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典志体史著。二百卷。唐杜佑撰。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天宝十一年(752)左右，以“荫补”身份入仕，先后任济南参军事和剡县(今浙江嵊县)丞。后为浙西观察使韦元甫辟为从事。大历六年(771)，任工部郎中。代宗时，历任江西(一作江淮)青苗使、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建中二年(781)，升任户部郎中、判度支。次年，贬为苏州刺史，改饶州刺史。兴元元年(784)，升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入朝任尚书左丞。五年，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任期长达14年之久，政绩卓著。贞元十九年(803)入朝，任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元和元年(806)，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是中唐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理财家和史学家。

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阶级矛盾激化，政府财政窘迫等现状，促使其开始从政治得失的角度去探求历史变动的原因，以及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去寻求政治上的复兴，认识到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不仅取决于统治集团中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各项制度得当与否。因而试图从总结历代各种制度的利弊、得失与沿革入手，为施政提供借鉴。他将史学与政治实践中的看法结合起来，在《政典》、《唐六典》特别是正史“书”、“志”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又摘录《大唐开元礼》等书部分内容，扩展规模，编纂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从“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编纂宗旨出发，《通典》在体例内容上，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施政需要，保留了以前正史中原有的食货、职官、礼、乐、刑、州郡等类目，去除了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释老、艺文等内容，另增加了选举、兵、边防三典。这就使《通典》比以往正史中的“书”、“志”更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并把历代典章制度加以贯通考察，使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各种制度的沿革变迁与社会历史演变的线索和紧密关系。《通典》的内容虽始自传说中的唐虞时代，止于唐肃宗、代宗时(书中晚唐个别材料，系后人所增补)，十分丰富，但作者主要以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得失因革为中心，仅取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九门，并按其与政治的紧密程度依次排列为：《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九门。这样的内容安排，不仅突出了人及其所制定的各种制度在国家兴亡中起的实际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天命”史观，且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作者在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这种篇次顺序的内在逻辑性，不仅从宏观上反映杜氏的施政思想，而且表明了他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他不仅看到了经济的重要，而且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制度为土地制度。故他不但把《食货》列为《通典》之首，而且《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意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而土地兼并又是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试图寻找通过制度上的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其内容综贯古今，极为丰富，而特详于唐代，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强，对唐中期所存在的问题尤为侧重。其材料取自各朝有关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政令措施以及帐册、大事记、私人著述等，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历代盛衰户口”条列举：天宝十四年(755)，“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此国家之极盛也”。并在自注中进一步说明：“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760)，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以人口增减的事实来表明“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所出现的重大变化和唐廷面临的财政危机。但《礼典》占全书二分之一，冗累繁琐。《兵典》较少涉及兵制沿革，而是总结用兵之道，为统一战争提供借鉴。

《通典》叙事，每门先冠以总述，继之以具体内容介绍，并附以相关的各种议论、见解、主张等，以表明或探讨各种制度的成败得失，为人们提供借鉴。各门下又列若干子目，最后，又每每以“评曰”形式进行总结，表述己见。读去眉目清晰。作者还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以注文作为正文的辅翼，对正文所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因而自注不仅可以补正文之不足，而且指出了资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史料的考辨、存疑，表现了杜佑的严谨治学态度。这些为其“将施有政”的编纂目的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由于此书将史学和政治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社会功能，得到了同时李翰、权德舆等的赞许，李翰在《通典·序》中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此后，历代史家竞相效法，使典志体成为主要史书体裁之一。故《通典》的产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使中国史书的体裁不仅有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和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同时也有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典志体。这一史书体裁与编纂体例的创立，为中国封建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它的影响下，后来陆续出现了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清乾隆间官修的“续三通”和“清三通”等一大批典志体史书。

除各种木刻本外，有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十通本，1982年中华书局据十通本重新影印，并重新增编了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