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校雠略》(是什么书_内容主旨介绍)

目录学理论专篇。南宋郑樵撰。郑樵(1103—1162)，字渔仲，人称夹漈先生。福建莆田人。历任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枢密院编修。此篇是《通志》二十略之第十六略。由《秦不绝儒学论》、《编次必谨类例论》、《编次必记亡书论》等二十一个专题论述组成，详细论述了目录编纂各方面的理论。以后他把这些理论运用到《通志》中的《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的编撰中。

在图书分类理论上，郑樵认为分类的最基本之处便在于遵循唐魏徵提出的“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原则，一类之书，当集中著录于一处，不可有所分散。所谓一类之书，是指以书的内容性质归类，把书名作为主要著录标目，即所谓“以人类书”。反对以撰者为主要著录标目的“以书类人。”如此才能避免把相同责任者的不同类书归入同一部类。郑樵认为图书分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学术分类为基础，强调剖析学术源流、重视类例的作用，以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反之，学之不专，在于书之不明，书之不明，在于类例不分。要使图书部伍分明，能够考镜学术源流，就必须建立一个严密的分类体系，通过分类体系本身体现学术发展的总面貌，使古今学术流变，当代文化特征、古今图书存佚都能准确地反映出来。郑樵把这一分类理论用之于实践，在《通志·艺文略》中，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分类体系，把图书分为十二大类(第一位类)，类下分家(第二位类)，共八十二家，家下分种(第三位类)，共四百四十二种。通过三级分类类目统驭图书，做到“虽多而治”。

在图书的著录和目录编次上，郑樵从文献“会通”和目录必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观点出发，认为图书的著录不能只记现存之书，忽略亡佚之书。应将书、图兼收，通录古今、全备本末，即“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并要求更多地注重反映近现代文献。郑樵认为目录的编次要实行专人治专书，人久其任，合众人之力通力合作，最后由一人总其成的原则。同时要做到编次全面，一书中具有多种主题，应分别标出名目，归并相应各类，从编次方面去剖析学术源流。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的《通志·艺文略》共著录图书一万零九百十二部、十一万零九百七十二卷，接近了以前历朝各家书目著录图书数量的总和，基本上做到了总古今有无之书。

在图书的解题和编目上，郑樵提出“泛释无义”论。他认为解题的有无要视需要而定，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持一概之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必编写提要加以序释，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分类的方法，通过细致严密的分类来揭示图书内容、反映图书思想，使读者了解到一门学术从古到今的渊源流派。即使对应释之书，也必须抓住内容重点，做到言简意赅，如果不顾实际需要不加区别地从形式上加以全面释义，反而失去了解题的作用。在《通志·艺文略》中，他的群书提要就是根据这一精神编写的，做到了不强求一律。

郑樵还提出了采购图书的八种方法，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作为后世的指针。

《通志·校雠略》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理论专篇，也是二十略中论述最为精彩的一略。郑樵总结了自西汉刘向、刘歆以来一千余年的目录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明确提出或从未提出过的新理论，为古代目录学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图书的分类、著录、解题的作法，图书资料的搜集，类例、学术、图书存亡三者的关系所作的精辟论述，对后世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评论：“郑樵生(司马迁、班固)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后来的《续通志·校雠略》、《皇朝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广校雠略》等均以此略为宗。

《通志·校雠略》在宋时曾同其他十九略一起先刻单行，但后来历朝便随着《通志》一起刊行。直至明代又有了二十略单行本《通志略》五十二卷本。重要的有明陈宗奎校刊本;清嘉庆十一年(1806)长洲彭氏刻本;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