻，之所以在古代的仪礼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也主要是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社会义务上立论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婚义》）如此哪里有爱的位置？氏族社会解体后，血缘关系却被保存下来，带上了政治伦理的色彩，个人—婚姻—家庭—国家被绑在一起。一方面是“民顺、臣忠、君仁”，另一方面是“子孝、妇从、父慈”，秩序井然，责任明确，社会高于个人，道德胜过感情。纲常伦理一直渗透到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礼记·婚义》）贾宝玉的婚姻就被当作赫赫扬扬的贾府能否继续昌盛的关键，至于他本人的情感意愿是可以置之勿论的，重要的是要从家庭和社会考虑。所以，宝、黛爱情的意义就不能仅仅从爱情来考虑，她所指向的，是传统社会的全部人学模式。

一切都过去了——那真实的爱，那真实的恨，那心心相印的感情，那撕人心肺的创伤。洛克伍德“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会有不平静的睡眠”。是的，并不平静，他们留给人间的太多，从人间带走的也太多了，生命有限，爱情长存，告别人世，不过是他们爱情新阶段的开始。“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不只贾宝玉，希刺克厉夫也“意难平”，短促的人生怎么总是充满遗憾？难道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只能是这样吗？

这当然很难用肯定、否定来回答。自从人类的祖先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便一次次地面临悲剧的深渊，男女情爱也绝不仅仅是幸福。无论如何真诚，像贾宝玉那样，也不管怎样奋不顾身，像希刺克厉夫那样，个人的生活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需要艺术，“艺术是人类的梦想——关于光明、自由和宁静的力量的梦想”。《呼啸山庄》激奋昂扬的情调，《红楼梦》低沉感伤的气息，都使我们常常能够攀缘人类情感的高峰，唤起我们勇敢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