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纲目体通史。五十九卷。南宋朱熹撰。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孝宗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光宗时，除秘阁修撰，知漳州、潭州。宁宗初，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上疏斥责韩侂胄，被罢出朝。生平以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为职志，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贡献。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宋名臣言行录》，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通鉴纲目》主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增损隐括而成，其书起讫，一依《通鉴》之旧，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写作原因有二：一是因《通鉴》卷帙繁多，难得要领，不便阅读，而《通鉴目录》、《举要历》，则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故欲另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史书;二是鉴于《通鉴》正统名分观点还不够强，在“义理”上有所未尽，因而欲严格按照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重加编排，以供取鉴。如朱熹自己所说：“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在体例上，仍以编年的形式叙事，但每事皆分为纲要和细目两部分。纲为提要，顶格大书，模仿《春秋》之经;目则低格分注，用以详叙细节，模仿左氏之《传》，故称为《纲目》。纲为朱熹自定，颇寓褒贬之意。分目细注，由其门人赵师渊等写成。朱熹《与赵师渊书》云：“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御批资治通鉴》卷首下)经此改编，此书卷帙仅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而且，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有简要通俗的特点。纲目体的创立，是《通鉴》之后编年体史的又一发展。其次，重在书法，意在褒贬。《纲目凡例》共分统系、岁年、名号、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等十九门。门下有目，目下有类，凡一百三十七条，详细规定了书法义例，核心思想是效法《春秋》，极力宣扬正统观念和纲常名教思想。朱熹《自序》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由此出发，他把《通鉴》所记之史事，凡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一律予以改定。如司马光作《通鉴》，主张不别正闰，据其功业之实而书之，三国史事以曹魏年号系年，《纲目》则黜魏年而系汉统，改以蜀汉为正统。又武后改国号为周，《纲目》则记唐中宗之年，而书帝在某地，以仿《春秋》书鲁昭公为三桓逐出后居乾侯之例。同时，朱熹嫌《通鉴》一书在维护封建礼义道德、名分等级等方面尚不够，通过设凡起例和史事的评论，在《纲目》中更大大增加了这方面的比重，全书处处充斥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纲常名教的政治说教。正如贺善评论说：《纲目》一书，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

虽然此书史料价值不高，但因其思想内容比《通鉴》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加以叙事简要，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赏识。南宋尹起莘评论说：此书“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宋元以来，多有为此书作注或采用此体著书者。为之作注的主要有七家：南宋尹起莘的《发明》，刘友益的《书法》，均以发挥义旨为主;元代汪克宽的《考异》，以辨正文字为主;王幼学的《集览》，徐昭文的《考证》，明代陈济的《集览正误》，冯智舒的《质实》，均以训释名物为主。明弘治年间黄仲昭校刊本，始以七家注文散入原书之内，仍为五十九卷，是为后世流传的形式。采用此体撰写通俗史书的，如明代商辂奉敕编写《资治通鉴纲目续编》，接叙宋元史事;其后南轩又作《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起于上古，止于三家分晋。明末刻本多以三书合刻，而以陈仁锡评阅本最为流行。清代对此类书尤为重视，康熙帝以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取代南轩之书，在陈仁锡评本基础上更加评定，编成《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时又敕撰《通鉴纲目三编》，专述明代史事，从而形成了贯穿古今的“纲目体”史书。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纲目》一书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科举考试策论也概以此书为准，实际上成为钦定的政治历史教科书，其影响十分深远。作为一种通俗而简化的史书体裁，它与纲目体诸书多便于初学入门者了解历史知识，在体裁上也有一定地位。但它除便于初学者外，并无多少史料价值可言，又因充满了封建思想观点，故自明末清初以来，便有一些学者对它提出批评。顾炎武即对世人多习《纲目》不满，认为朱熹改编的《纲目》，“必不如《通鉴》”(《亭林诗文集》卷二)。章太炎更批评“尊《纲目》为圣者，村学究之见耳!”认为作编年史“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此不易之理也”(《史学略说》上)。民国初年以后，这种纲目体裁便被淘汰。

初刻于宋嘉定十二年(1219)，由门人李方子据朱熹稿本参定刊行。《纲目凡例》则由门人王柏于咸淳元年(1265)刻于金华，先是单本别行，不久与正文合刻在一起。自元明至清，版本众多。较通行的有《通鉴纲目全书》本和《资治通鉴纲目》四编合刻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