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湛长空黑,风卷落花愁
湛湛长空黑,风卷落花愁
一
李清照曾道词“别是一家”,并讽刺苏轼词实为“长短不葺之诗”,但是关于词究竟如何有别于诗,却未加细论。
倒是南宋末代词人吴文英传授词法时方得详解: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吴文英的这番论调,被后世称为“吴氏家法”。
吴文英与姜白石为同时期词人,同样一生布衣,同样谙通音律,故而常被人拿来比较,多以为姜词疏宕清空,吴词密丽沉警,是为二家风色。
从密处入手,正是学梦窗词的窍门,“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
吴文英(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一生不第,流寓于苏、杭、越之地,以做官宦的清客或幕僚为生,往往衣食不周,“酒债难赊”,晚年穷愁潦倒,“困踬以死”。平生有《梦窗词集》传世,存词三百四十余首,有“词中李商隐”之誉。
吴文英的一生无疑是不幸的,他本来姓翁,因过继而改姓吴。一个连本身姓氏都被剥夺的人,可想而知少年时代的困窘挫磨。
他一生寄人篱下,流寓各地,没有自己的姓氏,也没有真正的家,流徙江湖,游幕四方,曾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及嗣荣王赵与芮门下客。
从《梦窗词集》推测,他有过两段重要的恋情。一位是他一见倾心的杭州女子,但未成连理就早殁了,从词中“离骨渐尘桥下水,到头难灭景中情”语判断,对方可能不幸溺水而亡。
另一位是和他情深意笃的苏州歌伎,吴文英为之脱籍并纳为妾,孩子都生了两个,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是被迫分离,失去了音信。
此后的大部分时间,吴文英都在忆旧伤怀中度过,词多相思伤离之作,且举一首:
风入松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开篇渲染气氛,清明时节雨纷纷,我想念故人,却无心下笔。传说庾信有《瘗花铭》,但我心绪愁郁,明明看着楼前绿草伤心,却写不出好文字来。
接着便说起为何“愁草”的缘故。原来那片浓绿遮暗的小路,正是我们分手的地方,如今看到每一丝柳条,都牵动着我的寸寸柔情。之后两者合写,春寒料峭,我醉酒伤春,晓梦醒来,只听莺声在耳。
下阕写雨后初晴的情形,说西园里的林间亭台,我每日打扫,虽然没有了你的陪伴,却仍然喜欢像从前一样坐在亭中欣赏雨后新晴。黄蜂飞上秋千,怕是因为绳上还有着你的芬芳吧。就连园中的石阶,也因为等不到我们并肩偕游,寂寞得一夜生满了青苔。
夏承焘考据,西园在苏州,应为吴文英寓居之地,《梦窗词集》中每每提及。
“幽阶一夜苔生”,是词眼所在,如伍子胥一夜白头般推动情绪,为相思之极致。
吴文英留下的词有三百四十余首,仅次于辛弃疾。格调基本一致,幽艳、秾致,正如他自己的词句“映梦窗,零乱碧”,喜欢大量铺染,想象新奇飞跃。用典甚多,尤喜指代,比如用“柳蛮樱素”来指代小妾,“婀娜”代杨柳,“蓬莱”代池沼。几乎无字无出处,因此吴文英被称作“词中李商隐”。比如《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酸风”语出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东关酸风射眸子”,“腻水”语出杜牧《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这种作词的手法,像极诗家中的江西一派。
吴文英最长的一首词《莺啼序》,四叠二百四十字,为梦窗自度曲,也是词史上最长的一首词。间中叠屋架瓴,若没有注释,很难看懂。
故而很多人不喜欢吴文英,比如张炎《词源》中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近代胡适干脆说吴文英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
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极端了,因为吴文英有一首《唐多令》为我所喜,还真是清明流畅,绝无堆砌的:
唐多令·惜别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梦窗词写景咏物,伤今感昔,饱含人世沧桑,家国之痛,其沉郁哀伤随处可见。但因其结交奸臣贾似道,前后有四首词投赠贾似道,以致被后人非议,事迹不显。
当然,也有人指出这几首词只是酬酢之作,并无谄佞干求之语,算不得屈节。况且以辞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虽结交权贵,却并未折节事奸,晚年穷困潦倒,“困踬以死”,可见其仍是狷介自好之士。
然而贾似道罪大恶极,吴文英有四首词相赠,不管怎么洗脱,也终不免白璧染瑕,难免池鱼之责。
且举其中一首为例:
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
卜筑西湖,种翠萝犹傍,软红尘里。来往载清吟,为偏爱吾庐,画船频繁。笑携雨色晴光,入春明朝市。石桥锁,烟霞五百名仙,第一人是。 临酒论深意。流光转、莺花任乱委。冷然九秋肺腑,应多梦、岩扃冷云空翠。漱流枕石幽情,写猗兰绿绮。专城处,他山小队登临,待西风起。
秋壑是奸臣贾似道的字。此词作于贾为京湖制置使时,于南屏建西湖小筑。吴文英有个兄弟翁应龙为贾似道门下堂吏,吴文英求其中介,投词献赠。
词里对贾似道的宅第极尽赞美,且称其“第一人是”,对其画船频繁、笑携晴雨的生活充满艳羡,实在令人难堪。
当然,也有喜爱吴文英的词家为其翻案,说这是正话反说,讽刺贾似道不问政事,耽于享乐。然而这首词并不是贾似道逼他写的,而是吴文英巴巴儿上杆子献词问路,典型的敲门砖,只不过没能把贾门敲开而已。但若说他本意就是为了扯虎须,也未免太扯了。
而且多年后,吴文英又有一首《水龙吟·过秋壑湖上旧居寄赠》,再次阿谀溢美,奉承贾似道深得圣宠,称“薰风紫禁,严更清梦,思怀几许。秋水生时,赋情还在,南屏别墅。看章台走马,长堤种取,柔丝千树”。
此时吴文英已六十六岁,还要献词祝祷贾似道,且柔媚地说我愿您在苏堤上种下千株柳树,将富贵荣华长留身畔。
虽然有人说这也是时俗所致,不为大罪,但是怎么说也不能颠倒黑白赞一声吴文英好气节吧?
最关键的是,吴文英曾为吴潜门客,而贾似道陷害吴潜,将其贬谪循州还不罢休,之后又派人下毒,到底把吴潜毒死了才放心。
吴文英深受吴潜之恩,却有词奉赠贾似道,这两件事放到一起来看,就让人不能接受了。虽然有人说梦窗词三百多首,错综琳琅,不能以其中四首废其全部,更不能因词废人。但从另一面来看,此类争议倒也不失为文人们疾恶如仇的一种表现。
二
除吴文英外,刘克庄也是一个因为依附贾似道而被误读了的诗人。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与刘过、刘辰翁并称“辛派三刘”。
因其《落梅》诗中有句“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得罪了权臣史弥远,沉沦十年。直到史弥远死去才得重新出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刘克庄晚年变得胆小奉迎,深深感受到找靠山的重要性,遂向贾似道投献文章,连篇累牍,谀词如潮,为世人所不齿。
然而刘克庄诗多忧愤之作,词以慷慨为宗,警句佳篇,俯拾皆是。如“忧时元是诗人识,莫怪吟中感慨多”“书生空抱闻鸡志,故老能言饮马年”“蝼蚁小臣孤愤意,夜窗和泪看舆图”“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沉郁昂扬,充满忧国忧时之感。
辛弃疾最喜欢以《贺新郎》填词,刘克庄身为辛派弟子,自然也不例外。
贺新郎·九日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
这是一首重阳之作,通常首句当写时间、地点及登临之所。然而本词开篇却以“湛湛长空黑”烘托气氛,通过对昏天暗地、凄风苦雨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沧桑、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乱愁如织”是引起全文的主导情绪,之后才以“老眼平生空四海”点出登高望远。然而纵有高楼百尺,千崖秋色,却无法令人心胸舒畅,因为半壁江山,睹之伤心。
“四海”“百尺”“千崖”,接连三个数字,句句紧迫,读起来朗朗上口,情绪层层递进。同时,“高楼百尺”乃是借用前面讲过的元龙高卧的典故,这也是辛弃疾最喜欢用的典故。
接着以“白发书生”呼应“老眼平生”,顿生廉颇老矣,壮志难酬之感。接着又以牛山滴泪之典,提出“追往事,去无迹”,直抒胸臆。
牛山在山东淄博东,春秋时齐景公登上牛山,向北眺望齐国都城,流泪说:“为什么要离开这盛大的都城而死去啊!”作者此处便以此典暗示山东国土沦为金地,如今自己登高望远,竟然不敢向牛山张望。
下阕明写今昔之比,从前是“少年自负凌云笔”,恃才傲慢,却坎坷顿挫,不知不觉便白了少年头,“春华落尽,满怀萧瑟”。
“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这是对当今文士不顾国难,只以风流词笔效法魏晋名流的狂客行为提出批评。每年重阳登高,词人们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以此自夸,闭门造车,不问世事。
孟嘉落帽之典是说:东晋时,桓温带领属下于重阳日登高赏菊,当时才子孟嘉为参军。在山上时忽然一阵无名风吹过,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孟嘉不觉,依然谈笑风生,即使后来受到戏弄嘲笑,仍风度翩翩地为自己落帽失礼应对答辩,从容潇洒,气度令四座叹服。
“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堪称词眼,将稼轩学到了骨子里,无论用典还是口语都运用自如,非但形似,而且神似。
词人忧国感时,不肯空谈魏晋风度,但是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又能怎样呢?这句颇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词锋一顿,急转直下,道尽寂寞与无奈。
末句“鸿北去,日西匿”暗喻鸿雁可向北行,而遗民却难回故乡;南宋国势危殆,如夕阳西下,振兴无望,何其悲怆?
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表达对国事民生的极端关注。若不是有个依附贾似道的污点,刘克庄完全可以赚得一个“爱国词人”的标签。
可见,文人墨客,首先还是得讲究一个“品”字!
三
要了解南宋末年的政治,便不能不说到贾似道这个罪恶滔天的大奸臣。
《宋史·奸臣传》共四卷,列举了二十一个奸臣,其中十一人当过宰相或副相,包括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蔡京、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
、丁大全、贾似道。
作为南宋最后一个奸相,史书上对贾似道的形容乃是“少年落魄,好为游博,不事操行”,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儿。他最大的本事是斗蟋蟀,还撸起袖子拿起笔,写了一本《促织经》,夺了个“世界第一”——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
就是这么个混混儿,却仗着姐姐被选入宫做了理宗的贵妃,依靠裙带关系这种最令人不齿的捷径,扶摇直上,竟然一路做到了宰相之位。换言之,这就是个宋朝版的杨国忠。
被奸臣史弥远拥立的宋理宗赵昀如蝙蝠般有着先天的向黑性,总能从人群中找到最奸最恶的那个人做自己的知己,也不知是怎么千挑万拣才能选出贾似道这个大奸人做宰相的,还要倚若股肱。
赵昀是理学的大恩人,却是宋朝的大罪人。他在死人里最喜欢朱熹,活人里最喜欢贾似道。朱熹主张什么,太学就教什么;贾似道说什么,赵昀就信什么。
1258年,理宗令贾似道领兵,驰援鄂州。贾似道不思抵抗,一边忙着从军费里中饱私囊,一边想着派使者与蒙古议和。
1259年七月,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一战中死于城下,忽必烈急于回国夺位,遂匆匆与贾似道签订和约,撤兵回都。
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多年来东征西战,灭国四十,这差不多是第一次撤军,而且还是抬着大汗的灵柩。
南宋军队如果能趁此良机全力反击,未必不能掀翻这座压在头顶上的大山。然而贾似道无心作战,忙着向朝廷夸功,隐瞒真相,只说是自己打退了蒙古军,还命人写书为自己立传扬威。
宋理宗完全被蒙在鼓里,只当贾似道是天降良帅,赐以卫国公与少师,令朝中文武百官恭迎凯旋。之后,贾似道专权得势,作威作福,凡有与其对立者,或杀或免,真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度宗朝,而且愈演愈烈。
南宋自开朝以来,皇帝子嗣就是一个大问题,到了南宋末年,更是天亡我朝,每况愈下。宁宗赵扩无子,史弥远矫诏立赵昀为帝;如今理宗赵昀同样身后无子,只得在宗室中寻找晚辈收养为太子。
理宗先天强大的向黑性发作,他选择了有宋以来最昏庸的皇帝赵禥(qí)。
1264年,赵禥登基,史称宋度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他比宋理宗更喜欢“蟋蟀宰相”贾似道,也更推崇朱熹理学,大量录用朱熹的后人为官,理学门徒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半数职位。
昏君要么不理政务,要么独断专行。这两条赵禥都发挥得登峰造极,他无视祖宗法例,几次绕过二府私发“内批”。监察御史上书反对:“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赵禥恼了,当皇上不能随心所欲,发个诏令都要听宰相的,那就别怪本皇上偏宠权臣。遂将军国大权完全交给贾似道执掌,甚至听凭他袖揣蟋蟀上朝也不加呵斥。
在蟋蟀的嘶吟与炮火的轰鸣中,锦绣江南被这对昏君佞臣折腾得暗无天日。
1267年至1273年,襄阳被围,边关告急文书一日三传。贾似道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只管纵情声色犬马,“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
蒙古军统帅阿术封锁汉水,切断襄阳、樊城之间的联系,使樊城成为孤城,在围城六年之后樊城终于破城。守将范天顺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守地自尽。襄阳弹尽粮绝,举城投降。南宋门户大开。
于此期间,贾似道对于襄樊之困非但不救,还向度宗封锁消息,不许大臣报告战况,否则贬杀。当度宗偶尔问起时,贾似道谎称敌军已退,还反问陛下从何得知。度宗说是无意中听到一个小宫女讲起的,贾似道就偷偷害死了那个宫女,弄得宫中人人自危,再不敢言及战事。
贾似道报喜不报忧,宋度宗便乐得高枕无忧,享乐终日。
宋度宗在位十年,一味贪淫纵欲,最终于1274年把自己溺毙在酒色之中。贾似道扶持四岁的赵㬎(xiǎn)为帝,史称宋恭帝。由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上,军国大权仍然掌握在贾似道手中。
南宋朝廷似乎忘记了当年老祖宗赵匡胤之所以发动陈桥兵变,正是因为周室“主少国疑”,为君大忌。
这种幼主登基、太后垂帘的情形若是发生在太平盛世,也还有机会借助良臣辅政,等待小皇帝慢慢成长;然而对于强敌在外、奸臣当道的危厦之国,却无疑是一道催命符。
襄樊失陷,是宋元战争以来宋军最大的失利,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已被掌握在元人手中,宋元之间的抗衡局面被打破,宋朝明显处于下风。
当此危局,却扶幼主登基,奸臣当道,南宋简直不亡都不行。
果然,此时已经在蒙古站稳了脚跟、建国号为大元的忽必烈听说幼主登基,立即招来大将伯颜。他可不会像南宋君臣那样坐失良机,毫不犹豫地正式对南宋发动了全面进攻。
贾似道根本无心作战。1275年,他在朝臣压力下领兵至安徽芜湖,但是听说元军来袭时,竟然带着几个亲信乘小船不战而逃。被抛弃的十三万宋兵群龙无首,溃不成军,死伤不计其数。
天下舆论大哗,朝廷内外坚决要求处死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皇太后只得将其贬往广东。贾似道唱着哀歌走在押解道上,行至漳州时,为县尉郑虎臣杀死在木棉庵。
“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这是贾似道写在《促织经》序言里的歌儿(出自南北朝谢庄《月赋》),此时恰好做了他的葬歌。
后来,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还在木棉庵前的石亭中立碑亲书: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
奸臣被正法自是大快人心,但他实在活得太长了,到此时,疲弱不堪千疮百孔的南宋已经回天乏力了。
贾似道是个不折不扣的奸相,元明传奇故事中,常常将其作为反面人物敷衍故事。明传奇《红梅记》,就写了一个被贾似道抢来做妾的女子李慧娘死后化为厉鬼为自己申冤的故事:
襄樊告急,贾似道却只顾带领众姬妾西湖游船,置酒赏春。李慧娘因为对着岸上经过的青衫秀才赞了一声“美哉少年”,便被贾似道残忍杀害。慧娘做鬼后不忘前情,前往红梅阁救出秀才,怒斥贾似道。
自明以来,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京剧、越剧、川剧等多种版本,反复上演,深受观众喜爱。
我也曾以此为底本改编秦腔剧《再续红梅缘》,其中有一段秀才痛斥贾似道贻误战机的唱词,与读者分享:
边陲处处起兵戈,相府夜夜奏笙歌。
可怜战士无衣食,碧血黄沙阵前折。
若问粮饷何处去?盛筵无歇舞婆娑。
金銮宝殿纵连云,不及那、半闲堂上乐事多。
醉醺醺面红耳热,乱纷纷轻拍低和。
香馥馥环肥燕瘦,娇滴滴翠裳红罗。
才下了绿杨阴里秋千架,又揭开红绡帐底鸳鸯窝。
国事哪及家事美?平章今夜娶嫦娥。
四
由于贾似道的不思抵抗,襄樊战役后,元军自襄阳分道而下,东破鄂州,南陷岳州。
就在贾似道离开杭州被贬广东的同时,一位刚烈的岳州女子为元兵所擒,被押往杭州。
她之所以名垂千古,是因为她死前题在壁上的那首绝命词,署名徐君宝妻:
满庭芳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从词中“夜夜岳阳楼”可知,徐君宝夫妻当是湖南岳阳人。
兵荒马乱中,夫妻离散,徐夫人因为相貌绝美,被元兵献与主帅,自岳州一路押解回杭州,拘留在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居中。
徐夫人像极了这座房子的旧主人梁红玉,貌美多才,性情刚烈,任由元将领对她威胁利诱,每每以计脱身。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悬殊对比下,她又怎么可能长久保持清白之身呢?
一日,元将领再也没有了耐性,决意对徐夫人施暴。徐夫人婉言说:“俟妾祭先夫,然后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元将见她莺声婉转,态度柔媚,觉得强扭的瓜不甜,她肯主动投怀送抱最好,便由她去焚香祭奠,了结前缘。
于是徐夫人“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挥笔在壁上题下《满庭芳》之词,趁人不备,揽袂投水而死。(《辍耕录》)
在这座词壁前,那些降元事虏的士大夫们,真可以咣咣撞墙,羞死不足惜!
词的上阕先回忆了南宋繁华都会,人物风流,还保持着北宋的风情传统。“汉上”指江汉流域,词人的家乡所在;“宣政”指北宋政和、宣和年间。
衣冠南渡,而风俗不改,甚至杭州街市的叫卖声,尽为汴京口音。徐君宝夫妻所居的湖南,一直在大宋统辖下,文化保护方面自然做得更好。
然而一旦战事兴起,元军南侵,如洪水猛兽般长驱直入,大好江南,也便如风卷残红,满地哀愁。
于是下阕先写元军南侵以来的现状:“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
接着说到自身遭遇,借用南朝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典故,感慨她与丈夫失散于烽火之中,如今不知伊人何在,今生可还有团圆之日?
其实哪里还有什么“今生”呢?自己短暂如春花的一生,今日就要终结了呀。
“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她一路被押解来杭,好在这里还是临安,还是南宋的都城,而没有被押去元大都。
这句诗表面上说自己还在南方,未曾北行,暗含“生为南宋人,死为南宋鬼”之志;同时也含蓄写出自己依然守身如璧,未遭玷污。
这是女词人在死前最后的表白,也是写给丈夫的遗书。于是接下来冷静哀伤的一声叹息,留下来世相约的时间地点:“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我知道今生再不得见了,唯有魂归故里,徘徊于岳阳楼上,寻找你的方向。
岳阳楼,那是岳阳的名片,滕子京重建,范仲淹题记,“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是大宋风流的胜迹,是他们从精神到物化的家园。
“夜夜岳阳楼”,是结笔,更是绝笔。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对丈夫的忠贞,更有对家国的眷恋。女词人冰心映日月,铁骨壮山河,令人在一掬同情之泪余,更觉钦佩。
我以为,这首词的词眼所在,乃是“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当真触目惊心,闻之泪下。
只因为这句不仅仅是感慨自身飘零,家国沦落,而且眼光视野更宏大、更广阔、更深沉的是,她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早早地为两宋三百年文化被摧残唱起了哀歌。
“清平三百载”,自北宋初建至今三百年过去,如今亡国在即。徐君宝妻的这首绝命词,何止是为自己的命运而悲叹,她更加痛惜的是三百年的宋代文明,“典章文物”。那么博大精深的典章,那么精美宏约的文物,如今都被践踏于蛮夷铁蹄之下,“扫地俱休”,何其痛哉!
那样一个柔弱的女子,花颜柳骨,随风飘零,面临绝境立意赴死之际,却并没有对自身危难多做抱怨,而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更一心感慨宋文明的未来命运,其意境之高,岂是当年宋徽宗北上之际写杏花词所能比耶?
徐君宝妻的担忧是有原因的。
以岳麓书院为例,元军攻占长沙时,书院的学子们犹在上课。数百名书生虽然只是手无寸铁的文人,却也忠义为骨,宁折不弯,面对元军的铁枪羽箭誓死不屈,坚决不肯说一个“降”字,宁可拿起笔尺书箧为武器,与强悍的蒙古士兵对抗,全体壮烈战死。岳麓书院也被付之一炬。甚至,就连徐君宝妻魂牵梦萦的岳阳楼,也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岳麓书院与岳阳楼的熊熊大火,永恒记录了侵略与战争对文明的摧残。
徐君宝妻的芳魂千里归来,又该去哪里寻找她的徐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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