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死：遗爱与新生》

死：遗爱与新生

死的问题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人总是要死的，唯具有死，才能把人的独特性和有限性显示出来，可以说任何思考人的学说都不能忽略死。但由于死是个体的事，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主要是儒家学说）所理解的人却是群体的人，社会的人，即与天地万物相对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生生不已、永无终断的人。因此孔子以生训死，把死排除在他的仁学系统之外。注重现实人生，完善社会结构而忽略个体死亡，不失为一个为统治者设计理想社会、规范个人行为的思想家的明智做法，如果大家都很留意死，于国于家何益？

但问题一转到艺术领域就不同了，艺术的对象是注定要死亡的个体存在，从而不管艺术家本人是否自觉意识到，死亡总会突破传统理性主义的藩篱而要求艺术予以表现。于是，古中国有了《牡丹亭》，有了《红楼梦》，它们的主人公都曾在爱的焦灼中进入死亡——那神秘的时刻。

说到林黛玉的死，并不出乎意料，她体弱多病，从会吃饭起就吃药，风吹吹就会倒下，她是一股灵气，一腔幽怨，贾府上下，都在担心她会夭折。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柱，爱和生统一在她短促的年华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没有爱，她怎么能抵挡得住？《红楼梦》曾写了一次她死亡的预演：这一日天冷，贾宝玉穿上雀金裘，想起晴雯，便在怡红院中焚香设祭，“东逝水，无复向西流……脉脉使人愁”，心中落落，便来到潇湘馆，因谈到听琴知音一事和黛玉发生误会，宝玉走后，黛玉想到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沉吟之际，正好听到丫头的议论宝玉定亲一事，于是：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踏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第八十九回）

这“心病”的发展，直到“一日竟是绝粒，粥也不喝，恹恹一息，垂垂殆尽”。幸好在昏迷中获知宝玉定亲原是议而未成之事，并且老太太要亲上加亲，“非自己而谁？”终于阴极阳生，立时好转。生就是为了爱，没有爱，倒不如死去，爱成了“是死还是活”的尺度，林黛玉以死来捍卫爱的权利。

对于爱情的悲剧结局，黛玉早有觉察：“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她从来没有放下心来。“满纸自怜题素怨。”大观园姐妹中，黛玉诗才最高，她极善从草木的枯荣飘零中感受到爱情的挫折和生存的痛苦。她的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是花和风霜，花象征着独立人格和高洁心性，风霜则暗示使花和女儿受到摧残的力量；花是美的，是她爱的，风霜是恶的，是她恨的，黛玉的一生就是在风霜的打击迫害中护持着香花一瓣，“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飘泊亦如人命薄”……诉凄凉，抒忧煎，叹薄命，是黛玉诗情的基调。她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喜可悲可叹者甚多”，便择出五人写成“五美吟”，“以寄感慨”，在她的潜意识中，也许是以诗自况吧！

但她并没有从此退却，她准备着以死来完成这一不幸的爱情。她气恼时对贾宝玉说：“我作践自己，我死，与你什么相干？”正好道出她为爱情而死的勇气。当爱情终于无望圆满时，她气绝而亡，带走了对贾宝玉的爱和恨。在传统和社会把个体存在的人剥夺得一干二净之后，像爱、生、死之类本体性的情感、愿望，是再也不能放弃了；在这些最本真性的领域中失去主体的地位，人就不成其为人了。无论环境压力有多大，无论相互误会有多深，黛玉始终没有淡化她对宝玉的爱。“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然而爱情既是个体的感情，又是双方的社会性关系，家庭和社会可以无视个体的感情而确定或否定双方的关系，于是金玉良缘取代了木石前盟，黛玉的爱情被无情地否决了。对于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唯一寄托和终极关怀的黛玉来说，除了死还有什么呢？

意志是自由的，在一切都不可能时，人还可以选择自杀。一切都可能被外在因素决定，但生命总是自己的，自杀总是自决的。传统伦理把生儿育女、承先启后的责任规定为女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黛玉却义无反顾地把生命献给爱情。将亡之际，正是宝玉和宝钗成婚之时。远处乐音悠悠，近处竹影斑驳，她烧毁了与宝玉唱和赠答的诗巾，口喊着“宝玉”走向北邙之乡，生命结束了，爱却无尽地留在人间。黛玉死后，贾母对王熙凤说：

猴儿！……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里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第九十九回）

贾母似乎知道，愁苦病弱的林黛玉，却积蓄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她对爱情的专注和矢志不渝，她对自我的专注和顽强守护，对贾府这些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人来说是一种可怖的抗争精神。即使死后，这种情感和期待也仍然在徘徊，在寻找承认。

杜丽娘总是比林黛玉有力量，所以她的爱能超越生死。承受着礼教的高压，隐忍着爱情的渴望，这人生还有什么意趣？她在梦中可以和柳梦梅“千般爱惜，万种温存”，醒来之后，却是母亲的一顿教训。如同一棵茁壮的禾苗，失去了雨露滋润，逐渐干枯萎败，“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杜丽娘一病不起，楚楚精神，叶叶腰身，能禁几多病磨？她终于被炽热的爱情之火烤干了生命，她死了。但没有实现的爱情仍然存在，她的魂灵仍在花园里游荡找寻，期待和梦中的恋人再度相遇。“一灵未灭，泼残生堪转折。”果然，天不负她，赶考的柳梦梅真的投宿在梅花庵，生者和死者相会了，柳梦梅开坟掘墓，杜丽娘显形再生，正式结为夫妻。杜丽娘以死赢得了爱，获得了崭新的生活，这俨然是白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写的：

紧接着，我就、觉察（我哭了）

我背后正有个神秘的黑影在移动，

而且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往后拉，

还听得一声吆喝（我只是在挣扎）：

“这回是谁逮住你？猜！”“死”我答话。

听哪，那银铃似的回音：“不是死，是爱！”

对于杜丽娘的死，汤显祖有过最好的说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在这段充满激情，一气而成的议论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生哲学。第一，只有超越死生的情方可谓为“至情”。“天若有情天亦老”，情从来都是有生之情，而历来的正统思想都是以礼节情，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有把个体完全异化为礼的符号的可能性。尽管有人在不断讲情，但这种“情”总是从量的控制开始，而以质的异化告终，并不是人的至性深情。在汤显祖看来，现实社会中的“生人”并不具有充分的情，真正的“至情”应当在现实人间之外的梦境，死后去寻找。这就隐含了“情”是人的本体性存在的思想。情如果在生的世界被放逐，那就必然在死的阴影中露面，它是根本无法取消的，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于是，《牡丹亭》中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事，至情不在人间社会，而在溟蒙地府，如果没有这一番生生死死，也就没有至情。

第二，“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相对于至情的本体，生死不过是现象界的事，如果确认传统社会是一个虚假、异化的世界，那么真正的“人世之事”怎么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所以杜丽娘才愿去死。生事不能在生年得到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包含着汤显祖莫大的悲哀。他可以在任职期间让在押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观灯，却根本无法使广大妇女走出礼教枷锁，获得充分幸福。因此，与他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相应的，是提倡怪异的、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希望在一片枷锁的现实之外找到一点情性的自由。他认为，世间庸人所不能理解的奇僻怪诞之事，正是宇宙的本来面目，“从来可欣可羡可骇可愕之事，自曲士观之，甚奇；自达人观之，甚平”。而作者愤世嫉俗的幽深情怀恰好可以借此表现，所以“述飞仙盗贼”“志佳冶窈窕”，以及“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等，皆“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有其明确的文化批判意义。当现实无望、知音难找的时候，用志怪传奇的方式倒可以尽兴地发抒情感，寄寓理想，而所谓生死之异，人鬼之别又算得了什么？杜丽娘生年不幸，但并不妨碍她在梦中获得爱情、在死后得到幸福。既然爱是人的必然要求，就应当给她一个实现的机会，理之所必无恰恰就是情之所必有。杜丽娘的满腔热情，喊出了千年中国女性的热望。

爱情战胜死亡，是欧洲民间故事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年轻的公主，美丽得像一朵刚刚绽开的鲜花，安静得像睡去一般，但她再也不会醒过来了。一年又一年，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闯进那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城堡，看到睡着的公主那样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这是爱的一吻。于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睁了开来，一张俊秀的脸映进了她的眼帘，她笑了，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爱着她的王子结了婚。这就是西方著名的睡美人的故事。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望夫石、织女星、梁山伯与祝英台、许仙和白娘子……但他们都一无例外地没有获得公主和王子那样的幸福，只有等到《牡丹亭》出来，才奏出了昂扬乐观的乐章。中华民族终于有了可以与睡美人比美的爱情故事，它是传统社会漫漫长夜中一颗耀眼的晨星。遗憾的是，它还未来得及引来满天朝霞，就被子夜时分的浓阴大雾所吞噬。《牡丹亭》的浪漫绝响变成《红楼梦》的沉重感伤，接在如愿以偿的杜丽娘之后的，是不幸的林黛玉。《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归省点戏，第四出是《牡丹亭》中的《离魂》。乙卯本在此有小字批：“伏黛玉死，牡丹亭中。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这一批语是重要的，把林黛玉与杜丽娘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杜丽娘的“离魂”与黛玉之死画上等号，那就犯了时代的错误。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杜丽娘以一死而得爱情，林黛玉因爱而死，她们都是一种悲剧。实际上，《牡丹亭》与《红楼梦》的读者中，都有爱而不得而死者。据清人笔记：

昔有读汤临川《牡丹亭》死者。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忘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寝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真实的人物，古中国女性似乎就只能以死来表达情爱意识和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