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

管仲很有才干，齐桓公也推诚相待，君臣相得益彰，加上有鲍叔牙这样重臣的支持，管仲在齐国大展其治国本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经济上，管仲实行“相地而衰（音‘崔’）征”（语见《国语·齐语》）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据《管子·乘马》记载，这一制度包括了两个内容：一是“均地分力”，一是与民“分货”。“均地”就是把土地分给各农户，国家和贵族不再保留公田直接经营。农户分到土地后，由一家一户独立进行生产，不再集体大规模耕种公田。“分货”就是征收租税。农户不再耕公田出劳役，而变为向国家或采邑主纳租税。至于税率，《管子·大匡》篇中“案田而税”的标准是：“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比起后世封建社会规定的十分取一的税率为高。管仲征租税最重要的是按土地好坏征收。他把土地分为三大类：平地（包括丘陵地带）、山地和泽地，各类土地征税标准不同，这就是“相地而衰征”。按土地好坏分等征收租税，农户负担比较平衡，不致畸轻畸重，生活生产比较安定，不致流亡，所谓“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相地而衰征”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西周奴隶社会中，实行“国”“野”分治，住在国都和近郊的称为“国人”，他们基本上是统治阶级贵族，住在鄙野中的称为“野人”，他们基本上是农业奴隶。“野人”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被强迫在奴隶制的国家或贵族的土地上劳动。为他人劳动，生产积极性很低。到西周末期以来，奴隶主的土地上已是杂草丛生，所谓“田在草中”，“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经·齐风·甫田》）。奴隶制已无法维持下去。来自社会下层的管仲了解民情，实行这一改革，使耕者由被动变主动，较大地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也使奴隶“野人”逐渐变成封建制下的农民。

在政治上，实行“参国伍鄙”制。“参国”就是把国都划分为士（农）、工、商三种居民区，使各类人聚居一处不相混杂。分士为十五乡，工、商各三乡，共二十一乡。每乡两千家。

野鄙以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一属九万家。全国乡村分为五属，四十五万家。国都是二十一乡，每乡两千家，计四万二千家。四万二千比四十五万，这大约就是当时城乡的人口比例。在野中各级设行政长官管理，还规定了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优升劣黜。从此也可看出管仲改革后，野鄙中的农民已纳入国家编户之民，他们已不再是某个奴隶主贵族的私人奴隶。

治理“五属”的官吏，管仲还要他们随时向上级报告本辖区内的优秀人物和不良分子。若隐而不报，要受到惩罚。

为了扩大政权基础，管仲还在“国人”中创设了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规定各乡长要把本乡有才学和武功的人推荐给政府，称“乡长所进”，是为第一选。乡长推荐的人经过官府有关部门一段时间试用考核，优秀者推荐给国君，称为“官长所选”，是为第二选。国君再亲自询问，用一系列有关治理国家的难题使其解答，并交给一定事做，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称为“公所訾相”，是为第三选。这“三选”制以才能为准则，初步排除了贵贱等级、社会地位和世袭的限制，是对西周以来“世官世禄”制度的一次冲击。

在军事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制度，实行兵民合一，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做法是与国中十五个士乡的行政组织轨、里、连、乡编制相应。每家出一人为士兵，由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士乡十五个，有三万人，编为三军。国君和国氏、高氏二卿各率领一军。这既扩大了兵员，又由于士兵从小相处在一起，互相了解，关系密切，患难与共，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高，明显增强了齐国的军力。

齐国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鱼盐和矿藏，从姜太公立国以来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到春秋时期，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铸、纺织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再加上管仲对土地、租税、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国力日益强盛，这为齐桓公称霸诸侯打下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