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纪传体通史。二百卷。南宋郑樵撰。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青年时不应科举，筑草堂于夹漈山中，刻苦力学三十年，访书十年，学者称为夹漈先生。尝广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于经史、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草木、虫鱼之学，无不究通。北宋靖康之变后，曾投书给事中江常和签枢密院事宇文虚中，欲为国效力。绍兴十九年(1149)，携所著书十八种、一百四十八卷，徒步二千里，至临安，奏献于朝廷，高宗诏藏于秘府。后数年，因侍讲王纶、贺允中之荐，受高宗召见，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不久遭御史叶义问弹劾，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摄检详诸房文字。次年，高宗诏命其进献所著《通志》，诏下之日，他已病逝故里。生平著述丰富，达八十四种、一千多卷，但大多散佚，除《通志》外，今所存仅《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等数种。

《通志》包括《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共五百多万字。其体例除纪、传和以前纪传体史书相同外，世家仿自《史记》，载记本于《晋书》，又改表为谱，改书、志为略。记事断限各部分稍有不同，本纪从三皇到隋，列传从周到隋，二十略则从上古至唐。因古代记事之史谓之志，故取名《通志》，也即通史之意。

郑樵修书的本意，在于“会通”诸史，总辑一书。《通志·总序》开宗明义指出：“会通之义大矣哉!”他认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诸家之书，散落人间，靡无所定，安得为成书乎?”(《夹漈遗稿》卷三)，因此，历史著作也应贯通古今，由“会天下之书”入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从而达到“极古今之变”。由此出发，他极力提倡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特别推尊司马迁的《史记》，称它能上稽孔子著述之意，创立了通史的规模，而贬抑班固的《汉书》，认为自班固以下断代为史，致使“周秦不相应，古今成间隔”，割断了历史的联系，失去了会通的宗旨。甚至斥责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通志·总序》)。其编写《通志》，目的就在矫正断代为史之弊，恢复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不过，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其纪传部分大都损益诸史旧文而成，主要是汇集综合各史的材料，删除其中重复的部分，有的间加按语，同时也补立了不少旧史所无的新传，如春秋战国时期，增补的传有一百二十九人，其他时期也有所补充，但仍是抄撮旧文略加删改。因此，虽说在编纂上也做了一些区分类例、贯通年代的工作，终系抄录旧史记载，未能如《史记》、《通鉴》那样融会贯通各种史料，自成一家之言，故其纪传部分并无多少新意，价值也有限。此书的精华在二十略，具体分目为：《氏族略》六卷，《六书略》五卷，《七音略》二卷，《天文略》二卷，《地理略》一卷，《都邑略》一卷，《礼略》四卷，《谥略》一卷，《器服略》二卷，《乐略》二卷，《职官略》七卷，《选举略》二卷，《刑法略》一卷，《食货略》二卷，《艺文略》八卷，《校雠略》一卷，《图谱略》一卷，《金石略》一卷，《灾祥略》一卷，《昆虫草木略》二卷。这是郑樵用力最深且引以自负的，他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通志·总序》)郑樵的说法不免夸大其辞。其实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也属于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唐代刘知幾曾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至于六书、七音、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七略，以往旧史很少涉及，确是郑樵的首创。二十略的突出成就，是把旧史书志的范围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涵盖了学术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文化史方面的内容更为充实，从而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课题和范畴。它在广泛搜集历代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整理，将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分门别类，不仅记述了各门学术的内容，还探讨其源流、演变，说明其来龙去脉，考察了其发展的进程。在编写中，贯彻了其“会通”的思想。如《氏族略》探讨了姓氏的起源，区分姓氏由来为三十二类，叙述了姓氏之学的演变发展。《都邑略》记述了历代都城的地点、位置，考论了其政治、地理形势及建都原因和得失。《校雠略》阐明其主要任务是辨别和考镜学术源流，提出了图书分类的原则，以及整理、搜访图书的方法。《图谱略》辑录了历代各种图籍，指出了图表与书籍相互依傍的关系及其重要性。《金石略》著录了历代的钟鼎碑刻，强调了金石文物史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为金石学的确立作出了贡献。《六书略》、《七音略》探讨了文字、音韵之学，论述了语言文字史发展的概况。《昆虫草木略》记录了各种动植物的名称、形态、用途等，也是研究动、植物学的重要资料。由于二十略创造性地继承了旧史的书志并加以发展，因而在史学上为编制各种制度史、社会史、学术史等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此书从帝纪、列传等形式来看，可算是一部通史性质的书，但因其主要精华在二十略，性质与《通典》相近，所以后人还是把它与《通典》、《文献通考》相提并称，列为“三通”之一。

书中，郑樵还尖锐地批判了学术史上相沿已久的两种恶劣传统。一种是阴阳五行灾祥理论，他称之为“妖学”和“欺天之学”。《灾祥略》指出，历来所谓的阴阳五行、灾祥之说，“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并分析了灾祥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史学领域的泛滥和表现。其所作《灾祥略》，则“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生之说，所以绝其妖”;作《天文略》，也“正欲学者识重象以授民之意，而杜绝其妖妄之源焉”。另一种是史书中主观任情的褒贬之说，他称之为“妄学”和“欺人之学”。认为历来所谓的以一字寓褒贬之说，“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在《通志·总序》中，他列举大量事例，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的种种作法，是“伤风败义，莫大乎此!”主张史家写史，必须做到“平心直道”，如实地反映历史，不必妄加褒贬。只要史实清楚，无待美刺，便善恶自明。郑樵还十分重视实学，反对空言著述。认为当时的“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尚雕搜”，两者表现形式虽不同，实际上却殊途同归，“非为实学也”(《通志·图谱略》)。对北宋以来的理学尤痛加批判，指出道学家“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其流弊极深。其所说的“实学”，指的是从实践中获得知识，在方法上则强调书本知识要和实际考察相结合，尤为可贵的是提出儒者要注意学习农民的实际知识。他说：“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通志·昆虫草木略》)在《昆虫草木略》中，他以亲身实践所得去纠正《尔雅》等书中的错误。以上郑樵所表现的批判传统的精神及重视实学的主张和实践，是十分可贵的。

历来对《通志》的评价颇不一致。其中以清代章学诚评价最高，称：“郑樵《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又说：“独取三千年来遗文古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也。”(《文史通义》卷四、卷五)《四库提要》则谓其纪传“因仍旧目，为例不纯”，指出“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即对二十略也多有批评，但仍认为“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四库提要》卷五十)。梁启超评论说：“《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现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应该说，《通志》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毋庸讳言它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体例上仍未突破纪传体正史的格式，虽然郑樵明确提出了“会通”的观点，但在其史学实践中并没能做到充分的体现，其过分贬抑班固、轻视断代史的说法也不无偏颇，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存在着事实失据、取舍不当的粗疏之处。

现存最早的是元大德三山郡库刻元明递修本和元至治二年(1322)福州刻本。较通行的有清武英殿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十通》合刊本，后附考证、索引，颇便检索。另自南宋末年起，便常以二十略单独刊行，名为《通志略》，版本也较多。1984年中华书局予以重印，并增编了目录，置于此书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