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著。四十二卷。南宋袁枢撰。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孝宗隆兴元年(1163)试礼部，词赋第一，登进士第。调温州判官，教授兴化军。乾道七年(1171)为太学学录，曾三次上疏孝宗，要求朝廷广开言路，规划抗金，恢复中原。乾道九年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大宗正簿、太府丞、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等官。为人守正不阿，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宋史》列传时，章惇的后代曾以同乡关系，请他文饰章惇之传，遭其严正拒绝，称：“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人赞其“无愧古良史”。著有《学易索引》、《易传解义》、《周易辨异》等。《通鉴纪事本末》撰成于他任严州教授时，是其史学代表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

唐宋以前，中国史著体裁的主要形式不外编年、纪传二体。两者在历史编纂学上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四库提要》卷四十九)。司马光编修《通鉴》，虽已吸收、融会了纪传体史书的优点，设法对编年体的缺陷作了某种弥补和改进，但因卷帙浩繁，仍使人觉得难以驾驭数千百年的史事。袁枢在阅读这部史学巨著过程中，“苦其浩博”，于是自出新意，抓住了历史以叙事为主的中心任务，对《通鉴》重新作了改编。将其内容按事件为中心，区别门目，分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独立成篇，冠以醒目的标题，如“秦并六国”、“诸葛亮出师”、“安史之乱”等，总共归并为二百三十九个标题。其叙事均抄撮《通鉴》原文而成，断限也与《通鉴》相同，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如果说，司马光撰《通鉴》，强调“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现实政治的借鉴，那么，袁枢改编的基本目的也是如此。其书侧重的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战关系，农民起义等，对历代的治乱兴衰尤为注意。从其所立的标题，如“七国之叛”、“王莽篡汉”、“光武中兴”、“窦氏专恣”、“宦官亡汉”、“黄巾之乱”、“羌胡之叛”、“西晋之乱”、“贞观君臣论治”、“吐蕃请和”、“李林甫专政”、“安史之乱”、“朋党之祸”、“藩镇之乱”等，即可知其选择的重点与倾向。书中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均予大书。其意图即在探讨历代治乱的根源，以起“有补治道”的作用。因此它一经编成，便得到当时参知政事龚茂良的重视，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孝宗读后赞叹说：“治道尽在是矣。”并分赐太子和前线诸帅。说明它在为当时现实政治服务方面是起了作用的。然而，此书在中国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既不是由于这种政治作用和历史见解，也不在于它的史料价值，而在于它在历史编纂学上别开生面，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著史体裁，形成了与编年、纪传鼎足而三的新格局。

与编年、纪传二体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具有显著的特点。就整体结构而言，它以事为中心，在对《通鉴》作通盘考虑的基础上，选择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事件，将其更集中，更突出地编纂起来，保存了历史的主干，既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历史的概貌，又比纪传、编年体来得简明扼要。以横断层面而言，它因事名篇，编排灵活，在每一单篇里，专门记述某一历史事件，不旁及他事，集中和综合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所有史料，而且仍按时间顺序排比，这样，就首尾完备地显示出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又比纪传、编年体来得翔实完整，脉络清晰，而正好避免了纪传和编年二体的弱点。从我国史学发展来看，确是史体上的一大进步。此书去取剪裁，颇为精密。经改编，其份量只有《通鉴》的二分之一，且叙事集中而引人入胜，故被称为阅读《通鉴》的门户，诚“史学之捷径也”(闵萃祥：《汇刻九朝纪事本末序》)。当然，此书也有缺点。首先，其内容限制在《通鉴》一书之内，系抄录《通鉴》原文而成，史料价值是不高的。其次，政治、军事以外的内容太薄弱。经济方面只有“奸臣聚敛”和“两税之弊”两题，文化方面则付阙如。第三，事件之间相对独立，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因其记事的局限性和体裁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它并不能取代原有的纪传和编年等形式。

此书问世以来，深得历来史家的好评，清代章学诚曾称赞这种体裁“因事名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文史通义》卷一)。《四库提要》说它“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四库提要》卷四十九)。梁启超也说：“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规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由于该体裁本身的长处，自宋至清，仿效其体写史者相继而起，比较著名的就有十几部，内容上起远古，下迄清代，从而使纪事本末体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同时，中国近现代史著一般采用章节体，既受西方、日本近代章节体的影响，也是对古代纪事本末体的继承。

现存最早版本有宋淳熙三年(1176)初刊于严州郡学的小字本和宝祐五年(1257)重刻于湖州的大字本。明末张溥曾就此书写成史论若干篇，附于各篇之后，清江西书局、广雅书局等即据此论正本加以刊刻。通行较好的本子有商务印书馆据宋刻大字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另有196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