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木取信

立木取信

秦国地处西陲，长时间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之邦。到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之时，国力才渐渐强大起来。虽有秦穆公独霸西戎的强大，但后嗣几位君主时期，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曾多次发生内乱，使秦国政权分散，君权削弱，国势日衰。各国也乘机欺负秦国。魏文侯曾用吴起为将，一举连拔秦国五城，夺去了河西大片地方。楚国也攻占了汉中之地。东方各国的诸侯又都看不起秦国了。

秦穆公后二百六十余年，秦国又迎来了几位雄主。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二十一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秦孝公。秦孝公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看到东方国家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东方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量最强大的两霸。秦孝公决心继承秦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于是，秦孝公广揽人才，下诏求贤。

就在这时，有个叫作公孙鞅的人，从魏国来到秦国。公孙鞅又叫卫鞅，原是卫国贵族子弟，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他曾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史记·商君列传》作“公叔座”）为中庶子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临死前，魏惠王曾去探问公叔痤，看到公叔痤病入膏肓，于是极为心痛地说：“公叔你病重，若你不幸走了，国家该怎么办啊？”公叔痤乘机把公孙鞅推荐给魏惠王，希望魏惠王把军国大事交给公孙鞅。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公孙鞅离开魏国。对于老臣弥留之际的一番话，魏惠王没有听进去。他不但没有任用公孙鞅，反而讥笑公叔痤荒唐可笑。《战国策·魏策一》“魏公叔痤病”章记载：“（魏惠王）看望完公叔痤后，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不亦悖乎！’”魏王离去后，也许是公叔痤于心不忍，他把公孙鞅叫到身边，告诉了他对魏王进谏的一番话，并对公孙鞅说，你赶快离开魏国吧，否则会被魏王所擒。公孙鞅非常聪明，他安慰公叔痤说，魏王不会因您的一番话而重用我，同样也不会因您的一番话而杀掉我，放心吧。他没有离去，一直守到公叔痤辞世。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来到了秦国。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关系得以与秦孝公三次相见，终于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动秦孝公，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实行变法。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公孙鞅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百姓能把木头搬移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镒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敢动手去搬移（木头）。公孙鞅又说：“能搬过去的赏五十镒金。”于是有一个人搬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镒金的重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这就是“立木取信”的由来。这可以看作是公孙鞅变法的起点和奠基石。历史上常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如何才得民心呢？其实就是取信于民、言而有信。当一个政权始终能做到言而有信，但凡对黎民百姓承诺了的事情，一定要如期如约兑现，自然就能赢得百姓的拥戴。

公孙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公布的。据《史记·商君列传》载，主要内容有：

（1）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公孙鞅把全国居民，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编定户籍。这样不仅使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户口数，而且便于相互监督。新法规定，有犯法而不报告的，十家都得受到连坐，处以腰斩；报告人和杀敌者同样受奖。隐藏罪犯，按投敌者论处。

（2）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这样就增强了军事力量。

（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4）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要加倍出赋税。努力搞好生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做官奴。

新法公布后，国都很多人议论，一些旧贵族也不满意，其中太子明知故犯。公孙鞅认为，新法之所以贯彻有困难，主要就是这些自恃位高势大以为别人不敢动的大贵族们不遵守。为此，公孙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脸上刺字的刑罚）其师公孙贾”。从此后，再也没谁敢不遵守新法了。

新法推行十年，取得了显著成效。秦国的民众非常高兴，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城乡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同时进一步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

（1）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新法规定把原来的小乡邑加以合并，统一规划为三十一县。县设令、丞（令是一县之长，丞辅助令管文书、库房、狱讼等），直接由国君任免。

（2）“为田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这是把从前所谓的“井田制”那种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可以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这样一来，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3）“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秦国的度量衡，这样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4）又据《韩非子·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秦国焚诗书，一般都以为是从秦始皇开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还根据李悝的《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果固定下来。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也很大。

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统治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从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秦国能够最后消灭六国割据势力，统一整个中国是和公孙鞅的改革分不开的。

秦孝公因公孙鞅有功于秦，“封之於（音‘屋’）、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所以又称为商鞅。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些不甘心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诬告他想谋反。商鞅打算逃往他国，结果在途中被抓了回去，车裂而死。

商鞅虽然被旧贵族杀害了，但商鞅的变法成果，却在秦国生根发芽了，变法中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亡为止。

商鞅变法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在秦国，从此法家思想就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对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焚诗书、禁游说”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政治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