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严蕊：奴非爱风尘，君何贪名气

朱熹与严蕊：奴非爱风尘，君何贪名气

一

我写古人，有些想法是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比如朱熹（1130—1200）。对朱熹的认识，最早是从严蕊的故事开始，所以打小就讨厌这位道学先生；待成长中了解到程朱理学，便更加反感朱熹的虚伪与凉薄；后来重读《论语》，再参看朱熹经注对于孔孟思想的扭曲，尤其是对于科举制度及后代八股的影响，简直恨不得上天从未生此人。

依我说，他就是儒学最大的恶瘤，科举的千古罪人。

正史之前，先说八卦。故事的流行版本是这样的：

浙东常平使朱熹与台州太守唐仲友不睦，六上奏章历数其二十四项罪名，但是有罪名而无证据，因此孝宗迟迟不予理睬，只是将两人俱调离台州，希望他们不要见面也就没了争斗。

可是朱熹向来是辣手判官，说什么都要将唐仲友治罪。贪污腐败什么的一时搜不到实证，就从风化下手。反正朱熹的理学炒作也是先拿女人说事儿的，完全知道怎么做才更能引起百姓注意，主导舆论风向，所以就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直接抓了歌伎严蕊入狱，酷刑拷打，让她招认与唐仲友的“奸情”。

严蕊是天台营的上厅行首，也就是乐伎头牌，色艺双绝，琴棋书画，歌舞管弦，无所不通。

前面说过，按宋朝法制，官府有酒宴，都会召官妓弦歌侑觞，却不能过夜共寝。但是法度归法度，禁不住郎情妾意、男欢女爱，难免有些偷越雷池的行径，人们也多不当一回事儿。比如欧阳修在洛阳为官时与歌伎私会，钱惟演发现后也只是命他即席填首词作罚，对歌伎的失席之罪非但不予惩治，还赏了根簪子助兴，传为佳话。

但是朱熹实在抓不到唐仲友的小辫子了，只得出此下策，拿歌伎说事儿。又或者，朱熹本来就有窥私虐妓的癖好，舍不得放过大好机会，更是嫉妒台州名伎严蕊对唐仲友的垂青，不把两人狠狠羞辱作践一回，不能满足心底的阴私欲望。

于是朱熹再上奏折，专以严蕊说事，说唐仲友每有宴会，严蕊必至。

可是这算什么罪名呢？

唐仲友是官，召伎侍宴非但合理，简直是必然流程。唐仲友唯一的把柄只是偏爱严蕊，每宴必召而已。可是唐仲友又不瞎，他看得见严蕊的美貌，听得见她清婉的歌声，更欣赏她的才情，所以格外看重，这有什么错呢？

但是朱熹非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认为这一男一女既然互相欣赏，必有奸情。他自己是个伪道学，认定天下君子也必然同他一般虚伪，只要拷问就会真相大白。唐仲友是官，不能轻易拘捕；可严蕊是歌伎，是女流，可以肆意欺侮，屈打成招——这就是当世大儒朱熹的如意算盘兼正义招牌。

但是事情再次出乎朱熹的预料了。

居然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女子，居然一个歌伎的骨头会比朱熹这位道学先生更硬，更知道什么是节义和风骨，这太让朱熹抓狂了。

严蕊入狱后，衙吏鞭笞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然而严蕊不惧官威，不屈棍棒，无论官府怎么拷打诱供，只坚持说：“唐大人官风清正，与奴之间清清白白，绝无苟和之事。”

威逼不行，那就利诱吧。于是朱熹命人对严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你是官妓，就算真有逾矩，也不是什么大罪，最多就是打几板子算数。如今你挨过的板子早就超过量刑了，就算招认供罪也不会再有任何刑罚了，何必执着，再受皮肉之苦？”

严蕊却坚持说：“我虽为歌伎，亦知义气二字，焉能以白为黑污损士大夫清名？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让我诬蔑唐大人，虽死不能够。”

“义气”——身份卑微的官伎严蕊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可比理学大儒深刻得多了。在狱中关押日久，多次受刑，严蕊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是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人们都说这是一位风尘奇女子，当真懂义气，有风骨。

于是朱熹为了避嫌，只得把严蕊转到绍兴府，却私令绍兴太守继续严刑逼供。那绍兴太守是朱熹的忠实粉丝，更是假道学伪清高，见严蕊生得标致，罪名十分现成，竟大义凛然地宣布：“有色者必无德。”下手拷打比朱熹更加酷烈，打得严蕊几乎伤残至死。这已经不是莫须有了，这是以美为恶，连强词夺理都算不上，根本就是指鹿为马。

即便如此，严蕊仍是冰心耿耿，傲骨铮铮，坚决不肯对权贵折腰屈从。

朱熹大人一头黑线，剧情的发展完全不按他的设定剧本来，严蕊怎么都不肯照着对白念台词，交上让他满意的口供，世人的风评自然也完全不是他想象那般，对着唐仲友积毁销骨。恰恰相反，审理越久，严蕊的名声越大，朱熹的处境也就越尴尬。

整件事唯一和他想的一样的，就是风化案果然引人注目，朝野上下都在议论这宗桃色公案，居然一直传到了宋孝宗耳朵里。孝宗觉得两位高官拿着一个歌伎狂打笔墨官司实在不成体统，遂命岳飞之子岳霖为刑狱提典，重新审理此案。

岳霖早知严蕊无辜，别说严蕊与唐仲友清白无染，就算两人真有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对一件捕风捉影的风化案进行长年累月的审理，本就是浪费公帑的无聊之举，更何况还问不出什么来。整个案子简直就是个笑话。

因此岳霖的提审不过走个过场，问不了几句就决定将严蕊当堂释放，并问其意愿，此后想何以为归？也就是说，你是要回到伎府呢，还是想嫁人？

严蕊当堂填了一首词，婉转致意：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词说，我生而不幸，沦落风尘，岂是心之所愿？花开花落，飘零浮沉，都是命运的拨弄罢了。如今大人问我去留，我自是想离开。只是去到哪里，自己却也不知道。大人也别问了，只是放我回归山林，还我自由身便是了。我想我的去处，或是山野林泉吧，到那时，我会将簪花绫罗换了山花布裙，还我本来面目。

东君乃司春之神，此处借指主管伎人的地方官吏。所以上阕分明是严蕊对于命运的控诉，却怨而不怒，措辞婉约。

山花插满头，自然是去到山野，荆钗布裙，代指求取自由。同时也是对“不是爱风尘”的照应，这是对自己归宿的祈愿，也是对岳霖的回复，不愿意官府再干涉自己的将来。

词如其人，婉而不媚，风骨清超。尤其想到这还是一个刚刚从狱中带出，久经拷打遍体鳞伤的女子，就更加令人潸然生怜而又肃然起敬。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词就被深深打动了，更对可怜可敬的严蕊一掬同情泪，从而也就恨透了褊狭狠辣的朱熹。

后来听说，这段故事可能出于杜撰，乃是小说家言，非为正史，不足为凭。比如岳霖根本没当过提典，也不可能审查严蕊案等，让我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过，少时的我钟情的是风花雪月，既然从这故事中得了一位梅花风骨莲花品性的绝世才女，还听了一首清雅超然的绝妙好词，便已经足够了，至于朱熹与唐仲友谁是谁非，谁又耐烦细究呢？至于谁最终释放了严蕊根本就不重要，编剧把这个角色派给岳霖，或许只是为了提醒读者：严蕊的罪名亦如岳飞，也只是“莫须有”罢了。

只是如今写这《词说宋朝》，不可戏说妄言，既然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历史人物，便不得不刨根问底，深究一番了。

二

首先，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严蕊这个人物到底是否存在。

朱熹和唐仲友都是史上有名的，虽然唐仲友的传记被朱熹后人从《宋史》中剔除了，但是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不难查其身世。

但是严蕊，人如其名，浮花浪蕊，风尘贱籍，就不易细考了。

南宋时记载这件事最早的笔记小说是辛弃疾好朋友洪迈所写的《夷坚志》，更详细的故事则是隔了几百年的凌濛初写在《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版本。

洪迈与朱熹为同时期人，且和杨万里有私怨，撰文中对朱熹有所褒贬是非常可能的，但若全盘虚构，只怕当时就会被理学门徒的唾沫星子淹死了。他既然敢写，便是实有其事，记录纵有出入，却非空穴来风。

《夷坚志》里明确写道，“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确定了严蕊其人及其才名。并说朱熹将严蕊下狱后，“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

打了五百杖还嫌轻，朱熹这是恨不得把严蕊杖毙，来个死无对证吗？五百杖是不可能一次执刑的，这就难怪严蕊被审了两个多月。

想想看，一个纤纤弱女在两月间连续受刑，前后被杖五百下，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凌辱，这是何等残酷？朱熹莫不是心理变态？

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严蕊其人是有的，朱熹设狱刑拘严蕊也是事实。这，已经足够了。

周密的《齐东野语》作于南宋晚期，和朱熹、严蕊已经隔了百年，或不足考，却翔实许多。虽然关于严蕊的生卒年月、身世籍贯仍不可考，却知其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书中还附录了她的另一首词《如梦令》。起因正是台州太守唐与正（即唐仲友）某次置酒设宴赏桃花，召严蕊前来侍奉，席间命其以红白桃花为题歌咏。

严蕊应声谱成一阕，当席弹唱：

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这首小令词短情深，最宜即席谱唱，且不说其可信度多少，至少合理性很强。

词篇为咏红白桃花，发端偏不说桃花，而只说不是梨花，也不是杏花。这倒有点像那首流行歌所唱：“从Mary到Sunny和Ivory，就是不说你的名字。”

卖尽关子后进入正题，但还是没说什么花，只说颜色红红白白，别具仙姿，超拔群芳。最后笔触一宕，由实到虚，联想发散开去，说起武陵旧事来，问你可记得渔人奇遇，微醺往事？

答案不言自喻，自然就是桃花源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了。只不知，严蕊的桃花源又在何处？

《如梦令》本就是讲求情趣的小令，严蕊这首词轻巧慧黠，意蕴无穷，作为即席之作，自是上品。于是唐仲友大喜，“赏之双缣”。

所谓“一曲清歌一束绫”，寇准早年已有此举，可见唐仲友之赏并不为过。只是赞慕之情溢于言表，难免被有心人看在眼中，传在舌尖，攻于笔下，奏与廷上，当成罪证大做文章了。

难怪当年蒨桃一曲《呈寇公》苦谏“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寇准惊出一头冷汗，从此一改旧习，变出一副朴素勤俭的廉正面孔来，赢得了“无地起楼台相公”的美名。

只可惜寇公虽廉，最终亦未能逃得了丁谓的暗算，到底客死雷州；倒是唐仲友被朱熹六疏弹劾，因得严蕊冰心铁骨相护，终究无碍。

至于严蕊的结局，并没有像寻常传奇中的大团圆结局那样嫁了唐仲友为妾，夫唱妇随从此相守，而是脱籍后嫁了位赵宋宗室，遂得终身结果，安然到老。

联想到严蕊的传世词作还有一首咏七夕的《鹊桥仙》，不禁让人感慨，如果说《如梦令》是她的因，《卜算子》是她的劫，《鹊桥仙》是她的果，那么三首词恰恰写尽她一生：她生就桃花命，只求山花归，如今倒做了桂花伴侣吗？

鹊桥仙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三

抛开故事本身的可读性，故事中的三位主角中名气最大的自然是朱熹。

朱熹的最大成就，在于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南宋是书院文化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一百五十多年间先后建立书院四百四十二所，覆盖十一个省。其中朱熹自己创建四所，修复三所，并在四十多所书院中讲过学，被认为是当代的儒学领袖。

乾道三年（1167），朱熹赴岳麓书院讲学，逗留两月，听者云集，“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别说座位供不应求，就连饮水都成问题了。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大儒，为何要与一个小小歌伎过不去呢？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打击唐仲友。

可他和唐仲友又何来的不共戴天之仇，需要下此辣手呢？

其实，说到底仍是学术之争。

朱熹是“二程”的隔代传人，高举的乃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大旗，而唐仲友则属于永康学派，一向反对朱熹理学。

这就是朱熹视唐为生平死敌的根本原因。

文人们因为学术而争，多半是打口水仗，弄到像朱熹这样要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已经够难看了，更何况还要拿一个歌伎说事儿，就更加有失斯文；最让人不齿的是，风化之事，可以审理不可以强判，严蕊既然矢口否认，朱熹还要继续纠缠已是不智，何况拷打逼供？

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云：“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对一件莫须有且“不足深诘”的风化案穷追不舍，动用重刑，朱大儒可真是正气凛然！

孝宗皇帝收到了朱熹六道奏章仍不予理睬，就是因为深知朱熹心量狭小，所谓罪名根本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遂嗤笑：“此秀才争闲气尔！”

秀才争闲气，何其委屈了无辜歌女？

再来说说故事的第三位主人公唐仲友。

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又称悦斋先生，浙江金华人，乃莒国公唐俭第二十一世孙。其父唐尧封官至五品龙图阁朝散大夫，兄唐仲温、唐仲义，皆为进士，是实实在在的钟鼎世家，书香门第。

唐仲友少有才名，二十五岁中进士，之后走入仕途。“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金华耆旧补》）他为学不拘一隅，忌空言，而更重学以致用。著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谱》《悦斋文集》等，并主持刻书，对于文化典籍的传承保存贡献极大，其中刻书《荀子》人称“宋椠上驷”，赞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至今在日本尚有藏本，被视为国宝。

也就是说，朱熹做的事（注经），唐仲友也做到了；而唐仲友做的事（刻书），朱熹却远远不如。这让朱熹怎能不恨之入骨？

《宋元学案·悦斋学案》中称：“先生素伉直，既处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学。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蚕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

从这段话可见，唐仲友著书是在被朱熹弹劾失官之后的事。不过两人的抵牾却已可窥根本，实因唐仲友与朱熹一般博学，淹通经史，但理念却不同。

唐仲友呼吁：“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

当时朱熹理学居于学潮顶峰，唐仲友号召莘莘学子不专主一说，不苟同一人，显然是和朱熹唱反调。更何况他还说过：“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

这个“空言”者何指，当真不言而喻，呼之欲出。对陈亮与朱熹“义利王霸之辨”，唐仲友也是斥责理学一派为空言。

难怪连孝宗都深知内理，乃为“秀才争闲气”。

那么朱熹对唐仲友的指摘到底是不是“空言”，是不是“闲气”呢？

抛开严蕊一事不说，只以贪污论来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

唐仲友知台州是在淳熙七年（1180），四十五岁，正是精明强干的年纪。他在台州修建中津桥，修缮白鹤山灵康庙、台州学宫，显然是位好官。（《林下偶谈》：“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

修桥、铺路、建学，自古以来都是德政榜样，唐仲友做的每件事都落在实处，不容抹灭。淳熙九年（1182），唐仲友又拨款给百姓修建桐山桥，但是桥还没建成，就因为朱熹的弹劾被免职离开了。

自此，唐仲友远离政局，开坛讲学，再没有担任过官职。这一选择，正与严蕊的“若得山花插满头”一样，足见其清操为人。

朱熹在奏章里诋毁唐仲友鱼肉百姓，人所共愤。可实际上，台州百姓对这位父母官的爱戴一直延续到他离职之后。因为唐仲友被朱熹诬告以致中途离职，桐山桥的修建失了良好监督，修成没两年就遭到损害。百姓们便又找到唐仲友求助。

唐仲友不但翔实地提出修桥意见，且捐出全部家财二十七万文帮助修桥，占了修桥资金的三分之一。

而唐仲友自己呢，据《金华府志》记载，三年后在他病逝之际，因为家贫，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鸿儒，廉政爱民的能吏，大公无私的君子，却被朱熹及其徒子徒孙诬蔑成贪赃枉法之人，更毁其平生著作，扼杀民智，恨不得让唐仲友三个字从未在人间存在过。这样的道学，何来正义可言？

幸亏朱熹不是秦始皇，只能秀才争闲气，倘若给了他足够的权力，只怕史上就要再来一次焚书坑儒了。

唐仲友善注经史，但不以诗名。最后，且录其一首咏梅诗见其标格。因诗中有一“蕊”字，让我一厢情愿地且将“此花”作严蕊吧。

蜡梅十五绝和陈天予韵

此花清绝似幽人，苦耐冰霜不爱春。

蜡蕊轻明香万斛，黄姑端的是前身。

四

事有两面，任何一种说辞都只是站在不同立场罢了。严蕊案的由来，亦有人说是反对朱熹者添油加醋捏造了来诽谤名儒的，做不得准。

但是朱熹六奏唐仲友是真，提审严蕊是真，而严蕊拒不招供也是真。

换言之，朱熹与唐仲友，确定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

关于唐仲友的盖棺论定，虽有朱熹举证的诸多罪名，却始终未有证据，反倒是其政绩赫赫，著述颇多。一个被朱熹举为贪官的人竟然散尽家财为民修桥，死后连墓地都买不起，两人谁是谁非，相信有眼睛的人自有明断。

严蕊案已经确定是冤假错案，唐仲友也显然是位清官。然而为他们罗织罪名的朱熹呢？他对唐仲友与严蕊的构陷只是出于误会，抑或后人诬陷？他本人的风评究竟如何？一生业绩又是怎样呢？

且让史实说话。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累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为宋宁宗侍讲，一国帝师，位极人臣。

他的得意风光，用他自己的一首《春日》最能代表：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表面上说春游泗水，实际上南宋之时，山东已沦为金国属地，朱熹不可能去到泗水踏青，所以这里只是指代孔子讲学的地方，暗喻自己推广理学之盛，门徒众多，万紫千红，天下无人不识朱。

而对于读书治学，他也有一首很著名的诗《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两首诗，清楚照见当世大儒的荣宠无限。

朱熹风光跋扈了一辈子，但是由于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最后身败名裂，灰头土脸，晚年过得极不光彩。弹劾罪名除了常见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等大帽子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罪名是“为害风教”，即有伤风化，真个请君入瓮。

朱熹的同乡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清楚地记载了朱熹风化罪的具体内容：第一项是他曾带着两个尼姑出游，后来还娶了二尼为妾，就连外出做官时都带在身边；第二项就更加骇人听闻，乃是贾珍与秦可卿式的“爬灰”，因为朱熹反对寡妇改嫁，所以他的儿子死后，媳妇只能留在朱家守寡，守着守着，居然怀孕了，虽然孩子也姓朱，可到底该算是儿子还算是孙子呢？

一边高喊着“存天理灭人欲”，一边纳尼为妾，与子媳不伦，这算是哪门子的道学先生？

朱熹说过：“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

或许他认为歌伎私属官员是人欲，而他与尼姑、与儿媳则是天理吧？这已经不是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的区别了，根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行，但是你们只能听我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要拂了我的意思，就做什么都是错。所以就连他看上人家祖坟的风水，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抢来迁葬自己的父亲，而且还迁了三次。

不要说这些是政敌的捕风捉影，因为当皇帝要对这些罪状进行究查时，你猜怎么着？

根本不需要两位尼妾和儿媳妇学习严蕊那样铁骨冰心证清白，因为根本不等她们入狱，也根本不等狱官审案，朱熹直接就认罪了。

最让人瞠目的是，朱大儒不但对这些罪状供认不讳，还在皇上要治他的罪时，涕泪纵横地上书求情，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保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到底是一代大儒，骂自己都比别人骂得痛快。但让人凌乱的是，不是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这还没上刑呢，朱熹就什么都认了，哪有半点气节可言？如果把他也像严蕊那样关上两个月，杖五百，还不知要招出多少恶迹罪行呢。

或许，正因为他自己好色贪淫，连尼姑和儿媳妇都不放过，所以才认定天下男儿一般黑，唐仲友守着严蕊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佳人，怎么可能只侍酒不陪寝呢？又因为他自己胆小怕死随风倒，所以也无法想象世上会有严蕊这样的人，竟然面对棍棒酷刑都拒不认罪。人和人，真是不同啊。

或许有人会说，朱熹肯定是被冤枉的。可是，朱熹身为帝师，和皇上的关系比谁都亲近，如果事非属实，他是完全有机会为自己辩驳的。可是他不但认了，而且姿态还极其卑微，可见这些罪状每条都是真的，而且真正的罪案还远远不止这些，唯有赶紧认了才有可能求情，至少保得住脑袋。若是不认，只怕监察御史会一直查下去，越查越深，越抓越多，那么朱熹的罪证还不止挖人祖坟，曝人尸骨这些呢。拖得越久，闹得越大，不如借着皇上给他的老脸，赶紧认罪回乡还可以捂着盖着些。

朱熹的学问肯定是广博的，但是做学问和做人从来都是分不开的。虽然不能以人废文，但是他所讲述的道理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信都不守，又怎么可能是真正阐述儒家道理？

只是，当事人朱熹都承认“伪学”，开始“深省昨非”了，后世弟子却还学得孜孜不倦，自欺欺人地高谈什么“正心诚意”，何其谬哉？

可惜的是，宋朝统治者需要的正是这种虚伪的道义，以此作为钳制思想的工具。

韩侂胄北伐失败后，宁宗清洗韩党，打击主战派，恢复秦桧、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封号或爵位，重新将理学推到了学术最高位置。

宋宁宗不知是不是遭了天谴，所生九个儿子皆夭折，只得立侄子赵贵和为皇子，赐名赵竑。然而在宁宗临死前，那个一手策划暗杀韩侂胄的幕后元凶史弥远竟然矫诏另立，将支脉较远的宗室之子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赵昀，这便是宋理宗。

赵昀（1205—1264）虽为宗室子弟，但是支脉太远，父母早亡，生活境遇只比平民好一点点，如今一步登天，真要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晕了。他知道自己登基名不正言不顺，又没有受过皇室正统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虚伪而愚昧的学说为自己站台，于是选择了空言误世的理学。

理宗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理宗，就是因为他为理学大开方便之门，不但将朱熹重新包装成儒学大师，颁诏追赠太师、信国公，甚至列入孔庙从祀，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者，而且抬出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经义的标准答案。

与此同时，则是对王安石新学的彻底否定，完全接受了朱熹对王安石“于学不正”“杂糅佛道”的攻击，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以此坚定理学的领导地位。

朱熹的地位达到了空前高峰，竟与先圣孔子并列称为“朱子”。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熹是成名了，可他高唱着孔孟之学，却背离了孔子思想“仁”的核心，这种名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蒙古铁骑以武力灭亡南宋后，对于宋代文明而言是一种逆转。但是他们继续将失去了“仁”而谈“理”的朱子学说扯为遮羞布，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教材。

再之后的明清两朝中，朱熹的地位被越拔越高，遂彻底成为对民智进行洗脑教育的统治工具。儒学彻底被误导了，四书五经、孔孟思想，被荒谬地扭曲成了“朱熹的孔子思想”（南怀瑾语）。

这一场荒谬，竟然延续了八百年，是为儒学一大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